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穿得这么干净——保姆母亲的北京纪实｜三明治试读间

我叫吕创，是一名写作者，曾获台湾时报文学奖首奖；也是一名独立电影导演，拍过两部电影。我同时也是故事中“妈妈”的儿子。

我母亲是河北邢台的农村人， 年轻时种地， 结婚后跟我父亲在县城做小生意， 后来一起到北京打工。她做过食堂切菜工、家具厂油漆工、图书馆保洁员，五十多岁时因为身体吃不消重体力活，转做住家保姆。前后换了十几家，见识了各种家庭内部的真实样貌。

这些年我一直在记她说的话。 她没上过几年学， 但对人、 对事有一种天生的敏锐——谁心里在盘算什么， 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她一看就知道。 她讲起这些的时候， 人物、 场景、对话全都在脑子里，比剧本还生动。我慢慢意识到，她经历的这些事不是一个“保姆受气”的故事。她看到了那些体面家庭关门以后的样子：钱怎么分，情怎么算，谁拿捏谁，谁又被谁绑着。这些事，外人看不见，但保姆看得一清二楚。

我妈不是那种卖惨的人。 她常说一句话：“人要有志气。”

别人让她吃孩子剩下的苹果，她不吃；别人冤枉她偷东西，她马上不干了；别人说“不要穿得这么干净”，她就把那件白衣服压在箱子底下， 再也没穿过。 这些细节让我心疼，也让我敬佩。我想把她的故事写出来，不是为了控诉， 是为了让这些经验被看见——一个农村女人在北京的二十多年， 到底看见了什么，又守住了什么。

我跟这个题材的关系是最直接的。我是她儿子，是她每次干完活打电话倾诉的那个人。

我拍电影把父母在老家给我买的婚房卖了。电影小众，一分没挣；小说诗歌也只能在硬盘里躺着。母亲是全家唯一支持我的人。她去当保姆，挣得相对多一点，必然有替我分担的意思。作为一贫如洗的儿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出于写作的敏感，我很快发现母亲口中的人物是如此鲜活，是任凭我如何虚构也写不出的经验。不知何时，我从倾诉对象变成了渴望获取素材的贪婪者。我陷入道德困境。

不过，我慢慢发现，出路就在“如实记述”。我更确定了这件事的意义——于私，它让我“看见”母亲；于公，它能让更多人看见母亲代表的这个群体所面对的一切。我想通过这本书，完成两代人的合著。把母亲的口语、智慧和她所见的那个光怪陆离的雇主世界，转化为一种文学性的纪实文本。这既是写给母亲的，也是写给所有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默默流动的劳动者。

母亲听了我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好，记得的都告诉你。

从此，母亲的生活里多了一件事——回忆。我回忆一件事都费劲，可想而知她的回忆更不轻松。那段时间，我们通话比以往更勤了。有时聊完雇主家的事，她会忽然停一下，说：“今天吃的啥？”“你那边冷不冷？”像刚从很远的地方走回来，想起还有一个儿子在这头。她开始有了压力。我说已经够多了，想不起来就算了。可尽职尽责的母亲怎会放弃呢。何况我之前还对她说不记得的也要想起来，细节越多越好。唉，我真是可恶。

前些天，她又给我发来几张照片，点开一看，是密密麻麻的手写稿。母亲几十年没写过这么多字了，错别字特别多，有的拼音都写错了。我知道她是想到哪写到哪。句子磕磕绊绊，前后也不挨着，有时候我得顺着她的思路理半天，才明白她想说的是什么。她在语音里说：“我又想起来几个事……”声音里是交了作业似的高兴。

这就是母亲。她用自己的回忆，又一次完成了对我的爱。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份爱做到它应有的成色——让书里的每一个字，都配得上她的讲述。

这些年她讲，我记，最后变成现在这本书。这是我为母亲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章 幸福的丽丽——“笼中金丝雀”

妈妈常说：“出来挣钱，哪有那么多讲究。”

1.

