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10次屠城，有一规律，都是野蛮碾压文明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

这话听着心酸，可背后是血淋淋的历史。

翻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书，辉煌灿烂的文明背后，总有些页码是暗红色的——那是血染的。改朝换代、外族入侵、军阀混战……每一次动荡，最遭殃的永远是老百姓。

而“屠城”这两个字，更是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不过仔细看过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10次屠城，竟然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野蛮碾压文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越野蛮的统治者或入侵者，发生恐怖屠城的几率越高。尤其是元清以及日军侵华时期，屠城频率最高，而且屠城的残忍程度，是中国其它朝代不能比拟。但最令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则属鬼子侵华造成的南京大屠杀。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十次屠城的史料情况。

每个血淋淋的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一：南京大屠杀。

这事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可每次提起，心里还是像刀割一样疼。

1937年冬天，日军攻占南京。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见人就杀，在中山码头、草鞋峡、鱼雷营……到处是集体屠杀的现场。

残忍的日军到底屠杀了多少人呢？

官方数据有两个依据：

依据1：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认定：

“在南京沦陷后的六个星期内，我军民被日军集体屠杀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余人，被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团体收埋者达15万余具。”两者相加超过30万。

依据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判决书认定：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该判决同时指出：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中国学者孙宅巍、张宪文等通过档案、埋尸记录等综合研究，支持“30万以上”的结论。

日本部分右翼学者质疑该数字，但主流史学界（包括许多日本学者如笠原十九司）承认大规模屠杀的存在，对精确数字虽有不同估算（20万至30万之间），但均属“大屠杀”范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30万以上”是中国官方和主流历史学界采纳的数字，具有坚实的史料和司法基础，不是野史或民间虚说的。

在这起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心碎——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看到惨景时做了一个小小的估算，几乎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死在日军屠刀下。

这是不敢想象的，目前笔者所在之城，也不过三十万人口。

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那不是数字，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今天南京江东门街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建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

每到12月13日，警报长鸣，全城默哀。

这声音，是在告诉咱们：不能忘，不敢忘。

其实，还应该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凡日本人禁止进入南京城。

这不是没有胸怀，而是一种纪念的方式，对死者的永远的纪念，尤其是在今天日本还不承认、甚至歪曲历史的背景下。

二：扬州十日。

1645年，清朝顺治二年。

这时候明朝已经亡了，但江南一带，南明小朝廷还在抵抗。

扬州城，成了清军南下的第一道关卡。

守扬州的是史可法，后世称他“史阁部”。

清军统帅多铎派人劝降，许他高官厚禄，史可法回了一句话：

“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

于是多铎调集十万大军围城，史可法手里只有一万多人，可他愣是守了七天七夜。

五月二十五日，城破了。

多铎进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屠城。

这场屠杀，整整持续了十天。

有个叫王秀楚的幸存者，后来写了本《扬州十日记》。

他是扬州本地人，城破时躲在屋里，亲眼目睹了这场惨剧。

书里记的，都是他亲眼所见。

清兵挨家挨户砸门，见人就抓。

男人被捆成一串一串的，像赶牲口一样赶到空地上，然后用长矛乱捅，有的还没断气，就被扔进火堆。

女人更惨，年轻漂亮的被抢走，剩下的被当街凌辱。

王秀楚看见，有妇女被剥光衣服，用长索拴着脖子，像狗一样被牵着走。走不动了，清兵就一刀砍死。

孩子呢？满地都是婴儿的尸体。

有的被马蹄踩烂，有的被扔进井里。

十天后，多铎才下令停止。

可扬州城已经毁了，和尚们出来收尸，光登记在册的尸体就有八十多万具。

当然，这个数字有争议。

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安东篱和中国学者张德芬认为80万可能夸大，但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这场屠杀的残酷程度，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扬州十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记忆之一。

80万这个数据被现代历史多方考据，认为有一个疑点。

明末清初扬州府（辖三县）总人口约100万，扬州城人口最多不超过50万。80万死亡人数超过全城人口总和，逻辑上不可能。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估计死亡人数为数万至数十万。

