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劳伦斯

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老电影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记录著名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年8月16日—1935年5月19日），他确实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他出生于威尔士北部卡纳封郡特雷马多格。父亲是第7代威斯特米思从男爵（Baronet of Westmeath），是一个小小的末尾上的贵族，但是他是私生子，所以他也没什么地位。1896年，他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就读，1907年在耶稣学院学历史，1910年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12世纪末十字军对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获得一等荣誉。

他先做考古工作， 1910-1914年在大英博物馆的卡尔基米什（卡赫美士）考古队工作，不仅是普通队员，还很快成为挖掘现场负责人，管理两百多名当地工人。 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阿拉伯语和了解当地文化，为后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一战中，1916年10月被派往汉志地区，成为首位深入内陆观察战场的英国人， 1916年底成为阿拉伯起义运动中费萨尔王子阵营的英军联络官。

他很敏锐，准确判断谢里夫侯赛因的三子费萨尔是领导阿拉伯起义的最佳人选。 他运用中世纪军事史知识，设计适合阿拉伯半岛地形的游击战术。 1917年7月领导阿拉伯部队绕过奥斯曼防线，从陆路侧翼攻占亚喀巴港，为协约国保障了重要补给线。 1917年11月在叙利亚德拉地区被奥斯曼军队俘虏并遭受虐待，后成功逃脱。

参与1918年10月攻占大马士革的行动那时， 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还完全融入了阿拉伯文化，穿着阿拉伯服饰，所以他的形象很有名。他曾 巧用游击战术，率领约3000阿拉伯起义军牵制了5万以上土耳其正规军，在 1918年10月成功攻占大马士革。在战略上，他撰写《二十七条建议》，强调抛弃英国人习惯，完全沉浸到当地环境，熟悉当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朋友和敌人、水井、山丘和道路。

2006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总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命令高级军官阅读他的文献，学习如何赢得当地民心。

劳伦斯的战后政治工作大致有 1921年3月与丘吉尔一同骑骆驼游历埃及金字塔，讨论中东地区政治格局，还有 协助费萨尔国王建立伊拉克王国，确立哈希姆家族在中东的统治地位； 为朋友Bertram Thomas的阿拉伯沙漠穿越计划提供支持，后者1931年出版《幸福富饶的阿拉伯》时，劳伦斯为其作序。

他不光是行伍之人，也有不少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有 《智慧的七支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6年），正确翻译名称应为《智慧的七支柱》而非《七根智慧之柱》。《智慧的七柱》被公认为20世纪英国传记文学中最杰出的自传之一，书名出自《圣经·箴言》9:1。还有《铸币厂》记录皇家空军服役经历， 《沙漠暴动》（Revolt in the Desert，1927年）， 还有《十字军城堡》(是1936年死后出版)、《津荒野》(与伍利合著)等。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旧约》与《新约》句子，也反映早年宗教教育背景，可以说，本来他差点就从事神学了。

一战战后，他于 1922年放弃公职，用假名"罗斯"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只想做普通一兵。

后来，身份暴露了，他又改名"肖"，加入皇家坦克军团，后又回到皇家空军。 1935年5月19日因摩托车事故去世，年仅46岁。原因不是他超速飙车，而是为了避让路上出现的两个男孩，所以说他的善心让他送了命。

他的身后留下无尽的纪念和讨论。最有名的就是，1962年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获得7项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 当代军事专家将他与拿破仑、毛泽东、隆美尔并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特别肯定他对游击战理论的贡献。

劳伦斯不仅是一位军人和语言专家，更是一位考古学家、作家、战略家，他对现代中东格局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因英国政府未能兑现对阿拉伯人的独立承诺而深感内疚和幻灭。

劳伦斯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是英国帝国战略的执行者，又真心希望阿拉伯人获得独立。他既是军事战略家，又是深刻反思战争残酷性的思想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我希望噩梦结束，我能够醒来，重新活过来。杀人，杀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这都展现了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他是游击战大师，简要分析他的战略方针，大致如下。

首先，避免

正面交战，受18世纪奥地利军事理论家德·萨克影响，劳伦斯提出，"战争可能在不交战的情况下就获胜"。他明确反对当时英军主流的"寻求敌人主力并在交战中击败它"的思维，转而采用"分离战争"概念。

其次，攻击敌方"生命线"而非据点，放弃强攻重兵把守的麦地那等城市，转而集中破坏汉志铁路等补给线。"让奥斯曼军队几乎无限期地留在那里，让他们勉强维持补给线，既无力撤退也无力进攻，就等同于是起义军的俘虏了。"

他的战术执行特点有 "闪电战"式突袭，劳伦斯原话说"我们的战术总是闪电战，不是推进战，而是打击战。"小股部队（100-200人）对关键目标实施快速打击后迅速撤离。

使用高明的"气体战术"，他形容理想状态是"像气体一样，在沙漠上飘荡"，强调高度机动性、不可预测性和隐蔽性，使敌军无法确定下一次袭击方向。

他尤其讲究资源效率原则，"用最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远的地方"，这是最大化有限资源的作战效能。

