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软弱无力，对内重拳出击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契丹壁画）

在公元11世纪后期，东亚大陆的三个并立政权，是辽，北宋，西夏。

我们讲述道宗的故事，往往会把视角聚焦在十香词冤案和太子耶律浚之死上，认为是道宗的昏聩和耶律乙辛的专权葬送了大辽江山，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拉远，我们会发现，就在契丹人走向深渊的同时，南方的北宋和西北的西夏，也在各自的轨道上急速下坠。

三个政权的衰败路径截然不同，但内在的逻辑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说句比较通俗的话，就是都是“控制欲”反噬的结果。

这个世界上罕有没有控制欲的人，人要没有控制欲，那就是无欲无求，那简直就可以被称之为是老神仙了。

道宗的控制欲来自于皇权的安全焦虑，那么北宋的控制欲则来自于一种更奇怪的东西，那就是文人政治的过度成熟。

而且，这三个政权之所以灭亡，最大的原因都不出现在外部。

北宋自立国之初，最爱“防弊”，什么意思呢？就是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他非常害怕别人cosplay他，也整这么一出，所以他设计了一套非常严密的，严密到令人窒息的制度来保证皇权要始终在赵氏手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以文制武，强干弱枝，三权分立，频繁轮调，几乎所有的设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保护皇权。

这套制度是有效的，它终结了五代十国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局面，带来了长达百年的稳定，不过任何制度都是有有效期的，当宋太祖防弊的思路被推到极致，它就会变成一种自我束缚。

辽朝道宗和北宋仁宗的统治是有重叠的，而在仁宗朝的后期，北宋已显示出疲态，宋朝的军队很多，但战斗力低下，财政上更是入不敷出，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神宗在即位之后，他很有魄力，他决定要改变现状，于是他开始支持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争议也是最激烈的一次改革，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等吧，反正王安石认为，既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没钱，那么自己就用理财的方法来赚钱，而且王安石的态度是，如果你支持变法，那你就是忠臣，如果你反对变法，那么你就是小人，你就应该滚蛋。

神宗的态度也大差不差，支持变法的就是进步派，不支持变法的就是守旧派。

（宋神宗）

那这个时候，政见不同就变成了忠奸之别，朝廷的共治传统也被打破了。

在北宋开国初期，为了防止武人当权作乱，皇帝决定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不是漂亮话，这是非常实在的权力分配机制，比如北宋这个朝廷，它很多的事情是要经历这么一个流程的：

由宰相来提出，由百官来讨论，由台谏来评议，由皇帝来拍板决定。

因此北宋的士大夫也普遍认为，天下绝不是皇帝一家的私产，治理天下也应该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的责任，皇帝也不应该独断专行，必须尊重士大夫的意见。

当然北宋的共治难以称之为民主，这更像是一类精英内部的协商机制。

但王安石为了减少推行变法的阻力，他直接绕开了北宋士大夫们共同讨论，协商解决的政治惯例，直接用皇权来强行镇压反对意见，甚至是将反对者污名化为奸党，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加快了改革的速度，但长期来看，其实是摧毁了北宋士大夫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从此之后，北宋的朝廷将不会再是一个共治讨论的地方，而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角斗场。

神宗时新党得势，旧党被打击，等到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旧党上台，司马光等人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修补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漏洞，而是全盘否定，废除新法，青苗法废了，募役法废了，方田均税法废了，连边境上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城堡也主动放弃了，他们还积极打击新党，把新党成员都给撵走了。

等到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新党又被重用，新党又开始打击旧党。

从公元1069年到公元1100年，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北宋的国策在变法和废法之间反复横跳，没有哪项政策能连续执行超过十年。

这就是党争的代价。

作者无意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作者想说的是，北宋的政治制度看似健全，但其实行政系统大多时候都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官员们不再关心如何治理地方，如何减轻百姓的负担，为官者开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站队和互撕上，哎，你今天弹劾我一个门生，我明天就参你一本结党，你把我贬出京师，等你下台了，你看我收不收拾你就完了。

《宋文鉴》卷五十七：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但博士月巡所隶之斋而巳。谓如此则请问者对众足以为证左，以防私请，以杜贿谢。

