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二十年前,周以真教授将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CT)界定为一项普适的基本技能,从而开启了全民编程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工智能从“符号工具”演进为“具身智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正面临深刻的“本体论危机”。如果继续教学生像计算机那样去进行具身化的符号操作,将无法培养出适应未来的认知主体。因此本文提出,计算思维必须经历一场范式转型:从单纯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转向关注人机共生的“具身智慧”。新时代的计算思维应重新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计算思维,其核心不再是单向的算法控制,而是“灰箱工程”与“具身协同”。
“妈妈,这个机器人知道它在画画吗?”五岁的豆豆趴在iPad前,指着屏幕上刚刚生成的一只五彩斑斓的猫问道。如果你试图向她解释这只是“概率计算”或“像素排列”,你会发现这些解释是多么苍白。在豆豆眼中,屏幕对面的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会思考、会回应的“伙伴”。
这一幕,或许比任何学术报告都更直观地揭示了我们面临的教育挑战。当孩子在还没有学会写字之前,就已经开始与智能体对话、协作甚至建立情感连接时,我们还在教他们“如何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吗?
不,时代变了。他们不需要变成计算机,他们需要学会如何与计算机共生。
当人工智能学会创作,人类该如何思考?
2006年,当周以真提出“计算思维”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的、逻辑严密的计算机世界。那时的挑战十分明确:如何像计算机科学家那样思考,运用抽象、分解和自动化手段,将复杂问题拆解后交由机器执行。
但今天,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和具身智能(Embodied AI)的崛起,我们置身于一个概率性的、模糊的,甚至会产生“幻觉”的智能生态中,大语言模型常被描述为“随机鹦鹉”。家长和教育者们开始感到一种深刻的“本体论危机”——我们开始困惑:在人工智能(AI)时代,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如果流行的教育叙事只是承诺AI能让学习“轻松掌握”,我们或许会将学生简化为缺乏批判性反思能力的“数字劳工”,甚至仅仅视为给算法提供数据的“优质数据体”。
如果继续把计算思维缩窄为编程技能,我们便是在培养“工具理性”的拥趸。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我们需要从“计算思维1.0”跨越到“计算思维2.0”。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认知立场的根本位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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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重构:人人都是“灰箱调音师”
在传统的计算思维隐喻中,我们要么面对不可知的“黑箱”,要么致力于构建完全透明的“玻璃箱”。然而,面对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现代AI,这种二元对立已失效,算法的不透明性构成了“黑箱社会”的挑战。新时代的核心素养是“灰箱工程”(Grey Box Engineering)。
1.不确定性的管理:无需造琴,但懂调音
“灰箱”思维承认人类无法(也不必)看透神经网络的每一个权重,就像我们不必成为钢琴制造大师,但可以成为优秀的调音师。我们通过交互、试探和调整来驾驭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庞然大物。
全民案例:美颜滤镜与生成式艺术——
想象一下在手机上使用美颜滤镜。我们并不知道背后的人脸识别算法(黑箱)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们懂得如何调整“磨皮”“瘦脸”的滑块参数。我们知道,参数太高会“失真”,太低则“不够美”。
同样,当学生使用文心一言或通义万相等国产文生图工具创作时,他们也是在进行“灰箱工程”。他们输入提示词,并调整“风格强度”“创意度”或“参考图权重”等参数。他们不需要理解底层的扩散模型,但需要理解,调高“创意度”意味着增加创造性的意外,但也增加了生成结果偏离预期的风险。这种在“意图准确性”与“生成随机性”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过程,正是新时代的“调试(Debugging)”。
2.参数与伦理的博弈:选择即价值
在计算思维2.0中,调整参数已不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更上升为伦理决策。
在确定性的算法时代,代码的运行结果通常只有“对”与“错”。但在概率性的AI系统中,人类往往面临的是“权衡”(Trade-off)。每一个技术参数(如置信度阈值、惩罚权重)的设定,本质上都是将一种社会价值观“硬编码”进系统之中。没有中立的参数,只有被量化的偏见。学生需要理解,当移动滑块时,实际上是在定义系统的“价值观”——是更看重效率还是公平?是优先考虑安全性还是隐私权?
