8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以修宪为理由，如何一步步暴力操纵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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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宪法、制定自主宪法是自民党执政当局长期以来确立的目标。早在50年代，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改宪派”就开始运作改宪事宜。但是，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以及“护”、“改”两派势力的冲突和较量，修改宪法问题一直未能纳入具体实施的轨道。

1、修宪的图谋

中曾根登台组阁后，明确地把“改宪方针”列入自民党的决议中，把改宪当作自民党的“党是”，迈出了切实的步骤。

中曾根曾就修改宪法问题表示说:

我对宪法中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平主义、国际协调等基本理念予以高度评价，可是，任何制度、法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应经常向更好的方向修正，我认为有研究的必要。

他还认为，日本正处在变革的时代，是修改宪法的时候了，同时把反对修改宪法的势力称作“锁国派”。

他说:

今天的日本如同幕末向明治过渡一样的时代，从幕末到明治的政治课题是锁国还是开国，现在的政治课题是做改正宪法、创建自卫军、提倡与国联协力的开国派，还是做反对宪法改正，结果是主张中立孤立的锁国派。

自民党“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会长岸信介)甚是欣赏中曾根的改宪态度，在给中曾根的一份文书中说:

从年轻时就对自主制定宪法燃烧着热情的中曾根总裁的诞生，能够以当年的初衷和坚定的信念，推进(宪法改正)国家事业。

然而，“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的打气并未能推进宪法改正运动的顺利发展，缘于政府内外反对宪法改正的呼声甚高，包括自民党内也有一部分势力反对修改宪法。

1983年12月，这部分护宪派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新自由俱乐部”，使议会中的护宪势力超过2/3。加之当年10月，司法机关对前首相田中角荣贿赂案的审判，自民党“黑金政治”的内幕被曝光，社会各界对自民党的不信任感加剧。在这样的局势面前，中曾根内阁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行事，遂在改宪的步伐上放慢下来。

1985年，在自民党成立30周年的时日，鉴于改宪问题的敏感性，自民党内的一些“改宪消极派”议员，如河野洋平、石田博英等人提出应将“自主制定宪法”的方针从党纲中删除。

1985年6月，自民党“政纲等改正调查委员会”成立一个“政纲等起案小委员会”，就河野等人的提案进行协商。结果，小委员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删除“自主制定宪法”的意见，但对改宪问题明显持消极态度，只提了一句称，“不断严肃地为修改宪法而努力”。10月2日，“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在会长岸信介的授意下召开紧急会议，对小委员会的提案进行反击。

自民党“宪法调查会”会长稻叶修、自民党政调会干员藤尾正行、自民党干事长金丸信等“改宪积极派”也都站出来攻击小委员会提案。

最后，提案又修改为:

自主制定宪法，即自主改正宪法是我党建党以来的党是，今后继续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适应时代的变迁就宪法改正(问题)进行商讨。

可以看出，自民党还是没有放弃“党是”，只是迫于无奈，在改宪问题上有所收敛，出现了“降调”趋势。对于自民党改宪步伐的放慢，“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会长岸信介十分恼火，骂中曾根是“风向标”、“墙头草”。

还在一次党的大会上猛烈批判自民党在改宪问题上的“懦弱”，他说:

自民党中有人忘记了我们是改宪政党，请年轻的议员们学习一下党纲和宪法的制定。有人虽然知道我们是改宪政党，可是称现在不可能(改宪)，对改宪失去热情。(改宪)在我闭上眼睛之前难道就不能实现吗?

