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丨柯锦雄（刑辩律师）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已经于5月1日起施行。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新型、隐性腐败，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细化了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健全特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加大了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
随后最高检于4月13日公布了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围绕依法惩治新型、隐性受贿犯罪主题，涵盖“商业机会型”“放贷收息型”“房源锁定型”“固收干股型”“原始股份型”五类新型、隐性腐败问题。
检例第247号王某某受贿案属于“商业机会型”腐败。王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三家公司在重大项目申报、审批或公司领导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后，主动提议三家公司在设备采购等方面关照其妻子刘某某，三家公司遂通过虚增交易环节方式向刘某某输送利益，刘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无需开展实质经营或承担市场风险，仅通过转手交易即获取三家公司给予的巨额差价。检察机关认为，王某某明知刘某某所获差价是三家公司给予的好处，具有受贿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受贿数额以刘某某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受贿罪本质上是“权钱交易”，而商业机会一般是指民事主体平等、公平参与某一竞争活动的资格和机会，以及以此获取商业利润的可能性。“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能否界定为“财产性利益”的关键，在于能否折算为货币，即是否具有可计量性，而商业机会作为一种获利预期，最终能否获利、获利多少具有不确定性。
而本案当中的“商业机会”并非市场当中形成了，而是请托人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的方式创造的，事先即可以确定利益。而这类人为创造的“商业机会”往往不承担风险、也无需实质经营，与正常市场交易活动完全不同。
分析了正常商业机会的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市场竞争性，即商业机会需要民事主体在市场公开、公平竞争中凭借相对优势获取；
二是利益或然性，即商业机会存在获取商业利润的可能，是一种可期待利益，而能否实际获利则与经济环境、市场行情等因素密不可分，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成本投入性，即从商业机会转化为经济收益，需要实际出资、经营管理等因素的介入。
由此可以明确，“商业机会型”案件的辩护要点之一，在于围绕这三个核心特征分析交易环节是否正常的市场交易。比如增加的交易环节是否具备商业上的合理性，是否能够减轻成本，提高效率。业务外包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很多贸易型企业本身就依靠低买高卖获得收益，而不能仅仅以增加了交易环节就认为是人为制造的“商业机会”。
正常的商业机会的利益带有不确定性，需要承担相应的是市场风险。“商业机会型”腐败当中的“商业机会”普遍不存在任何风险，利益事先确定。但也不能因为商业机会获利就认定存在“权钱交易”，还是需要分清楚，获利是承担是承担市场风险拿到的，还是利用职权拿到的。
有些“商业机会型”腐败当中，公职人员近亲属设立的公司一般都是皮包公司，没有实质经营。但是现在不少公职人员家庭，从政从商分工明确，完全是正常经营公司，而且商业机会本身也属于公司经营范围，对于这一类的“商业机会”不仅需要厘清是否承担风险，也需要证明商业机会的获得是因为企业实力而非某些人的影响力。
最高检公布的指导性案例，通常都会写明指导意义。指导意义是针对全国检察机关如何认定同类型案件，是入罪的条件。但指导意义本身对于律师辩护同样有着指导的意义，只要辩护律师能证明当事人不具备指导意义当中要求的条件，即可推翻控方指控的基础。以检例第247号，未来遇到“商业机会型”腐败案件，辩护律师需要证明交易环节非虚增、事先利益不确定、与职务行为不具有对应性、是实质经营承担风险的正常市场交易，用指导意义来指导证据收集以及辩护观点。
当然，最后说明一下，正常的商业机会即便不构成受贿罪，也可能涉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或非法经营同类业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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