2016 年春天，妈妈第一次踏入这户人家的门槛。父亲将她送到小区门口，一个年轻女 子推着孩子出来迎接。妈妈自报家门：“我是家政介绍来的，你是丽丽吧？”对方点了点头。 刚进小区，年轻女子便说：“让你老公回去吧。”妈妈心中一凛，觉得有些不对劲。

那几年，在北京，她跟我爸住在旧宫。我爸当保安，她在大学食堂卖饭。有一天切菜， 一刀下去，手指甲削掉一半。医生说不能老碰水了，少动。

“那还怎么干活？”她说。他们算了一笔账，结论很简单——还得干。只是不能一天不 停地洗菜切菜了。她是那时候去做保姆的。

我问她为什么选这一家。她说：“看着简单。有孩子，做饭，四千块钱，一个月休两天。”

她交了三百块中介费。

丽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她儿子叫什么。“是叫阿姨还是叫奶奶？”妈妈回答：“按 年龄叫奶奶，按工作叫阿姨。你定吧。”五十多岁出来当保姆，她早已明白，身份早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能挣钱。

丽丽跟她交代了几件事。第一，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她老公每天回家。第二，让做什么 饭就做什么饭。第三，每天剥四五瓣蒜，放在一个小碗里。第四，除了做饭打扫卫生，有空 帮她带孩子玩。

“她儿子吃东西挺简单，主要是零食和牛奶。”妈妈说，“她对孩子是真亲，一声都不 让哭。”

第一天天色渐暗时，她的丈夫依旧没有出现。

2.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敲门声响起。丽丽提前交代过：“我老公来了，你就去次卧待着。” 妈妈正在厨房洗菜，听见丽丽在客厅里抱着孩子，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哄：“走，给爸爸开 门去喽。”那孩子还叫不清“爸爸”，嘴里咿咿呀呀的。妈妈下意识地擦了擦手，往外看了 一眼。门开了。

进来的竟是一个老头，看起来六十多岁，甚至更大一些。他身材肥胖，脸色黝黑，走路 时微微喘气。妈妈在厨房门口愣住了。

“老公，累了吧？我给你倒水。”丽丽说。

妈妈没有再看，转身回到水池前。她的手在水中停留了一会儿，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么大年纪的“老公”。她没有再深思。每个人都有秘密，想多了反而不好，这是妈妈在无数雇主家学到的第一课。

过了一会儿，妈妈走出来，礼貌地说：“你好。”老头也看了她一眼，回应：“你好。” 他问她老家哪儿的。她说是河北邢台。老头点了点头，说：“那咱们是老乡。”说完，他又 转向丽丽，叮嘱：“以后对人家好一点。河北人实在，别老换了。”

那一刻我听妈妈讲起这些，总觉得心酸。在金钱和表演构建的“家”里，母亲只是一个 被叮嘱“别老换”的工具，而非一个人。

说完这些，丽丽对她说：“你先去屋里歇会儿吧。”妈妈点了点头，走进次卧。门没有关严。她坐在床边，耳中传来外面的声音。有人在笑，老头的声音格外清晰，一遍又一遍地 说：“我儿子真聪明。”“来，让爸爸抱抱。”丽丽在旁边附和着。

过了一会儿，丽丽从主卧出来，说：“我老公买了鱼，你会做吗？”妈妈隔着门回答： “清炖行吗？”老头在里面应：“行。”又加了一句：“再蒸个米饭，炒个菜。”丽丽说： “我们去公园玩一会儿。”妈妈点了点头，说好。门关上了。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妈妈把鱼拿出来，洗净、切块，放入调料。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着。那时候反倒轻松一点，孩子 不在，她可以慢慢做。

中午他们回来吃饭。老头坐下后，先夹了一口菜，吃完点了点头，说：“大姐手艺不错， 好吃。”他抬起眼，看了妈妈一眼。妈妈说：“合口就行。”老头倒了点红酒，给自己和丽丽各倒了一杯。他又看了妈妈一眼，说：“大姐也喝点。”妈妈婉拒：“我不会喝酒，谢谢。” 老头笑了一下，似乎没有在意。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说：

“我是北京有名的人，你还不知道。”

丽丽偷偷笑了一下。

妈妈剥了一颗花生，慢慢嚼完，才说：“我当时心想，要不是这样，那傻姑娘能跟你吗？”

吃完饭后，老头要离开。丽丽送他下楼，抱着孩子，亲了又哄。妈妈在厨房收拾碗筷时， 已经大概明白了：老头有家有室，这边只是他金丝雀的笼子。

“他很有钱。”妈妈说。“有厂子，有大院，好几个。”她最后补充：“大得很。”

3.