历史的确是无情的，就在岸信介讲话后的第2年，即1987年8月，这位一贯坚持反动的皇国史观，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终于没有看到宪法改正的那一天撒手而去。

2、右翼势力的推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尽管自民党执政当局在改宪问题上放慢了脚步，但是，自民党政治家中的积极改宪派并没有放弃改宪的幻想，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策略，通过“自主宪法制定国民会议”和“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等两个半官半民右翼组织(这两个组织在各地方都有基层组织)，运动地方，蛊惑民众，进行改宪的宣传和煽动。

1985年，在举行“纪念昭和天皇即位60周年式典”的日子里，“自主制定宪法爱知县民会议”就提出“关于天皇地位”的改宪条款，要求在宪法中明确天皇的地位，当然不是指现行宪法中“国民统合象征”的地位，而是主张恢复战前天皇的权威和统治地位。

1988年，“自主宪法制定国民会议”和自民党“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还共同编写了题为《如何修改现行宪法》的小册子，广为散布和传播。其中醒目的两条是修改“天皇的地位和权限”条款以及“战争放弃”条款，这也正是和平宪法的真谛和精髓所在。

“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以下简称国民会议)最初是以“实现元号法制化国民会议”为母体组成的，除一批右派学者参与外，还有一些政界、财界的要员参加，如自民党要员竹下登、永野茂门(1994年口吐狂言的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都参加了这个组织。

国民会议在推进实现元号法制化后，便着手实行宪法改正的推进工作。他们先从基层入手，着眼于运动地方议会，促进地方议会通过改宪决议案，然后再向国会施压，以此作为敦促国会通过的筹码。

为此，国民会议制定了《展望宪法运动三年构想》，内中指出，“改宪运动是长期而持续的运动，所以，必须分阶段性地进行”，该《构想》计划在1981年开展两项工作，分别是:

通过防卫教育就修改宪法展开广泛的启蒙教育;推进启蒙教育的母体是县民会议，所以要促进国民会议的结成。

1982年的计划是:

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和3000个市町村组织县民运动，达成地方议会决议。

1983年计划为:

取得县以下地方议会决议的成果后，强化县民会议和市町村民会议的组织力，召开“县民总崛起大会”，唤起舆论；在本年众参两院选举及地方统一选举之际，向各政党提出国民运动的政策，实现改宪派势力的一大集结。

可见，国民会议的改宪运动已不局限于大轰大嗡，而是首先在组建各地方国民议会上下工夫，不仅在全国各都道府县都建立起下属的国民会议组织(支部)，同时，在3000多个市町村也成立了国民会议。

这样，自下而上，当控制了相当的势力后，再运动地方议会作出决议，然后利用地方议会的决议“唤起舆论”，向国会施压。其组织手段、规划、策略都是此前改宪运动不能比拟的。

另外，在宣传上，国民会议也大动了脑筋，并以庞大的财力为后盾，展开了切实的步骤。

他们明确规定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现行宪法的批判，即：

围绕确立防卫体制进行宪法批判。通过教育正常化运动进行宪法批判。通过(宣讲)制定宪法的过程进行宪法批判.....

具体方法:

是利用电影吸引群众，扩大舆论，放映由他们编辑拍摄的如《保卫被威胁的北方》、《思考、修改现今的宪法》、《日本的生命线》、《日本的安全保障与宪法》等影片;
二是掀起推动地方议会作出改宪决议的运动;
三是利用多种形式发展各地方的国民会议组织。

通过上述的组织活动和切实手段，国民议会还准备把包括反共在野党在内的2/3以上的国会议员汇聚在国民会议的大旗下，争取70%以上的民众加入到改宪派队伍中来，最后实现改宪的目标。

在国民会议的运动下，最先作出改宪决议的议会是别府市议会，以21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这一“成果”大大鼓舞了右翼们的士气，1982年5月2日，国民议会召开“是改宪还是护宪”的讲演会，不仅有右翼势力参加，还邀请了主张护宪的社会党代表到会，目的是把护宪派置于拥护改宪的民众的靶子下，进而争取更多的民众，扩大改宪派的影响。

3、右翼势力的暴力事件

从80年代兴起的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群众运动，引起社会右翼保守势力的极度嫉恨和反感，千方百计予以捣乱和破坏。

