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费用结清”三个月后：一份私刻公章引发的80万连环诉讼

独立调查人 邓启金

2024年12月27日，重庆宏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刘建明支付了最后一笔工程款，转账附言写着“所有费用结清”。刘建明签字确认。

三个月后，一份加盖着“重庆宏隆装饰有限公司南岳清水湾项目专用章”的《民工劳动工资清册》出现在一个名为《宏隆公司民工欠薪群》的微信群里，至于是谁创建了本群，笔者没有了解到。这枚印章，刘建明在法庭上承认系其个人刻制。

（案涉工程所在地）邓启金摄
随后，包括陈佰权在内的多名人员，持这份清册陆续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宏隆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累计诉请金额80余万元。

2025年8月31日，刘建明带领其中十余人，前往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兵位于垫江县包家镇安乐村的老家。刘德兵的家人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刘建明承认自己已经拿完了宏隆公司的所有结算款。

人群散去后，诉讼继续推进。

2026年4月，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令宏隆公司对其中一笔21340元的劳务费以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宏隆公司不服，已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这是一起普通的劳务合同纠纷，还是一系列有组织的虚假诉讼？笔者就此展开调查。

（伪造的《民工劳动工资清册》）受访者提供

第一部分：系列案件

80余万“欠薪”从何而来？

这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

据笔者了解，以陈佰权为原告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仅是系列案件中的一例。该系列涉及多名原告、多个案件，累计诉请金额80余万元。这些案件的模式高度相似：原告持刘建明制作的《民工劳动工资清册》向法院起诉，要求宏隆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刘建明同为被告。

这些原告的共同特点是：均非宏隆公司直接雇佣，而是从刘建明处分包工程的人员。

他们的共同“债务人”是刘建明。

他们的共同诉讼对象是宏隆公司。

（北极海新闻报道截图）

第二部分：840万已结清

一份“所有费用结清”的确认

时间回溯至2019年。宏隆公司承接了贵州省铜仁市“南岳清水湾”项目的外墙装饰工程后，将部分劳务作业分包给刘建明，双方签订《清水湾价格单》，约定按面积单价结算。

刘建明又将其中外墙抹灰作业分包给陈佰权等人。双方约定按“22元/平方米”的面积单价结算——这是建筑行业常见的分包计价模式，按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结算劳务工程款，而非按日计酬。

2024年12月，宏隆公司与刘建明完成最终清算。双方签署的《2018-2023年度劳务结算清账表》及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宏隆公司累计向刘建明支付款项超过840万元。

最后一笔尾款于2024年12月27日付清，转账附言明确写着：“所有费用结清”。刘建明签字确认。

这意味着，按照双方的结算确认，支付给下游分包人的所有费用，已包含在这840余万元之中。

三个月后的转折

2025年3月9日，刘建明在一个名为“宏隆公司民工欠薪群”的微信群中，发送了一份《民工劳动工资清册》。清册加盖了一枚“重庆宏隆装饰有限公司南岳清水湾项目专用章”，列明了包括陈佰权在内的多名人员欠薪明细，欠付总额815738元，其中陈佰权一项显示欠付27340元（后更正为21340元）。

随后，包括陈佰权在内的多名人员，持这份清册陆续向法院提起诉讼，将宏隆公司与刘建明一同告上法庭。

在诉讼过程中，一个关键事实浮出水面：刘建明在法庭上承认，清册上所盖的项目专用章，系其个人刻制。

（所有费用结清证据）受访者提供

第三部分：2025年8月31日，带人直闯老板老家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系列诉讼进行期间，发生了一起耐人寻味的事件。

时间：2025年8月31日
地点：重庆市垫江县包家镇安乐村——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兵的老家

据刘德兵向笔者叙述，当天，刘建明带领十余人突然出现在其老家。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系列案件原告的陈佰权等人。

刘德兵向记者回忆了当时与刘建明的对话：“我问他，你钱都拿完了，凭什么还带人来我家？他承认自己已经拿完了宏隆公司的全部结算款，但说不出带人来的理由，也没有让众人离开。”

刘德兵的家人报了警。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警察来了之后了解了情况。刘建明当着警察的面，承认自己已经拿完了钱。警察跟他解释了法律，告诉他既然钱已经结清了，再来老板老家闹事是没有道理的。”刘德兵说。

经过警方的解释说明，这群人最终散去。

（逼款现场）受访者提供

从“闹事”到起诉

时间线如下：

· 2024年12月27日： 宏隆公司向刘建明付清最后一笔款项，刘建明确认“所有费用结清”。
· 2025年3月9日： 刘建明在微信群发送《民工劳动工资清册》，使用其自认私刻的项目专用章。
· 2025年6月起： 包括陈佰权在内的多名人员陆续向法院起诉。
· 2025年8月31日： 刘建明带领其中十余人到刘德兵老家，警察到场后其承认已拿完钱。
· 此后： 系列诉讼持续推进。

笔者注意到，刘建明在警察面前承认“已经拿完了宏隆公司的全部结算款”，但这一事实似乎并未影响后续诉讼的走向。

第四部分：受访者叙述

老板与“侄儿”

在北极海新闻对本案进行报道后，笔者对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兵进行了专访。

刘德兵讲述了其与刘建明的关系：

“我和刘建明老家离得很近，也就一公里路。按刘家的辈分，他管我叫叔。”