没过一天，老头又来了。他说要带她们去厂子里看看。出门之前，丽丽让妈妈收拾东西。 奶瓶、小推车、衣服、帽子、吃的、尿不湿。“带上这个。”“那个也带着。”她一边说， 一边检查。妈妈就一件一件地装好。

“这时候你不用想带不带，只管带。”妈妈对我说这句话时，我听出了无奈——在别人 家里，连思考的权利都要让渡。

下楼时，老头已经在车里等着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内部宽敞。妈妈抱着孩子坐在后 排。孩子不安分，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老头开车很快，一边开车一边说话。开了一段路，他 在一片空地旁边停了下来。他们下车。微风。远处有人在放羊。老头站在那儿，指着一大片 地说：“你看，这一片，一百五十亩，都是我的。”他说这话时，手伸得非常直。妈妈顺着 他的手指看过去，地非常广阔，望不到边际。她说：“你真厉害，有这么多地，真是富贵人 家。”老头笑了几声，气有点喘，说：“大姐会说话。”

那句话是顺着他说的。“哄你们高兴呗，”妈妈说，“我还能舒服点。”

车继续往里开，开到一个大院门口。铁栅栏门，两边是砖墙，围了一圈。门打开，车驶入其中。院子很大，有几棵树。树上挂着一个笼子，里面一只鹦鹉，一直在叫，声音清脆。 车停在一排房子前。妈妈把孩子抱下来。她刚下车，就听见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她转头看 过去，院子角落有几个大铁笼子，里面是狗，黑色的，很大，脖子上拴着粗壮的铁链。那狗 一看见她，就猛地往前扑，铁链一下子绷紧，“哗啦”一声响。妈妈当时一下子慌了。她从 小怕狗，不管大狗小狗都怕。年轻时在村里去别人家借东西，第一句话总是：“你家有狗吗？” 如果有，就再问一句：“拴着没有？”

这两只狗是拴着的，但妈妈还是往后退了一步。那狗一直在叫，声音低沉，像狮吼，一下一下地往外冲。铁链拉得直直的。她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慢慢往旁边走，直到一个角度 ——狗看不见她——才停下来。

院子里还有一个养猪的地方，现在不养了，只剩几头野猪在圈里拱来拱去。还有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有桌子、椅子，有些乱。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老头走得很慢，一走几步就要停一下，嘴里一直说：“累死我了，累死我了。”进屋后，他直接躺到了床上。丽丽跟在旁边，给他脱鞋、按脚，问他喝什么、吃什么。妈妈站在一边，抱着孩子。

在院子里待到下午四点多，老头把他们送回小区，就离开了。妈妈说到这儿时，像是在思考什么，停了片刻，说：“那个孩子，我替他担心。”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从小什么都有。要什么给什么。以后要是受点罪，受得了吗？”她又说了一句：“小树不啃砍能长直吗？”

小区保安曾告诉她，这一家换保姆换得很快，有一个月的，有一个礼拜的，甚至还有一天就走的。一年能换很多个。妈妈听完，心里想：“这种人家，不好伺候。”

4.

每天，丽丽都要带孩子去小区附近的公园。那个公园不大，但人多。滑梯、秋千、小车子，一圈一圈排着。孩子一进去，就不肯走。

过了几天，丽丽说：“咱们都去吧。”妈妈就推着小车，跟着她一起下去。带了水、零食，还有一条小被子。孩子玩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妈妈把小被子盖在他身上。中午的太阳慢慢升起，人少了一些。有的孩子被抱回家吃饭，有的还在玩。她那时候是看时间的。她没有表，只能通过观察别人的动作和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大概是快两点了。

她说了一句：“咱们回家吧。”丽丽说：“他不回去。”她指了指孩子。“他一回家就哭。在这儿待到晚上。”妈妈没有再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丽丽问她：“你饿吗？”妈妈回答：“饿啊。”丽丽说：“那你先回去做饭吧。做好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再回去。”妈妈问：“做什么？”丽丽说：“蒸咱俩的米饭，炒两个菜。”说完，又想起：“给我剥好四五瓣蒜，放小碗里。”