当然，他们的嫉恨又与执政当局的态度合拍，所以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有关当局明里暗里的支持。1989年5月，枥木县和平反战团体在举办“战争责任写真(照片)展”活动中，遭到右翼的无理刁难和开枪威胁恫吓。

5月22日，右翼团体“忧志会枥木县本部”得知和平反战团体要在鹿沼市文化中心举办“战争责任写真展”后，立即出动街宣车进入鹿沼市，攻击“写真展”是“告发和反对昭和天皇”，“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必须停止展出等。

随后，他们又正式向市长和文化中心负责人递上“停止借用会场劝告书”，准备釜底抽薪，制止写真展活动。市长和文化中心负责人迫于右翼的压力，不敢出借会场。展出主办团体无奈，又准备借用西那须野町的公民馆使用，但也遭到拒绝，使写真展无法如期进行。后来，和平反战团体成立起“抗议侵害言论、集会自由”的市民组织，同右翼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准备于9月2日，在小山市市民会馆举行写真展活动。

但从8月24日起，小山市民会馆就不断接到恐吓电话，威胁展出部门一旦展出的话，就予以撕毁云云。8月25日，右翼的街宣车上了街面，在小山市散发传单，攻击展出活动是“赤化暴力革命”，又对小山市和会馆发出“中止劝告书”，试图袭用在鹿沼市使用的办法破坏这次写真展活动。但是，主办团体顶住压力，绝不屈服。8月28日，包括关东地区的一些右翼团体纷纷出动，集合了22辆街宣车，在小山市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摆出一副不破坏写真展决不罢休的架势。

9月2日，写真展如期展出，十余辆右翼宣传车围在会场周围破坏捣乱。更严重的是，当日晚，右翼竟向会场发射数发45毫米口径的枪弹以此威胁主办团体和前来参观的观众。

奇怪的是，向以尊重民主和保护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而自诩的日本政府、警方对这类事件却是“司空见惯”，正当的民众活动得不到保护，结果，“战争责任写真展”不得不在遗憾中落幕。

当然，妨碍和破坏和平反战团体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事例绝不仅仅发生在枥木县，在日本各地都有过类似事件的发生。1998年2月，针对东京都准备建设和平纪念馆的动议，大日本爱国党、大行社等团体连日举行街头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基于自虐史观的错误历史认识而进行的展示，莫如改为慰灵展的设施”。

仅大行社就搞了80余次“批判东京和平纪念馆街头宣传日”，平均每月9次，出动560多人次，160余车台次。全爱会集结十余个团体，出动20多台街宣车，也参与反对建设和平纪念馆的斗争。认为纪念馆的建设是“亵渎战殁者及遗族”，“是亵渎东京大空袭的死难者”等。

更典型的例子是长崎市长本岛等的被刺事件。

1990年1月18日，长崎市长本岛等在市政府门前上车之际，正气塾成员田尻和美突然闯上前来，不由分说开枪击中本岛，本岛负重伤险些丧命。缘于1988年12月7日，本岛在县议会会议上回答共产党议员的质问时说，“我认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哗然。

右翼势力立即行动起来，出动街宣车，散发传单，拨打恐吓电话，威胁本岛收回发言。

据《长崎市长记录》载:

接到从市议会、自民党县联、右翼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量的抗议和威胁(电话)，市秘书课、电话交换室、守卫室每天都昼夜不停地响着电话铃声，市长公馆也是如此，电报、电话、信件、明信片铺天盖日一般。大量的街宣车涌到，造成交通阻塞，噪音、恐怖的年末寒岁给市民带来了麻烦。

从中可以想像到右翼势力的猖獗。

1983年3月7日，长崎市也发生一起暴力事件，而且，被袭击的竟是市议会的议员。事情起源于1972年，长崎县当局制定了《支付慰灵碑管理维护补助金要纲》，规定每年用一部分公款支付县内慰灵碑、忠魂塔的维护管理。