组织与实施方法有以下几点。首先 尊重并融入当地战争文化，劳伦斯明确指出，“不要试图利用你对战斗的了解。……尽可能彻底和快速地学习贝都因战争原则……”他放弃将阿拉伯人改造成欧洲式军队的尝试，转而利用其部落作战优势。其他将领这么干过，都不怎么成功。

他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在1910–1914年在卡赫美士考古期间，他不仅熟练掌握阿拉伯语，还系统学习部落结构、氏族关系、礼仪规范与宗教禁忌，特别熟悉民俗，斯科特·安德森在采访中明确指出，这四年经历帮助他有效摆脱欧洲本位意识，大大超过牛津课本教育的影响。其实在他的战争生涯当中，定位很像一个外派的帮助阿拉伯人的，所以他一直是想促成当地人民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就像在影视作品当中那样，做到了服饰与生活同化，他主动穿着阿拉伯传统长袍（thobe）与头巾（keffiyeh），与部落成员同食（包括接受贝都因传统食物如laham烤肉与dates），他们在帐篷里同吃同住，严格遵守洁净礼仪与待客之道，就是“感激的阿拉伯人给劳伦斯传统的阿拉伯服装，劳伦斯反过来开始钦佩阿拉伯文明。”在1917年他穿越贝都因人也不好通过的奈夫德沙漠，为了寻找失踪队员加西姆，冒着死亡的危险折回去寻找，被部落的人当成最高的荣誉，因为他把同伴的生命置于自身安全之上，他也公正的仲裁那些部落的纠纷，作为局外人，他凭借对部落法规的理解，多次调解一些血仇的冲突，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大家反而挺相信他的。当地人把他称赞成为沙漠的勇士，他也确实是体格十分健壮，很有适应能力，连续骑骆驼行军能骑好几天，忍受沙漠的极端高温和缺水。

他有一个著名的“三要素分析框架”，劳伦斯在战略分析中系统运用“代数（物质力量）、生物（生理与心理因素）、心理（士气与意志）三要素”的相互作用，这一框架被后世军事学者广泛研究。

组织原则有→

第一， 充分授权，不要插手过多。尊重部落领袖权威。

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三，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当地民众支持。

听起来，和什么很相似呢？所以真是太高明了。

他在实战的时候，还注意心理战运用，通过不可预测的袭击制造持续心理压力。如阿巴纳阿姆战斗后，他意识到，假如我们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观念，一种无形之物，无懈可击，既没有头也没有尾……这种心理威慑，使土军分散大量兵力保卫漫长铁路线。

他力求地形优势最大化，利用阿拉伯人对沙漠地形的熟悉，选择敌军意想不到的路线（如从内陆侧翼攻占亚喀巴），将环境劣势转化为战术优势。

他这些战术原则不仅在当时成功牵制了数万奥斯曼军队，减轻了英军东线压力，更被后世军事理论家（如利德尔·哈特等）系统化，成为现代非常规战争理论的重要基础，刚才说，2006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高级指挥官被要求研读劳伦斯的《二十七条建议》，足以说明他战术思想的持久影响力。他的战略立场是捍卫当地阿拉伯人的核心需求，就算是英军高层，布莱顿上校等人要求费萨尔后撤的时候，他仍然坚持阿拉伯人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他把当地部落的利益置于英军的短期战术利益之上，但是英国内部的人士对他这就看不过去了。

尽管英国政府已经秘密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劳伦斯仍然竭力推动阿拉伯人手持武器占据有利的位置，希望战争结束后争取独立。相比较英国政府和英国军队，劳伦斯确实更加忠实于阿拉伯人。他拒绝那种殖民者的姿态，他摒弃当时欧洲殖民者普遍拥有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文明优越论。因为在他们眼中，阿拉伯人等等这些中亚人口并不算是白人，这是异教徒，是需要被开化的。当时的欧洲许多殖民主义者对欧洲以外的社会所持有的那种傲慢和偏见，在劳伦斯的身上几乎是不见踪影的。他在对部落的首领说话的时候，很有智慧和沟通方式，尊重部落自主权，从来不以指挥官死局，而是通过说服一些部落首领达成共识，并不是直接率领阿拉伯人去作战，而是明智的选择各个部落首领联合，这就和另外一个伟大的人说的一样，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大家开会的时候，这个人很注意倾听，知道倾听比说教还要好。他会仔细的观察周围的人，听他们的讨论，然后在停止之后公布他的计划，通常大家都会对他的计划心悦诚服。他这是尊重当地人，重视集体决策的传统。所以他的言行一致，尊重当地文化，有个人的勇气和战略智慧，所以让贝都因人相信这个英国人不是来征服我们，而是来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是极少数被阿拉伯部落真正接纳的西方人之一。他的影响不光是在战术上，至今也是世界学者们，尤其是中东学者们当成一个跨文化合作的罕见范例。

在阿拉伯之行之后，他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因为对阿拉伯他有一种承诺，但是明知道英国不会兑现，他还要去鼓动阿拉伯人卖命。1916年塞克斯皮科协定签署之后，当地的费萨尔领袖得到了一个虚假的承诺，其实英国把他们给卖了。所以劳伦斯感觉这是一种道德的撕裂，因为他和费萨尔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他和费萨尔亲王竭力争取阿拉伯的自治。但是英法坚持委任统治。劳伦斯曾经忏悔说我们是在谎言的基础上让他们去为我们而战。