妈妈把孩子交给丽丽，一个人往回走。她回到家，先洗手。然后淘米、切菜。饭做好后，她打了个电话。那边说：“马上回。”她把锅盖好保温，开始等待。

后来，她才慢慢了解到，她们家是吃两顿饭的，中午不吃。有一天早上，丽丽问她：“你一天吃几顿？”妈妈回答：“三顿。”她说这句话时，还笑了一下。妈妈当时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丽丽说：“我们都是两顿，中午不吃。”妈妈听完，哑口无言。她说：“我在哪儿干活都是三顿。”丽丽只是说：“那你饿了就吃点零食。”

她们出去时，总是会带很多吃的。面包、牛奶、海苔、苹果，都装在一个包里。妈妈说那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给她准备的。

我问她：“那你中午怎么办？”妈妈回答：“我就自己回来做。多做一点。她有时候晚上也不吃，我就吃剩下的。干净。自己做的，自己知道。”在雇主眼里，保姆仿佛不需要正常的三餐，这正是阶层区隔最日常、最刺痛的表现。

后来，她很少再问“什么时候回家”。到了点，她就自己往回走。做饭、吃饭，然后再回去。有一次，她在公园里找到机会对丽丽说了几句：“孩子这么小，他不懂时间。你不说回家，他不知道回。他吃的喝的穿的玩的，样样都有，在哪儿都一样。困了在车上就睡了。可是咱们大人呢？中午不回家吃饭，不休息一会儿，你不觉得累吗？”丽丽说：“我吃点零食就行。”妈妈没有再劝。人家的日子，是人家过的。但她不能跟着那样过。

那天中午，她还是一个人回去做饭。她坐下来，自己吃了一碗饭。没有菜，也吃完了。

5.

到了五月，处得时间长了，丽丽的儿子可愿意跟着妈妈了。

那是她们走得最远的一次。妈妈说，她一开始没觉得远。跟着走，过了一个小桥，又走了一段，腿开始疼了。但不能说。说了人家就不要你了。

路边有一家水果店。门口摆着草莓，一盒一盒的，很红。孩子在车里，伸着手去够。丽丽说：“要这一盒。”给了钱。草莓拿在手里，孩子就要吃。丽丽把草莓递给店员，说：“去给洗一下。”店员说：“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管洗。”“必须洗。”店员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儿不提供这个。”丽丽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我儿子要吃，你不给洗？你们一个个不老实的话，我连你们的店都砸了，你们统统别干了。想知道我的厉害，惹我试一试。”店里的人都看过来。妈妈站在旁边，说了一句：“算了，咱们走吧，前面买瓶水再洗。”丽丽对妈妈说：“你少管，不洗就不行。”

来了个男的，像是店长。他说：“要不这样，我们给你找点水，简单冲一下，可以吗？”丽丽说：“必须洗干净。”妈妈对服务员说：“谢谢你们，就去给洗一下吧。”水不知道从哪儿接的。洗好的草莓递过来的时候，妈妈伸手接了，又说了一句：“谢谢。”她听见后面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人啊。”声音不大。她没回头。丽丽把草莓递给孩子，高兴地说：“儿子，吃吧。”孩子吃了两个，就不吃了。

走出店一百多米，妈妈才说：“丽丽，不要这样对待她们。不管洗，就另想办法。再说草莓不好洗，她们能洗干净吗？她们都不打算卖给你了。”丽丽说：“不卖也不行。要是洗不干净，我儿子拉肚子了，回来没完。”

又走了一段，进了一家超市。门口有存包的柜子。服务员说：“包要存一下。”丽丽说：“这个不行，这里面是我儿子的东西。”服务员看了她一眼，说：“那你带着吧。”进去后，丽丽从小推车里把孩子抱下来，让他在超市里随便拿、随便摸。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妈妈紧跟在后面，把他弄到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放回原位。走到一个货架前，他拿了一袋零食，直接就撕开吃了。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说：“这个还没结账，不能先吃。”

妈妈马上说：“一会儿一起结，可以吗？”

服务员说：“先把这一袋拿去结一下吧。结完也不能在里面吃，这是规定。”

这句话刚说完，丽丽又变了脸。“我儿子饿了就得吃！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服务员还想说什么。她声音更大了：“你爷爷饿了不让吃吗？你知道我是北京的谁吗？”没人说话。她接着说：“听说过八爷吗？我一个电话，你们这店都开不了。”那个服务员站在那儿，没再说话。很快，女店长过来了，两个人小声说了几句。店长看了她们一眼，也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那袋零食，后来也没人再提。人家那是规矩，但不是对所有人。

出了超市，走了一段，妈妈说：“孩子小，吃了就算了。但咱们大人得负责。”丽丽说：“你就是太怕他们。在北京，我们就是老大。”

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母亲的尴尬处境：她既要维护雇主的体面，又要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那袋零食还在孩子手里，已经吃了一半。

6.