按着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用公款支付慰灵碑、忠魂塔之类的宗教设施费用属于违宪，冈正治等议员虽然提出异议，但由于自民党议员占据议会的多数，冈正的反对议案被否决。这以后十数年来，长崎县当局一直依此《要纲》每年拨款付诸实施。

1982年3月24日，大阪府地方法院就箕面市利用公款支付忠魂碑费用诉讼案判处违宪。冈正治等议员遂也向长崎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状告长崎县当局的违宪行为。当年10月4日，法院举行第一次听证会，遗族会、乡友会(旧军人组织)、正气塾等右翼团体成员涌进会场，对冈正治等原告侮辱漫骂，什么“非国民”、“卖国贼”、“巴嘎牙路”等。

1983年2月28日，几辆正气塾的街宣车跑到冈正治工作的长崎教会前，用高音喇叭指名道姓漫骂冈正治是“国贼”忠魂碑是纪念为天皇战死的英灵，亵渎战死者，对天皇陛下不敬者是卖国贼，冈正治滚出长崎。......

这以后，右翼的街宣车隔三差五出动攻击漫骂，竟连续长达40余天之久。3月7日这天，正气塾两名成员竟然闯进长崎市议会会场，不由分说就对议员冈正治大打出手，冈正治猝不及防，被打伤人院，议员会议也只好中断。

右翼势力在疯狂破坏和袭扰和平反战运动的同时，还运动政府当局展开建立“慰灵碑”的活动。日本战败投降后，盟总曾明令拆毁有关宣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慰灵碑”、“慰灵塔”之类的建筑。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建碑风盛极一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列岛的所有地方，包括偏远的山区、人迹罕至的渔岛以及相对落后的农村，几乎都可以看到宣扬“大东亚战争”的碑塔建筑。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岛就有各类“慰灵碑”、“忠魂碑”60多座。其中建在三龙山三龙寺的13重(层)慰灵塔，是为广岛出身的56名被处决的战犯所立，A级战犯、原东条内阁大藏大臣贺屋兴宣题写的碑文:

为国家献身而战，麦克阿瑟也说过，当时从内心是反对军事审判的，刑死者同战死者应享受同样的待遇，合祀在靖国神社。

13重慰灵塔旁边还有一座慰灵碑，上面写道:

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来广岛时，论述了由战胜国单方面军事审判的非法，他对遗族们说......审判你们丈夫和儿子的联合(国)军的人们，不久就要受到神的审判，历史可以证明。

此外，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显彰”东条英机等被处决战犯而建立的石碑。1979年10月，在日本遗族会和“刑场遗址保护会”的运动下，经内阁会议批准，东京丰岛区建设委员会决定在当年东条等人受刑处建立纪念碑，该碑于1980年6月19日竣工，碑高两米，成为社会各界右翼保守势力顶礼膜拜的“圣地”。

1982年5月，九州也建起一座“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碑高7.3米，耗资6600万日元。碑文写道:

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36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与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

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大东亚战争”的溢美之词，也是战争责任顽固派真实心理的写照。

2000年8月4日，在位于金泽市的石川护国神社前，竖立起一座高达12米的“大东亚圣战大碑”。碑正面刻有“太阳旗”和“大东亚圣战大碑”的字样，碑的背面刻有“八紘为宇”。石碑下部正面刻有原日本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美化战争的诗文，在其他三面刻有赞助建碑的个人(约650名)和团体(约250个)的名字。

综上，不难看出，从80年代开始激化的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是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为内因，以亚洲及太平洋地域国际关系的变化为背景，以日本反人类、反人道战争罪行被深刻揭露和曝光为前提。

以亚洲各国民间被害索赔提上日程为内容，以日本民间反战和平运动为支撑，使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并未认真解决的、长期“沉寂”的战争责任问题浮出水面，而日本执政当局态度暧昧、百般推诿、甚至倒行逆施，社会各右翼势力又推波助澜，终使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呈现出尖锐化趋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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