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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清华大学原博导郑毓煌发起的“校门实验”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开放的大讨论。他以“路人视角”实测全国数十所高校的开放程度，直言公立大学闭门办学违背了其公共属性。而在这一波热议中，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的厦门大学，再次因为严苛的入校门槛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如今的厦门大学，校门前高筑的不仅是物理围墙，更有一道由“线上预约、随机摇号、现场刷脸”构成的技术壁垒。
上图：厦门大学访客预约系统界面截图。
原本旨在便利公众的数字化手段，在高度设限的机制下演变成了一票难求的“开盲盒”。由此滋生的，则是屡禁不止的“黄牛”乱象。从“50元翻围栏”到“百元货车夹带”，本应传递大学精神的校门，沦为了灰色利益链条的温床。
一扇紧闭的大学大门，折射出的是“以管代办”的管理惰性。
围墙两端：不仅是空间的隔绝，更是活力的流失。
回顾数年前，尚未推行严格限流的大学校园，曾是城市中最具活力的文化地标。周边的居民在操场散步，中学生在芙蓉隧道前感受学术的气息，开放的讲堂里甚至不乏校外“蹭课”的求知者。那时的大学，是社会文化与知识的溢出源泉。
然而，在“全面设防”之后，校园内部固然迎来了某种绝对的“清静”，但这种清静的代价是大学公共职能的实质性退化：物理的隔绝切断了大学与社区的血肉联系。繁琐的刷脸程序阻碍了正常的跨校学术交流与生源选拔。
在校学生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环境中，甚至开始误以为“高校本就该像工厂一样封闭管理”，潜移默化地窄化了对现代大学精神的认知。
他山之石：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墙”智慧
放眼全球，真正的一流大学，其生命力往往就根植于这种“无墙”的开放状态。
在世界知名学府中，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校园与城市街道完全融为一体，物理上找不到一堵围墙。虽然他们的教学楼和图书馆需要凭学生证件进入，以保障教学秩序，但草坪、校内道路等公共空间则对全球公众完全敞开。
同样，斯坦福大学也采用了开放式园区的规划，游客可以自由地在校园内骑行、散步，只有核心的科研重地才会实施门禁管理。而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各个学院本就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整个城市就是一所大学，除了部分古建筑因为文物保护需要进行一定的限流外，公共空间同样毫无阻隔。
在这些高校的管理者看来，大学是城市文明的灯塔。如果将自身锁在象牙塔内，大学便失去了滋养社会的土壤，也失去了吸收社会多元养分的触角。
告别“懒政”：大学之大，在于其大公无私
厦门大学等高校在面对开放争议时，往往会诉诸“校园秩序受扰”、“部分游客不文明行为”或“承载力有限”等理由。客观而言，大学不是纯粹的旅游景区，教学与科研秩序确实需要维护。但治理不文明行为与精细化管理，不等于粗暴地“闭门谢客”。
核心根源就是“懒政”——管理图省事、遇事怕担责。
校外人员一律禁止或极度限额，确实能规避绝大多数管理风险，但这是一种对社会责任的逃避。
面对激增的参访需求，高校应当拿出的不是更复杂的摇号算法，而是更智慧的治理方案。例如：
1. 分时段、分区域管理：教学楼和科研重地实施严格的门禁系统，但将操场、公共绿地、校园主干道等空间还给公众。
2. 以信用管理代替技术围堵：引入游客信用黑名单机制，惩戒不文明打卡者，而非让所有向往大学的普通公众为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连带买单”。
3. 理顺供需，消灭黄牛：正是因为人为制造了极度的稀缺，才让“黄牛”有了可乘之机。唯有阳光下的合理开放，才能从根本上摧毁灰色的地下产业链。
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亦不在于有深沟高垒的围墙，而在于有大器之胸怀、大公之精神。
上图：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
厦门大学拥有面向大海的绝美景观，更承载着陈嘉庚先生创校时“启迪民智、服务社会”的宏大宏愿。一扇需要摇号、刷脸、甚至需要求助于黄牛才能进入的校门，不该是这所百年名校对待公众的姿态。
厦门大学的校门，请少一些防备，多一些自信；请大方对公众开放，让大学重新成为城市中最开放、最包容、最温情的文化高地。（作者：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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