老头有一次带来一整箱红富士苹果。箱子很大，搬上楼的时候，妈妈一个人抱着，从车上到三楼，分两趟才搬完。纸箱边角有点湿，压在手臂上，有一股凉意。搬完以后，老头站在门口看着，说：“李大姐，你也吃苹果，吃完我再给你们买。”妈妈回答：“好。”

她把苹果一个一个拿出来，擦了擦，放进冰箱。一个也没动。

妈妈对我讲：“这个不能吃，这是规矩。人家让你吃，是客气。你真吃了，就是不懂事。”

有一天下午，小孩要吃苹果。妈妈从冰箱里拿出一个，洗了，用刀切开，分成两半。她用手托着，把一半递给孩子。孩子还不到两岁，手小，嘴也小。丽丽从卧室出来，看了一眼，说：“谁让你切开的？”妈妈说：“这么大个，他咬不住。”“你别管。”丽丽说，“给他一个就行了。”她把另一半放在一边，把完整的苹果递过去。孩子拿着苹果，试着咬。嘴够不着，鼻子先贴上去。蹭了一会儿，表面湿了一层。他咬了几下，没咬下来什么，反倒把苹果磕得发黑。过了一会儿，他把苹果往地上一扔，不吃了。苹果在地上滚了一圈，停在茶几腿边。

妈妈弯腰，把苹果捡起来。她用手抹了一下上面的灰，又看了一眼，没说话，把它放在茶几上。丽丽这时候开口了。她说：“你把我儿子吃不完的苹果吃了吧。”想了想，又说：“这么大的苹果，吃不完，别浪费。”

妈妈一听就明白了，她说：“我不吃你儿子的苹果，也不吃箱子的苹果，我不爱吃水果。”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你想想，”妈妈说，“她老公让我吃，她不让我吃。这叫啥？”她说到这儿就不说了。我也不知道接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自己说：“看不起人。”

“她儿子那个苹果，上面都是鼻涕和口水，她自己都不吃，叫我吃。”妈妈说，“我有志气。我要是想吃苹果，我自己去买。多少我都买得起。”

不是半个苹果的事，而是尊严。母亲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了自己——她可以穷，可以辛苦，但绝不接受被轻贱。

那天，她没有买苹果。

7.

那天去看花。

“离得远吗？”妈妈问。“没多远。”丽丽说。

妈妈换了一件白衣服。那衣服是很多年前买的，洗得有点薄了。里面套了件秋衣。这种衣服平时不舍得穿，干活容易弄脏。她推着孩子，丽丽背着包，两个人就出门了。走过去确实不远。一大片樱桃花，开得正盛，粉白一片，人很多。有人拿着相机，有人用手机，一棵树底下站一对，换一棵树又是一对。妈妈推着小车在里面慢慢走。她当时有点想拍照。不是非要拍，就是觉得——这种地方，她平时来不了。花也好，天也好，想留个念想。

妈妈没有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她先说：“这儿空气真好。”又说：“花开得真好看。”丽丽说：“每年都这样，人可多了。”妈妈便说：“我给你拍几张吧，给你和你儿子拍。”丽丽说：“行，拍两张就行。”妈妈给她拍了几张，换了两个角度。拍完以后，妈妈把手机递过去：“你也给我拍两张吧。”丽丽说：“行。”她拍了几张。回到小区，又在楼下那棵开黄花的树旁边拍了两张。

往回走的时候，天色渐暗。上楼时，丽丽在前面，妈妈在后面推车。走到楼道口，丽丽突然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穿得这么干净。”妈妈以为自己听错了。丽丽又说了一遍：“你是保姆，穿这么干净，让别人看到不好。”