据刘德兵叙述，刘建明在来宏隆公司之前，在老家从事卷纸巾生产。“那时候他挺难的。做卷纸巾需要资金周转，他到处借钱，欠了不少债。有一次送货途中还出了严重车祸。后来把东西卖了，还欠着钱。他找到我，说想来公司做事。”

“2012年左右，我把公司里比较好做的GRC和EPS项目优先安排给他带人施工。”刘德兵说，“当时公司其他劳务班组对此有看法。我们向大家解释了他的处境。”

据刘德兵称，刘建明在公司做劳务班组施工两三年后，基本把之前的借款还清了。

“我帮他走出人生低谷，他拿了我的钱，却带人到我家闹事，还组织人告我。”刘德兵说。

笔者注意到，刘德兵在上述叙述时，内心充满愤怒，两眼泪光闪现，虽系其单方陈述，却也打动了笔者。

（案件一审二审法院）邓启金摄
第五部分：法院的认定

两级法院的判决

2025年，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5）黔0602民初4686号），认定：

· 刘建明与陈佰权之间构成劳务合同关系，刘建明应支付陈佰权劳务费21340元及利息；
· 宏隆公司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条，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宏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6年4月24日，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2026）黔06民终581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工资清册虽按工程量折算工天报酬，但已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欠薪事实客观存在；企业将劳务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依法应对农民工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项目印章真伪、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等争议，法院认定不影响本案民事责任划分，且无实质犯罪线索佐证，不作审理。

全国多地法院的裁判观点

笔者注意到，对于“包工头”能否适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要求总包方承担连带责任，全国多地法院裁判观点。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云民申5539号裁定书认定：按“平方米或接头个数为单位乘以单价计算得出”的款项，不属于农民工工资；主张者也因其“系劳务班组的负责人”而不被认定为农民工，不能适用条例要求总包方承担连带责任。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申3018号裁定书认定：项目的“执行经理”不符合农民工身份，不能适用条例要求总包方承担连带责任。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4民终263号判决书认定：原告“具有施工班组‘包工头’的性质，其个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农民工’”，因此不适用“农民工工资”的相关规定。

北极海新闻援引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刘嘉欣律师的观点指出：“案涉款项并非农民工个人工资，而是陈某作为包工头的工程结算款，包含管理费、利润等，不应适用农民工工资连带支付规则。刘某单方出具的工资清册未经公司盖章确认，结算依据存疑。公司已足额结清项目工程款，已履行付款义务。同时刘某存在私刻印章嫌疑，本案或涉及虚假诉讼，企业不应为实际施工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争议。”

第六部分：待解的问题

若干事实争议

综合本案材料，以下事实在法庭内外存在争议：

关于款项性质。宏隆公司主张，陈佰权与刘建明约定按面积单价结算，系工程分包模式，所涉款项为工程款而非工资。法院认定该款项为农民工工资。关键事实是：刘建明在庭审中承认，《民工劳动工资清册》中的“工天”一栏，系其用总工程款除以日工资单价“倒推”得出。这一事实是否影响款项性质的认定，各方存在不同看法。

关于印章问题。刘建明在法庭上承认，清册上所盖项目专用章系其个人刻制。宏隆公司主张该行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请求法院移送公安机关。法院认定该问题不影响本案民事责任划分，未作处理。

关于2025年8月31日事件。 刘德兵向记者叙述了刘建明带人前往其老家、警察到场、刘建明承认已拿完钱等情节。笔者未能从公安机关获取此事的相关记录，亦未能联系到刘建明本人核实。

关于刘建明是否已全额收到宏隆公司款项。 根据双方签署的结算文件及银行转账凭证，刘建明确认收到840余万元并签字确认“所有费用结清”。这是本案中双方争议较少的事实之一。

系列案件的后续

据笔者了解，该系列案件涉及多人多案，累计诉请金额80余万元。陈佰权案仅是其中一起。

宏隆公司已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同时，宏隆公司正在考虑就刘建明涉嫌所有违法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

系列案件的其他判决情况，以及刑事报案的处理结果，本人将继续关注。

（受访者提供）

独立调查人手记：保护农民工，但不能成为失信人的“帮凶”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保障他们的劳动报酬权益，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这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立法初心，也是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有的价值取向。

但“保护”不能演变为“泛化”，“倾向性”不能演变为“偏袒”。当一名“包工头”以工程分包的模式参与施工，按施工面积、按施工单价结算工程款——他已经在事实上选择了“商事主体”的身份。法律的保护，应当与其选择相匹配。

更重要的是，司法不能成为失信人“甩锅”的工具。

本案中，刘建明已经拿到了宏隆公司的全部840多万工程款。他不支付下游，是他的个人失信行为。他私刻公章、伪造证据，是刑事犯罪。他试图通过虚假诉讼将责任转嫁给宏隆公司，是对司法制度的滥用。

然而，两级法院的判决，恰恰帮助刘建明实现了这一目的——宏隆公司被判承担劳务费和利息的连带责任，陈佰权可以直接找宏隆公司要钱，而刘建明则可以心安理得地拿着那840多万，继续当他的“受害者”。

这不是法治应有的样子。

当善意的帮助换来的是诉状和判决，当“侄儿”拿了“叔叔”的钱还要把“叔叔”告上法庭并胜诉——这样的结果，传递给社会的信号是：失信可以获利，恩将仇报可以合法。

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然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