生活案例:外卖平台的“多等5分钟”——
当外卖平台询问你“是否愿意为骑手多等5分钟”时,这不仅仅是一个按钮,其本质上是在调整一个伦理参数,即是愿意用“时间成本”换取骑手的“安全系数”,还是一味追求极致的“效率”?
工程案例:疲劳驾驶预警——
同样,在设计疲劳驾驶预警系统时,学生需要在“高召回率”(稍微闭眼就报警)和“高精确率”(确信睡着才报警)之间做选择。这本质上是在“行车安全”与“用户免受打扰的权利”之间进行价值权衡。懂得这种权衡,比单纯写出报警代码更重要。
路径转型:身体是智慧的锚点
长期以来,计算被视为发生在大脑和屏幕之间的符号操作,与身体无关。这种“笛卡尔二元论”——那种把“聪明的脑袋”和“笨拙的身体”彻底分开的陈旧观念——导致了学习的“具身性缺失”。计算思维2.0确立了“具身协同”(Embodied Synergism)的核心地位,主张智慧应当向两个方向延伸:向内回归身体,向外连接环境。
1.向内回归:身体作为认知的“模具”
抽象的算法概念(如数据偏见、泛化能力)往往因为过于晦涩而遭遇“知识相似性转化障碍”。学生可能背下了定义,却无法在真实情境中迁移应用。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认知根植于身体的感官运动经验。在计算思维2.0中,身体不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更是思维的模具。当教师让学生通过身体移动来模拟数据采集,或者用手势来表达逻辑分支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身体图式”(Body Schema)来锚定抽象概念。身体成为连接抽象算法与真实世界的转换器。
直觉案例:婴儿学步与智能导盲杖——
设想一个训练智能导盲杖的课程。如果学生只在电脑前处理数据,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模型会失败,但当他们戴上眼罩,手持传感器走过校园的草地、楼梯和积水处时:
具身体验——身体的磕绊让他们瞬间明白,如果只在平地上走,模型就无法识别楼梯(泛化能力差)。
认知转化——这种鲜活的肌肉记忆,让“边缘案例”(Edge Cases)这个枯燥术语变得具体可感。
2.向外扩展:环境作为智慧的“容器”
分布式认知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智慧不只存在于大脑里,也存在于他的指尖、他使用的工具,以及他所在的团队协作之中。
高效的协同能力产生于人、身体、工具和物理环境的交互网络中。在计算思维2.0中,我们通过改变物理环境和协作方式(“大脑之外的变化”),来主动重塑对智能系统的理解。
协作案例:“石头剪刀布”的数据接力——
设想一个训练“手势识别AI”的小组任务。在这个课堂里,学生不再是独自对着屏幕敲代码,而是三人一组,进行一场物理与数字的接力。
角色分布:学生A充当“模特”,负责在教室的不同光线下摆出千奇百怪的“剪刀”手势(制造多样性数据);学生B充当“摄影师”,手持平板寻找刁钻的拍摄角度(利用工具采集);学生C充当“训练师”,在屏幕上实时标注数据并喂给模型(算法操作)。
智慧涌现:他们很快就发现,如果A一直坐着不动(数据单一),或者B的手抖了(工具干扰),C无论怎么优化代码,模型都会变“笨”。
这个过程让他们深刻领悟,智能并不只存在于C的屏幕里,它分布在A的身体动作、B的镜头捕捉和C的参数调整之间。这就是最生动的“分布式智慧”。
评估革命:不问记忆,问贡献
如果教学目标已转向“协同智慧”,那么传统的、剥离工具的“闭卷考试”就构成了严重的“本体论错位”。未来的评估必须建立“人机贡献审计”(Human-AI Contribution Audit)新范式,通过过程数据分析来评价学习。
教师要问的不再是“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而是“在人机共生的系统中,学生贡献了什么独特的价值”。
场景演示:学生团队利用AI完成《城市热岛效应》研究报告的审计过程。
假设一个学生团队提交了一份关于本地城市热岛效应的报告,教师不再只看最终的PDF,而是审查他们的“协作日志”。