那一刻，妈妈的白上衣突然变得刺眼，像犯了什么错。

楼道里有点凉。妈妈推着车，手还扶在把手上，没动。她当时第一反应是——穿干净，有什么不好？

妈妈说：“干净点，不好吗？”丽丽说：“不是这个意思。”她没有再往下解释。

我问她，那保姆该是什么样？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灰一点，旧一点，看着就知道是干活的人。”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最好一眼就能看出来，和她不是一类人。”

那件白衣服，她没有再穿过。收在袋子里，压在箱子最下面。每当想起这句话，妈妈就明白：在城市很多家庭眼里，保姆不是“人”，而是功能性的存在。衣服干净了，就模糊了阶层的界限。这正是无数进城女性面对的隐形枷锁——你可以用双手照顾他们的下一代，却不能分享他们定义的体面。

8.

有一次，孩子午睡时。屋里很安静。妈妈在厨房洗碗，水开得不大，她怕吵醒孩子。洗到一半，卧室那边传来一点动静。不是哭声，像是翻身的声音。她擦了擦手，准备过去看看。还没走到门口，孩子突然哭了一声。声音不大。几乎是同一时间，主卧的门一下子开了。丽丽跑出来，什么都没穿。妈妈当时愣住了。人是往前走的，但脑子停了一下。

丽丽已经冲到床边，把孩子抱起来，一边哄一边说：“儿子，儿子，我来了。”

“你把衣服穿上吧，孩子没事，马上睡着了。”妈妈在一旁说。孩子已经不哭了，只是哼哼。她这一喊，孩子立马睁开眼，要让她哄。

丽丽没有理会，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有什么关系，就咱们两个人。”她连裤子都没穿，孩子都快两岁了。

她连裤头都没穿，孩子都快两岁了。

还有一件事。孩子喜欢用手指去扣插座。家里插座很多，都很低。他一边走一边扣，看到一个，就蹲下来，用小手指往那个孔里戳。她看着心里担心。妈妈过去拉开，孩子又过去。她跟丽丽说：“这个太危险了，能不能用胶带粘一下？”丽丽在玩手机，看了一眼，说：“可以。”妈妈找来胶带，把低一点的几个插座封住。高一点的没动。第二天，有两个已经被撕开了。她又粘了一次。孩子不懂，大人得管。

说完，妈妈自己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还有一次，丽丽在客厅做指甲。桌上摆着一排颜色，红的、白的，还有带亮片的。她叫妈妈过去。“来，我给你做。”妈妈说不用，说要做饭、洗菜。丽丽说：“没事，很快。”她把妈妈的手拉过去，一根一根地贴上假指甲，再用一个小灯烤。妈妈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有毒。”她说，“天天洗菜做饭，不能弄这个。”

但她没有把手抽回来。人家给你做，你不让做，也不好。

做完以后，是白色的，上面有几个小星星。她洗菜时很小心，手指伸进去一点点，怕掉下来。做饭的时候也慢，刀拿得不太稳。干活的人，手要听使唤。这个，不听使唤。

晚上，她一根根掰掉。干活的手，必须听使唤。

通过这些琐碎日常，我渐渐看到母亲在“笼中”维持的平衡：她尽力做好工作，同时守住作为人的最后界限。

（以上为样章，如果对本书稿感兴趣的出版机构可以联系：三明治keepintouchsmz@gmail.com）

关于作者

吕创，写作者，独立电影导演。曾师从刘立春老师，在IFA独立制片协助机构修读电影导演与编剧。

2008年完成第一个短篇小说。2010年开始一边打工一边写作，没中断过。做过货车司机、服务员、推销员、洗车工、网管、保安、中控员、前台、电话客服……上一份工作是便利店店员。

十几年来写了短篇、中篇、长篇累计上百万字，大多写完便存进硬盘。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始终过不了自己那关，也怕一旦被拒，就不敢再写了，几乎没有投稿。2021年，电影和写作都看不到出路的时候，决定试一试，第一次投稿，短篇小说《混吃等死》获台湾时报文学奖首奖。

剧组经验丰富，场工、场记、美术、道具、统筹、生活制片、执行制片人、制片人都做过，也担任编剧。2012年开始新诗创作。电影长片作品：《希望在场》《奔赴不朽》。

试读间是一个文本实验室，链接创作者、出版编辑和对新文本有兴趣的读者。我们从海量的投稿中，选出有意思的文稿和写作计划，测试一下他们的出版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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