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邓公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教工作座谈会”,与会者都是来全国各地著名的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会议一共开了5天,但由于“特殊时期”刚过,所有与会的学者大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会议前2天都只谈一些不敏感的小问题,远没有达到邓公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直到第三天下午,会议才真正迎来了新的转机。
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直言道:清华现在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都只有小学水平……
邓公随即插话说:那还叫什么大学,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
或许有些读者会感到疑惑,清华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怎么可能会招收只有小学水平的学生,即便是经历“特殊时期”的影响,也不至于出现如此悬殊的落差。但事实的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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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就被废止了。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到了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大专院校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师则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不过,这一情况很快又有所“好转”。1970年,在教员的指示下,北大、清华等部分高等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次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恢复招收新生,但并不是通过“高考”的形式选拔招收,而是通过“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方式,招收初中毕业、经过2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尽管此举让更多的工农子弟、基层劳动者都有机会上大学,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生源质量严重下降,知识衔接出现断层,进而制约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1973年初,邓公复出后,开始推动教育整顿,试图恢复考试选拔人才制度。当时规定:除了推荐、政审外,还须加上政治、语文、数学三科书面文化考试,结果最后却因一场“白卷英雄”的闹剧而草草收场。
尽管如此,邓公并没有气馁。1975年,邓公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领导全面整顿时,就曾想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但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从中作梗,加之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该主张并未得到落实。
所以看到这里,你就该知道当时的教育环境该有多么严峻了吧!
高等学府里的大学生竟然只有初中、小学水平,这是什么概念?实在难以想象。
正因如此,在1977年邓公第三次复出后,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试图努力改变这一乱象,于是便有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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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和邓公的发言,两天来“一言不发”的查全性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作为武汉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副教授,査全性跟很多大学老师一样,都对现在大学招生现状表示不满,他说: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矛头直指当前“招生制度”的弊端,其言语犀利、直击要害,与会众人听后无不深以为然。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都是国内有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而时年52岁的查全性只是一个副教授,按理是不会请他参加的,但他的两个校友——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刘道玉,深知查全性既有真才实学又敢讲真话,于是便将他的名字也列入了与会人员名单。
查全性是临时接到参会通知的,他既不知道会议内容,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会上的那些话,完全是他的“临场发挥”。
在邓公示意往下说后,查全性的言词越来越激烈,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弊端:埋没人才、助长不正之风等等。接着,他又建议恢复“高考制度”:
“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此言振聋发聩,但其“风险”也不小。
当时,“特殊时期”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的论调依旧占据着上风,查全性此言无疑是要冒大风险的。他的大儿子听后,也为父亲感到担心:要是再搞“反右”的话,那您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查全性也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他深知,如果这个时候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那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所以就算是冒点风险也无所谓。
可问题是,在此次会议之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了,依然使用过去老办法招生,査全性的意见会被采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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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全性发言结束后,邓公朝他点了点头,接着问其他人对此事有何意见!
很多人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并且开始对他的发言进行补充。而后,邓公问刘希尧: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还没等刘希尧回答,査全性赶紧插话说:
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刘希尧也说:还来得及!邓公简单思索后,当场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开启,570万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风尘仆仆的赶来参加当年的高考,最后录取了27.3万人。査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都参加了此次冬季高考,最后都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
1978年夏,又有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40.2万人。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冬、1978年夏两届,参加考试的人数近1200万人,可谓盛况空前。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离不开“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査全性的赤诚建言,更离不开邓公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伟大担当。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踏上高考征程的莘莘学子们,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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