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抵万金，是给阿嬷的情书，也是跨越山海的金融记忆

文│桢淳

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黑马之姿热映。影片以一封封尘封已久、泛黄褶皱的“侨批”作为核心线索，娓娓道来一段跨越潮汕与南洋两地、长达半个世纪的情义往事。这封“给阿嬷的情书”，又何尝不是写给“侨批”史、写给千万华侨华人的深情告白。“尺素渡海，见字如面”，影院里无数观众为那一笔笔沉甸甸的汇款和一页页跨越山海的家书悄然落泪。

所谓“侨批”，又叫“银信”，是指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凭证和家书的合称，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侨批既承载着一家一户的生活细账与儿女情长，更记录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侨批业的起源与组织形态

天一信局遗址及标牌

（图片来源：福建省档案馆）

早期的海外游子们都有特殊的思乡情结，往往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寄回国内，由此促进了侨汇业的生成。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华侨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发展，侨汇显著增加；到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侨汇已发展到很大规模。侨乡各地逐渐形成较大规模的侨资金融业，广州、汕头、海口、江门等地早在1890年前后就已兴起侨批业。

侨批业在国内多称民信局、信局、信馆或文书馆；在南洋称批信局、批局、汇兑信局、汇兑庄、信局或批郊；外国人大多称为汇兑商或汇兑店。这是一个几乎为华侨所包办的金融机构，其特点在于信用——保持东方商业传统的一种特有组织，往往合伙开办，成为中国与南洋之间特殊的汇兑活动。

侨批业具有特殊的组织结构。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往往合一，一般只有一个司理人、几个临时雇员。司理人称“家长”，雇员称“送信人”。早年的送信人大都是临时雇佣，有批信时招来，无船到时遣散。后来组织结构发展，设一至二名司理，分设司库、司账，另设专管柜台和跑街的“买卖手”，出纳称“交收”，学徒称“批脚”或“批件”。新式侨批业开始采用银号制度，设经理、副襄理，并聘请有经验的长辈担任顾问。主管下分内勤（司账、司库、买卖手、书记、后生）和外勤（跑街、交账）。同时也有最“古”的个人式机构——家庭与商号合一，只在寓所挂招牌代收转银信。

行业生态与运营特色

新加坡中华汇业总会成立典礼及章程

（图片来源：福建省档案馆）

侨批业与其他工商行业一样，有独立的行业组织，形成行会和帮派。汕头有“批业同业公会”，会员多、势力大，足以左右汇兑业；海口因势力稍弱，只参加“汇兑找换业同业公会”。南洋的新加坡有“中华汇业总会”，是当地侨批业的总柜。帮派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马来西亚有福建人组成的“闽侨汇兑公会”、潮汕人组成的“潮侨汇兑公会”、琼州人组成的“琼侨汇兑公会”；广州则以顺德帮为多，占半数左右，30年代兴起四邑帮，但势力不及顺德帮。马来西亚的1500家批信局直接或间接受行会帮派制约。闽帮在马来西亚势力最大，粤帮则在安南、暹罗势力最大，暹罗的批信局90%掌握在潮汕人手中，接揽的侨汇比银行还多。

侨批业接揽侨汇，以乡情为主、广告为辅。批信局组织各种活动联络同乡同宗：派出批伴作旅行式活动，或结队携带中国食品与用具到穷僻地方便利华侨，顺便带回侨汇。必要时还给予经济协助，如“期存三天”（先汇付，三天后收钱），长期往来客户可赊汇15天，口讲为凭，不另收利息。广告则以“汇价从廉”“手续简便”为标榜，尤其强调“回文快捷”。回批分两部分：一个小白信封贴在汇款人家书背面，写上批信局名字、批款号码、汇款人姓名；另一部分是小白信封内的复文，由收款人签名。国内批信局加盖印记寄回原批信局，作为妥收凭据。汇款人称此为“回文”，收款人称“复信”。批信批款可同寄也可分寄，特色是“批信已到，批款未到，也照派不误”，不像银行退票或搁延。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

批信的寄发有两种方法：一是按重量计算，把若干信封装成一包贴邮票（马来亚、北婆罗州、暹罗）；二是按件计算，一包有多少封就照贴总额邮票（荷印、菲律宾、安南）。30年代以后，因“伦敦国际公约”规定信函内不得夹带私人信件，批信局改背贴小白信封做回批。后来各地邮局给予优待：吉隆坡邮局规定批信局寄往中国的批信每封贴邮票6分（其他邮资12分），中国邮政局也采取半价优惠。批信局每年的批信，由南洋寄返中国约20万封，中国寄往南洋约30万封，是一笔很大的邮票生意。

批款的寄发有三种途径：直寄香港转拨口岸；直寄口岸分送各地；直寄内地分派收款人。解款办法各有特点：批信局大多向银行买单代解，如在新加坡买港单，用本币买港币，由香港收港币再折成国币汇到收款地；或者采用三角比对抵销。马来亚批信局采用最多。还有由南洋运货至香港售货抵解，以大米居多，暹罗批信局常采用。也有运外币至香港随时抛售，安南批信局多用此法。总之，批信局积零星小款为巨款，既方便侨眷，又获可观收入。批佣比重虽小，但薄利多销。例如，一家大批信局每月代解侨汇合国币1亿元，可有400万元佣金。

分布中心与历史转变

新加坡汇业联谊社合影

（图片来源：福建省档案馆）

20世纪前期，侨批业发展很快，经营额占侨汇总数的70%左右。据统计，1902年至1940年的38年间，华侨汇回祖国的款数达119亿多元，除美洲华侨约占1/10外，大都为南洋华侨所汇。侨批业的中心是香港——既是侨汇的主要清算中心，也是批信局的主要集散中心。例如，暹罗汇汕头的侨资几乎完全经由香港的潮汕帮调拨；国内币价波动时，汇到香港的数额更大。香港较大的侨批业有余仁生汇兑药局（接新加坡汇款）、丘元荣行（接巴达维亚汇款）、许福成汇庄（接曼谷汇款）、益华行（接西贡汇款）、友联行（接马尼拉汇款）。香港侨批业未形成行会，但帮派观念很强，闽帮和粤帮各有10家，帮内来往多，帮间来往少。

新加坡中药店余仁生设立汇兑部，兼营侨批。

（图片来源：福建省档案馆）

早期的批信局组织是“汇兑店”，后来分化为三类：一等的类似银行（数量不多）；二等的“特许汇兑商”，间接汇出侨款；三等的必须托银行或一、二等批信局办理，实为“外汇经纪”。侨批业由盛到衰，需要蜕变成汇兑公司或银行。例如，曼谷的泰山公司、陈炳春银行就是由批信局演变而来。大的批信组织不仅能服务侨汇，还能促进华侨经济发展。

批信局微中取利，也有微中失利的教训。面对现代银行业的冲击和挑战，其业务圈子日渐缩小，需要与银行联成侨汇网才有发展希望。这是20世纪前半期华侨投资金融业的重要启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里，由于没有银行为大量侨汇服务，批信局占据了侨汇天下，并与外国银行在南洋抗衡。后来侨批业走下坡路，有其深刻必然性，但它在侨资金融业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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