他认为他是执行者，也是共谋者，所以他对自己的道德审判是挺严重的。他亲眼看到英法用尺子和铅笔划定了那种无视部落，无视教派现实的国界、也就是说，这是根据列强的意志来决定的，画了一些中立区，只能为将来带来更多的冲突，他的著作当中说了这是制造一个火药桶。他的判断被后续持续百年的中东冲突验证了。英国人对阿拉伯人有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对犹太人有贝尔福宣言，对法国有赛克斯皮科协定，这就叫做三张支票开给三个人，但账户里只有一笔钱，或者说卖了一份套餐，但是收了三个人的钱，所以等三个人都要来吃饭的时候，你看怎么办呢？

劳伦斯自己不是决策者，他就是一个执行者和传话的，但是他深知道自己的参与的行动埋下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种子。所以他的文化夹缝当中很孤独，阿拉伯酋长后来在他死后评价说他不属于他们，也不属于我们，他的灵魂永远流浪在沙漠风暴中……

他深度融入了贝都因文化，但是不可能彻底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回归英国之后，又因为拒绝帝国的荣誉而和英国感觉格格不入。他拒绝白金汉宫的授勋，他不想带来社会影响，隐姓埋名，重新去服役，但是媒体没有放过他，他仍然成为文化名人。他全力支持的费萨尔建立的叙利亚阿拉伯王国仅存在了一年半，之后侯赛因家族的泛阿拉伯愿景彻底破灭了，他们被法军推翻了。劳伦斯曾经说我向他们发过誓，但他们不信任我，他这种内疚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他死亡。就像他去世之前说的话，“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但愿我不要一直这样下去……”他的意思是飘忽不定，找不到根，既不是胜利者，也不是殉道者，而是理想和现实撕裂之下的一种流浪者。

20世纪初西方所谓的民族自觉口号其实是一种骗局。在帝国之间的操作就是霸权主义的，所以劳伦斯的苦恼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他比同时代多数欧洲人更早看清了一个现实，以欺骗换取短期的战略利益，终将付出长期的历史代价。在他身后，阿拉伯世界主流历史教育当中曾经说这是西方承诺的背叛，集体记忆当中会写外部强权，不可轻信，当然正常的研究者们都知道，这确实不是能够归咎一个人的。本来确实也并不是西方派劳伦斯单枪匹马解放阿拉伯，那样的话就成神话了。同时也有一些当地文化界人士认为，不能把阿拉伯人塑造成为需要西方英雄拯救的配角，因为这个影片叙事的重心就是在劳伦斯，他是主角。有些学者，会认为劳伦斯穿阿拉伯服装学阿拉伯语，但是还是认为阿拉伯是可以被西方理解和塑造的对象，这也是一种文化碰撞当中的反思。再后来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91年海湾战争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讨论当中，很多学者都引用什么叫劳伦斯的教训？比如说美国人也在寻找新的劳伦斯来重塑伊拉克，但是他们不知道劳伦斯本人最终是因为承诺落空了而痛苦的隐退了。

约旦对他的回忆保持相对中立态度，但是提起他和阿卜杜拉一世的合作，沙特与因为哈希姆家族被伊本沙特击败，所以有点儿负面。在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推翻哈希姆王朝，所以把劳伦斯的故事也有点儿边缘化，作为殖民干预的一个解说。巴勒斯坦由于很知道贝尔福宣言，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怪他。他后期对犹太阿拉伯共存也有思考，但是巴勒斯坦的论调会说是西方背弃阿拉伯承诺。劳伦斯死后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持续百年的反思，一方面是西方善意介入终于陷入帝国逻辑的教训。另一方面他也是深度文化尊重有可能会超越政治局限的罕见案例。约旦的学者说，我们纪念劳伦斯不是为了颂扬他，而是为铭记阿拉伯人的解放必须由阿拉伯人自己书写。

但无论如何他都是那个抱着理想的冲在沙漠里的，获赠了谢里夫白袍，喝阿拉伯人的水，并且为了救别人，要搭上自己命的人。约旦南部的老人流传下来的话，说他喝我们的水，吃我们的面饼，在伤痛的时候与我们坐在一起。这比许多穿西装的官员更像自己人。

也有伊拉克人说英国人派来穿长袍的使者，说，你们的旗帜将飘扬，但是旗帜升起的时候，上面绣的是别人的国名。真正扎根在民间的是那些超越政治符号的细节，他尊重部落的习俗和仲裁，受伤后坚持用阿拉伯草药处理，临别的时候将英国的怀表赠给他的阿拉伯向导。他既不是100%的英雄，当然也不是背叛者，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历史洪流当中一个曾用滚烫的心贴近沙漠，争取和平，但是却被列强当成棋子使用，是被殖民主义裹挟的无奈的人。但还是有很多人的口中会说他骑骆驼的姿势很正宗，他冲在前面，尽管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但他真的和需要解放的人成为了兄弟，这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