中国学者顾诚在《南明史》中未采用具体数字，但指出屠杀极为惨烈。

《清世祖实录》等官方史料讳言屠杀，但间接承认“诛戮甚众”。

结合各方史料数据，综合当时城市规模、战争时间和清军兵力（约10万），较为学界接受的估计是死亡人数在10万至30万之间，但屠杀的残酷性毋庸置疑，都是震惊史册的。

三：成都大屠杀。

1236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宋。

四川这个“天府之国”，首当其冲。

那年七月，蒙古大将阔端带着数万铁骑杀进四川。

当时的成都，已经太平了一百多年，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

蒙古兵一路烧杀抢掠，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八月，成都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守城的宋将陈隆之是个硬骨头，带着部下死守了几天。

可城里粮草不够，援兵又迟迟不来。

最后城破了，陈隆之被俘。

蒙古人劝降，陈隆之破口大骂：

“我生为宋臣，死为宋鬼！”

阔端下令屠城。

那场面，后来的人都不敢细想。

蒙古兵见人就杀，从东门杀到西门，从大街杀到小巷。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都不放过。

史书记载的细节更残忍：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一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就怕有人没死透。

这场屠杀的野蛮性和残忍程度，也是史所少见。

第二年，南宋朝廷派员善后，清点出的尸骸竟达140万具。

明人贺靖权成都时，记录下这个数字：

“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潼川府志·九贤祠记》：“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也就是说光城里的尸体就有一百四十万具，城外的还没算。

要知道，那时候的成都是南宋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

这一屠，几乎杀绝了。

更残忍的是，蒙古人还把抓到的工匠、艺人押回北方，剩下的老弱病残全部杀光。

成都的繁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直到几十年后，这里还是“百里无人烟，虎豹昼行”。

同样的问题，在这里也出现了，后代史学家认为屠杀140人，应该存疑。原因是南宋后期，成都府路总人口约300万，成都城作为路治，人口峰值可能在50万至100万之间，140万远超城市容纳极限。

因此元史学者陈世松等指出，蒙古攻蜀造成人口锐减是事实，但数字是长期（1231-1279）战乱、屠杀、瘟疫、饥荒和逃亡的综合结果，不能全部归咎于1236年成都一城之屠。

但是成都大屠杀“造成数十万甚至可能近百万人死亡，城市被彻底摧毁”是有可能的，并且成都大屠杀是蒙古灭宋过程中最惨烈的事件之一，导致成都城被彻底摧毁，人口几乎灭绝。

四：广州大屠杀。

1650年，清朝顺治七年。南明政权退到两广一带。

广州城，成了南明永历朝廷的重要据点。

清军主帅尚可喜，原来也是明朝将领，投降清朝后打仗特别狠。

那年二月，清军包围广州。

守城的是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

广州城高墙厚，粮食充足。

杜永和死守了十个月，清军愣是没攻下来。

尚可喜急了，调来红衣大炮——还雇了荷兰炮手帮忙。

大炮对着城墙猛轰，终于轰开缺口，清军涌进城。

城破那天，是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

尚可喜下了道命令：

“广州城抵抗太久，当屠之。”

这场屠杀，持续了十二天。

清兵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

杀到后来，街道上血流成河。

有的老百姓躲进六脉渠——广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统。

清兵发现后，堵住出口往里面灌烟。

里面的人被熏得爬出来，爬出来一个杀一个。

《广东通志》和《广州市志》记载，死亡人数超过七十万，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

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

“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

还有记载说，只有七个人躲在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才免于被杀。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

“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这场屠杀，史称“庚寅之劫”——因为那年是庚寅年。

广州的繁华，被彻底摧毁。

70万是多种清代史料记载的数字，但同样面临人口基数与史料性质的质疑。

明末广州城人口约在20万至40万之间。

70万死亡人数显然超过了全城人口总数。

不过有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那就是认为——此数字可能包含了从周边地区逃入广州城的难民、城外被杀的民众以及清军自身的伤亡夸大。清初史料常通过夸大“歼敌”数字来彰显武功。

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70万是夸张的，但屠杀规模极大、性质极其残忍是历史事实。美国学者司徒琳（Lynn Struve）在其著作中描述此事件时，也未直接采用具体数字。虽然死亡人数的多少有疑，但是残忍程度却毋庸置疑。