史料中的这么一个小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在元祐年间，北宋的最高学府太学，博士和诸生见了面都不说话，教谕无法施行，学生有问题也无可请教，表面上看是怕老师和学生交往过甚，怕他们在考试中作弊，但其实双方的冷漠，是害怕被扣上结党的帽子。

（史料记载）

连学校里都做不到正常交流了， 这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可想而知。

无论新党还是旧党，其中不乏有经天纬地之才，怀济世安民之志者，但他们都没有真正的为百姓减轻过负担，青苗法被废了，但免役钱还在，方田均税法停了，但各种苛捐杂税只增不减，熙宁六年，一场大旱持续九个月，导致东北地区的流民是“扶老携幼，塞满道路”，百姓“卖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当时北宋有个叫做郑侠的画家，也是当官的，他根据这些惨状画下了《流民图》呈上朝廷，神宗是“反复观图，长吁数四”，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就是北宋的困境，制度设计的太巧妙了，巧妙到没有人能打破制度，文人政治发展的也太成熟了，成熟到所有人都沉迷斗争而忘记正事。

辽朝的道宗喜欢搞制衡，因为道宗必须要平衡后族，结果耶律乙辛集团发展壮大，危害比后族还大，北宋为了保护皇权，搞防弊制度，酿成了新旧党争，他们一个是通过扶持代理人来制衡贵族，结果代理人失控了，一个是通过极化政治来推行改革，然而改革本身反而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辽道宗大康五年，当道宗终于开始对耶律乙辛起疑心的时候，道宗却发现，自己除了耶律乙辛之外，几乎是无人可用，耶律乙辛集团占据了所有的要职，连皇帝的亲卫都在耶律乙辛的掌控之中，北宋同样也是如此，哲宗亲政之后，可用之人无非章惇，蔡卞，旧党已被清剿殆尽，新党内部又裂变为不同派系，用谁治国？谁也指望不上。

很多人容易搞错一个问题，在直觉上，道宗将近在位半个世纪，宋辽作为南北对峙的两大政权，怎么着也得打几场，但其实，道宗在位47年，宋辽之间没有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甚至就连像样的边境军事冲突都很少，唯一一次接近战争边缘的事件发生在咸雍二年。

《宣府镇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问曰：宋人好生，边事如何？对曰：我圣宗皇帝威德怀远，宋修职贡，垂六十年，若以细故勤兵，恐违先帝成约。上然其言而止。

也就是说，道宗曾经动过讨伐宋朝，兴起战争的念头，但是也被大臣给劝住了。

这不是道宗仁慈，这要归功于澶渊之盟后，辽宋关系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化和平的成熟期，双方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外交礼仪和危机管控机制，说白了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不用打仗就解决问题。

（贺兰山的雪）

道宗的战略重心也不在宋朝，他的前半生被耶律重元之乱和耶律乙辛专权占据，后半生又有西北阻卜等部族的叛乱，这也能侧面印证，出问题的是内部，更大一点的视角就是，宋，辽，西夏，因为大家都烂，所以打不起来。

古人云：外疾之害，轻于秋毫，人知避之，内疾之害，重于泰山，而莫之避。

来自外部的祸患，危害轻的像秋天的毫毛，人们却都知道要避开它，而来自内部的祸患，危害比泰山还重，人们却往往不知道躲避。

诚然，当一个政权的统治集团把精力都放在内耗上，对外战争反而成了奢侈。

或者说，连仗都打不起，打不动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西夏，在这段后三国史上，西夏很容易被忽略。

因为下意识大家就会觉得，西夏很小，但其实，西夏并不小，西夏的范围在今天的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大概有两万余里，这个面积那很不容易小觑了。

道宗时期，西夏立国不到二十年，这个政权北有辽，东有宋，两个庞然大物把它夹在中间，所以它生存的唯一策略就是借力打力，要么联合辽抗宋，要么联合宋抗辽，实在不行就两边讨好。

而关于他们在贺兰山下（西夏人心目中的神山）的传奇故事，将会是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参考资料：

《宋史》

《辽史》

《宋文鉴》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李小波.宋辽金西夏时期民族融合与黄河城市文明演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