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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之乱和李筠之乱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但两者的性质有根本差别——李筠是冲动，李重进是被逼。
李重进是谁？
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后周皇室最近的宗亲血脉之一，属外戚。
《宋史·李重进传》：“李重进，其先沧州人。周太祖之甥，福庆长公主之子也。”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北伐途中病重，对禁军统帅进行改组，张永德被罢免殿前都点检，由赵匡胤接任；李重进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此时，赵匡胤掌殿前司，李重进掌侍卫司，两人分掌禁军两大系统，地位相当，严格说是后周军事体系里仅次于赵匡胤的第二号人物。
他和赵匡胤的关系微妙，两人都是禁军统帅，互相都清楚对方的分量。
世宗驾崩前，任命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出镇扬州，使其离开了中央禁军领导岗位。
没有在李筠之前动手？
这是理解李重进之乱的关键。
赵匡胤称帝之初，李重进和李筠都是潜在的威胁，赵匡胤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但李重进比李筠冷静得多，他没有当场痛哭拿出郭威画像，而是选择了观望。
赵匡胤即位后，为稳住李重进，授予其中书令的高官虚衔，并命其移镇青州（平卢节度使）。
李重进为探虚实，请求入京朝觐，但被赵匡胤以“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卿可缓来，朕当往矣”的委婉言辞拒绝。
《宋史·李重进传》：“太祖即位，以韩令坤代为侍卫都指挥使，加重进中书令。既而移镇青州，加开府阶。重进与太祖俱事周室，心常惮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闻移镇，阴怀异志。……重进欲入朝，太祖赐诏止之。”
这实际上是一种既安抚又防范的策略，赵匡胤也给了他足够的政治体面。
表面上，君臣关系维持住了。
李筠先反，李重进按兵不动。
他在等，看李筠能不能打赢，看赵匡胤的真实实力。
结果李筠三个月就被平定，李重进看清楚了：赵匡胤不是软柿子。
为什么他还是反了？
第一，赵匡胤开始对他动手了。
李筠之乱平定前，赵匡胤就着手处理第二个威胁，李重进。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五月“壬子（二十二日），命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都部署，……率兵讨李重进。” 讨伐令在五月下达，而调令必然李筠之乱之前。
他把李重进从扬州（淮南节度使）调往青州（平卢节度使）。
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动作，把他从富庶的江淮地区调往相对边远的山东，削弱其经济和战略基础。
李重进很清楚这个调动意味着什么，这是赵匡胤在温水煮青蛙，下一步很可能是彻底解除兵权。
第二，他派去斡旋的人出卖了他。
李重进感受到威胁后，派亲信翟守珣秘密入京，试图联络支持者、探听虚实，同时准备万一局势恶化时的应对方案。
但翟守珣到了开封之后，直接投靠了赵匡胤，把李重进的全部计划和盘托出。
赵匡胤知道了李重进的底牌，李重进却还蒙在鼓里，这个信息不对称彻底决定了结局。
《宋史·李重进传》：“重进遣其亲吏翟守珣往潞，阴结李筠。守珣素识太祖，往还京师，潜诣枢密承旨李处耘求见，太祖问曰：‘我欲赐重进铁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进终无归顺之志。’太祖厚赐守珣，许以爵位，令说重进缓其谋。守珣归，劝重进未可轻发，重进信之。”
赵匡胤对翟守珣说“我欲赐重进铁券，彼信我乎？”
这是一次高超的政治试探。
铁券是皇帝赐予功臣免死免罪的凭证。
此言意在探知李重进是否有归顺可能。
翟守珣的回答“重进终无归顺之志”，使赵匡胤下定决心武力解决，并成功将敌方使者转化为己方间谍。
这也体现了赵匡胤出色的情报工作和政治手腕。
第三，被出卖之后他已经没有退路。
翟守珣回到扬州，奉赵匡胤之命继续假装忠心，为宋军集结争取时间。
李重进也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与其坐等赵匡胤来收拾，不如主动出击。
960年9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
他的反叛，更多是在绝望下的孤注一掷，而非精心策划的夺权行动。
为什么败得比李筠还快？
李筠好歹撑了三个月，李重进从起兵到覆灭只用了不到七十天。
原因很简单：
第一，他的计划已经被赵匡胤掌握，没有任何突然性。
李筠起兵时赵匡胤还有一个反应时间，李重进起兵时赵匡胤已经准备好了，军队部署、进攻路线全部提前规划。
第二，他没有外援。
李筠至少还有北汉支援，李重进什么都没有。
南唐虽然派了使者接触，但在宋军压境的情况下，南唐根本不敢出兵。
《宋史·南唐李氏世家》：“重进遣人来求援，璟以其书来上。”
第三，扬州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
潞州在山区，李筠可以据险而守；扬州是平原水网地带，宋军可以水陆并进，没有天险可以依托。
赵匡胤再次亲征，扬州城破，李重进举家自焚而死。
其兄深州刺史李重兴，初闻其叛即自杀。弟解州刺史李重赞，子尚食使李延福，并戮于市。
李重进之乱的历史意义
两场叛乱，李筠和李重进，相继被平定，对宋朝的意义远超军事胜利本身。
它向全天下宣告：武将叛乱没有出路。
李筠是五代元勋、李重进是皇室宗亲，两个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反抗的人，全部在半年内被消灭。
其他节度使看清楚了局势，没有人再有叛乱的念头。
它加速了赵匡胤削藩的进程。
两场叛乱给了赵匡胤最好的政治借口，你们看，不主动交权就是这个下场。
此后节度使们在"杯酒释兵权"式的政治压力下，交权的阻力大大减小。
它确立了文官制度的必要性。
武将掌权必然带来政治不稳定，李筠、李重进的叛乱是最好的证明。
赵匡胤以文制武的政策，在这两场叛乱之后获得了最充分的历史依据。
我在持续做宋朝史系列，下一篇继续，关注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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