五：四川大屠杀。

1231年，蒙古开始进攻四川。

到1279年南宋灭亡，这48年间，四川几乎年年都在打仗，年年都在屠杀。

蒙古人的战术很明确：遇到抵抗就屠城。

成都被屠了三次，重庆、泸州、宜宾……几乎每个大城市都遭过殃。

现代学者何忠礼《南宋全史》等研究综合《元史·地理志》、宋代户数及战后人口对比得出：蒙古入侵前（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约有259万户，按户均5口计，约1295万人；元初（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川仅余12万户，约60万人。人口减少约1200万。

当然，这不全是屠杀死的，有的是战死的，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逃难死的。但屠杀占了很大比例，依然是很惊人的。要知道，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就一亿左右。四川一个省，就死了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口。

48年的战争，让“天府之国”变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直到明朝初年，朝廷还要从湖广移民填四川，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今天四川人，很多祖上都是那时候从外地迁来的。

原来的四川人，大部分都死在战乱中了。

不管怎样，这次屠杀基本达成的一个学术共识是——尽管不是纯屠杀数字，但蒙古军队在四川遇到抵抗时频繁实施屠城（如成都、重庆、汉州等），是造成人口锐减的最主要原因。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单一地区因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最惨重的事件之一。

“在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中，四川人口从近1300万锐减至约60万，损失超过1200万。其中，蒙古军队的多次屠城是造成这场空前浩劫的主要原因。”

六：江阴八十一日。

1645年夏天，清军推行“剃发令”：所有汉人必须剃掉头发，留满人的辫子。

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但江阴人不干，他们说：

“头可断，发不可剃！”

老百姓公推典史阎应元、陈明遇为首领，誓死守城。

江阴只是个县城，兵力不足。

可全城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男人上城墙，女人做饭送水，孩子搬石头。

清军调了二十四万大军，把江阴围得水泄不通。

大炮、云梯、地道……什么招都用上了。

可江阴人守了整整八十一天。

城里的粮食吃光了，就吃树皮、吃老鼠。箭射光了，就用砖石砸。

没有火药，就用铁锅炒黄豆，冒充炮声吓唬清兵。

八月二十一日，城破了。

清军下令屠城，这场屠杀持续了两天。

根据《江阴城守记》等史料记载：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记载出处《江阴城守记》（作者佚名，或为韩菼）记载：“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江阴全城，最后只剩下五十三个人——还是躲在寺观塔上才活下来的。

清军也损失惨重：折损三个王爷，大将十八名，士兵七万五千余人。

江阴人用生命证明了：汉人是有骨气的。

今天江阴有座“忠义之邦”牌坊，就是纪念这段历史的。

在此处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是：江阴当时为县，其人口在明末不可能达到17万之众（明末江南人口稠密县约在20-30万，但这是全县人口）。因此，江阴守城战及城破后，城内城外死者共计约十七万余人。这一数字可能包含了全县范围及周边地区的死难者，但无疑反映了屠城的彻底性与惨烈程度。

七：嘉定三屠。

1645年7月至8月。

就在扬州被屠的同一年，嘉定（现在上海嘉定区）也遭了殃。

清军推行剃发令，嘉定人不干。

闰六月十三日，老百姓公推黄淳耀、侯峒曾两个读书人当首领，誓死抗清。

清军派降将李成栋来镇压，这人原来是明朝将领，投降清朝后特别卖力。

第一次屠城在七月初四。清军攻破嘉定，屠杀持续一整天，城内上万人遇害。

第二次在七月二十六日左右。义士朱瑛重新占领嘉定，李成栋又杀回来，再次屠城。

第三次在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蕃反攻失败，李成栋第三次屠城。

这就是“嘉定三屠”，一个县城，被反复屠了三次。

死亡人数有不同说法：

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记载：

“是役也，城内外死者，约凡二万余人。”“数十里内，草木朱殷。”“但见室家零落，闾井萧条，白骨载道”。

但其他史料认为死亡人数在5万至20万之间。

比如《嘉定县志》等后世方志及一些清代笔记有“五万”、“十万”乃至“二十万”的说法，可能将后续清军镇压周边抗清活动的伤亡也计算在内，或存在夸大。

根据史料显示，嘉定在明末为中等县，县城人口数万。

三次屠杀间隔时间短，累计死亡数万是可能的，但达到十万级较困难。

现代史学家多采信或参考朱子素的“二万余人”说，同时强调屠杀进行了三次，手段残忍，对当地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嘉定几乎沦为一座空城，直到康熙中后期，经济文化才慢慢恢复。