①审计“问题界定”能力(领航员角色)。
审计证据:查看提示词迭代记录。
过程:学生最初输入“帮我写个热岛效应报告”(不合格)。在发现AI生成的内容空洞后,学生修改为“分析××区过去十年7月份的地表温度数据,并对比绿化率变化”(合格)。
评价:学生成功将模糊需求转化为结构化的问题,展现了界定问题的能力。
②审计“批判性思维”能力(守门人角色)。
审计证据:查看批注和修改痕迹。
过程:AI在报告中声称“该区气温每年上升5度”(幻觉)。学生通过查阅气象局官网数据发现了这一错误,并在报告中用红字标注“AI数据错误,已修正为气象局实测数据(见附录)”。
评价:学生具备了识别AI幻觉和验证事实的“守门人”素养。
③审计“价值增量”能力(创造者角色)。
审计证据:对比纯AI生成版与最终提交版。
过程:AI提供了宏观数据分析,但学生团队补充了对社区老人的实地访谈,记录了高温对居民生活的真实影响,并手绘了社区改造建议图。
评价: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访谈和创意绘图,是AI无法生成的独特价值,构成了学生的核心贡献。
跨学科的普适价值
计算思维2.0不只是教育学的变革,它也为所有领域的人机协作提供了一套新的通用语言。
1.在医学领域:灰箱中的生死博弈
场景冲突:AI诊断系统根据CT影像,以98%的置信度建议对一位肺部阴影患者进行“立即切除手术”。在纯数据的逻辑里,这是最优解。
灰箱工程:但主治医生没有盲从。他面对的是一位90岁高龄且伴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医生在这个“灰箱”中引入了AI无法计算的“情境负载”——手术风险可能高于癌症本身。最终,医生决定采用保守疗法。
价值点:这就是“灰箱工程”的极致体现——AI看见了“病”,但只有人类医生看见了“人”。
2.在法学领域:邮编里的隐形偏见
场景冲突:一套先进的AI辅助量刑系统给一名被告打出了“高再犯风险”的红色警报,建议重判。表面上看,这是基于大数据的客观预测。
审计能力:法官没有只看分数,而是启动了“人机贡献审计”。他敏锐地追问算法逻辑,发现系统竟然将“居住地邮编”作为高权重的风险因子——该邮编对应的是著名的贫民窟。
价值点:法官识别出这是历史数据中隐含的“阶层歧视”,果断驳回了建议。如果不具备审计能力,正义就会沦为算法偏见的共谋。
3.在艺术领域:画出那只“等待的鞋子”
场景冲突:艺术家想创作一幅表现“极致孤独”的画作。他让AI生成了100张“空无一人的街道”,画面精美绝伦,光影完美,但艺术家觉得它们只有“空”,没有“孤”。
具身协同:于是,艺术家挑选了一张AI生成的冷色调背景,拿起画笔,在角落里亲手画了一只“正在等待主人的旧鞋子”。
价值点:这一笔,注入了只有人类身体曾体验过的失落与等待。AI提供了高效率的“场景”,人类注入了具身化的“灵魂”。这幅画不再是算法的堆砌,而是人机共创的杰作。
结语
在算法日益隐形化并渗透进生活每一寸肌理的今天,计算思维2.0是保持人类认知主体性、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防线。未来的文盲,不是不会编程的人,而是不懂得审计算法、不懂得与智能体协同的人。我们必须教导下一代,不仅仅要问“如何计算”(How to compute),更要问“为谁计算”(For whom to compute)以及“计算的后果是什么”。
本文作者:
张进宝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文章刊登于《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26年第9期
引用请注明参考文献:
张进宝.计算思维2.0:从离身算法到具身协同智慧[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26(09):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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