八：大同屠城。

1649年，山西大同。

这里是军事重镇，号称“北方锁钥”。

守城的姜瓖，原来是明朝大同总兵，后来投降李自成，又投降清朝，最后又反清复明——这人反复无常。

清军主帅阿济格，脾气暴躁，杀人如麻。

大同城被围了九个月，城里弹尽粮绝，最后发生内乱，姜瓖被部下杀死，开城投降。

可阿济格不干，他说：

“大同反复无常，当屠之以儆效尤。”

《清史稿》记载，清军“尽歼其丁壮”。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载，清军“屠之…诛戮殆尽”。

《大同府志》亦载“城破，尽屠之”。

这些是官方和地方的明确记载。

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尽歼”两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另外大同是军事重镇，人口众多，因此被杀人数绝不在少数。

更可怕的，屠杀之后，阿济格还下令拆城。

大同的城墙被扒掉一大截，官府、寺庙、民居……能拆的全拆了。

再次凸显了清军的屠夫行径，清军的频繁屠城，使得中国辉煌的传统汉文化在经元的破坏之后，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破坏。

这座从战国时代就有的古城，几乎被从地图上抹去。

直到康熙年间，朝廷才拨款重修，可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繁华。

九：南昌屠城。

1649年，江西南昌，清军和南明在这里激烈争夺。

清军主帅谭泰，满洲正黄旗人，打仗以残忍著称。

那年正月，谭泰包围南昌。

守城的是南明将领金声桓、王得仁。

这两人原来也是清朝将领，后来反正归明。

南昌攻防战打了八个月，城里粮食吃光了，老百姓开始吃树皮、吃老鼠。可就是没人投降。

八月，城破了。

谭泰下令屠城。

清兵从八月十九日开始杀，一直杀到九月初十。

二十多天里，南昌城变成了屠宰场。

史书记载：“城中百万之众，屠戮殆尽。”——百万人口，几乎被杀光。

杀完了人，清兵开始抢。

金银财宝、粮食布匹，能拿走的全拿走。

拿不走的，一把火烧掉，野蛮如鬼子。

等谭泰离开时，南昌城已经是一片废墟。

尸体太多，没人收，就在城里烂着。

第二年春天，瘟疫爆发。

这场屠杀，让江西人口锐减。

直到乾隆年间，编修官还在叹息：

“自明末兵燹，江西户口十不存一。”

明末南昌城人口峰值可能在30万至50万之间，但是战乱期间，不能以平常基数论，因为可能会有大批逃来的民众，因此数据可能更多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昌经历了长期围城和破城后的屠杀，死亡人数极其巨大，导致城市严重毁坏、人口锐减，这是不争的事实。直至顺治六年江西巡抚奏报中亦称“南昌省会，凋残尤甚”。由此可见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有多严重。

十：昆山屠城。

1645年，清军刚下江南的时候。

昆山文风鼎盛，出了很多读书人。

清军推行剃发令，昆山人不干。

顾炎武——就是后来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位——带着老百姓守城。

可昆山是个县城，城墙不高，兵力不足，守了三天就破了。

清军进城后，开始了疯狂屠杀。

顾炎武后来在《日知录》里写：

“昆山之民，死者十之八九。”——十个人里死了八九个。

顾炎武的家人也遭了殃，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嗣母王氏绝食而死，顾炎武自己侥幸逃脱，可从此家破人亡。

这场屠杀，让昆山元气大伤。

明末昆山县人口约数十万，县城人口约数万至十万。

按此比例，死亡人数在数万级别。

同时期其他史料如《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也记载了屠城的惨状，可与顾炎武记载相互印证。

经此屠杀，原来“衣冠文物，甲于江南”的昆山，变成了鬼城。

直到康熙年间，朝廷从外地移民过来，昆山才慢慢恢复。

可那些死难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顾炎武后半生四处奔走，反清复明，大概也是想为家人、为昆山乡亲报仇吧。

历史不堪回首，如鲁迅所说，都是“血淋淋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