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给阿嬷的情书，如何治愈我们对未来的忧虑?

文 | 刘梦龙

一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我想本号的读者已经不陌生了。这部电影本身，我们已经谈过了（）。这是一部以情动人的作品，它展示的是我们在过去岁月所珍视的情谊，一种撑过苦难时代的坚韧力量，可以说这是一部适配中国人情绪与价值观的电影。

这样一部作品，它值得成功，它要是被埋没就可惜了，它要是被人嘲讽，揶揄，质疑，那么我建议应该和那些阴阳怪气的人保持一些距离。

我想大多数人是愿意相信，在过去的艰苦岁月里，或许细节有所不同，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然，电影把这个故事置于下南洋这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一个特殊的人群，把一段已经渐渐泛黄的华人打拼史重新送回我们眼前，使故事有了特别的意义。

闽广之间，依山傍海，人多地少，资源矛盾突出，历来有海外贸易的传统。近代以来，下南洋成为闽粤两省普通人重要的谋生手段，筚路蓝缕，多少人埋骨异乡，悄无声息，又有多少人白手起家，开拓出一番事业。

对南洋华人的历史和现状，我这里不做过多赘述，作为南洋华侨的后代，我在之后的文章中会专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是指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即使到了近代，西方殖民者酷烈的统治已经相对缓和，不再动辄对华人开展定期屠杀；即使经过几代人的打拼，华人已经在南洋站稳脚跟，并通过宗族乡里这样的组织形式相互扶持，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路径，下南洋仍旧是一件迫不得已、备极艰辛、充满风险，乃至很容易丢掉性命的事情。

但不下南洋是不行的，不下南洋连番薯都没得吃，更不要说养活家人，买房置地。说到底，下南洋是一件死里求活的事情。一个下南洋的家庭，男人要奔赴千里之外谋生，女人要守护家庭，一去半生，生死茫茫，全靠几封侨批传讯。在东南亚真正的吃人丛林里，在洋人和土著的地界上，斗争与团结是生存的日常，谁是我们，我们是谁，我们要如何生存下去，这是首要的问题。

由此，下南洋的人群逐渐形成了一套社会道德准则，以宗族乡里为组织，坚守传统，前后提携，最终在南洋打出一片天地。这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的时代背景。这也是我说的，一种战胜苦难的力量，在艰难的环境里，个体必须依靠集体才能生存壮大，由此社会的价值观，道德导向要趋向于忠诚、团结、互助、友爱，对传统、家庭、友谊、乡谊的格外重视。

所以，在那样的年代，有那样的人，有那样的事，是值得我们相信的。真正的苦难会淬炼道德，缔造传奇，而我们的先辈，确实是那样的人。就像，我如果把这个故事的背景放在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战争岁月，又或者放在六十年代大漠深处的马兰基地，同样的音信相隔，生死茫茫，一转身或许就是一生。我想大家都会相信，会有那样的人，那样的事，用一生来守护一份信诺，一份情谊。

二

当然，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赞赏之外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重提南洋侨史的中国根脉很是让一些人，一些地方应激起来。这一点我会另文讨论。而还有一些人，则对这个故事展现的传统价值观乃至故事的背景地，感到不适。他们质疑、嘲讽，揶揄，翻出当地种种不好的旧闻，好像宣示他们已经甩掉了那些不值一提，为他们所鄙夷的旧时代包袱，正要引导时代大踏步走进属于他们的后现代。

作为《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发生地，潮汕地区本身确实是带有一定争议的地区。闽粤两省，尤其是闽南到潮汕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是我国遗存传统社会保守成分较重的区域。用现在流行的话，也就是前现代成分保留较多的地区。

这一地区往往呈现出类似的社会风貌。一方面，当地方志、士绅往往以海滨邹鲁自诩，强调本地早已化蛮为治，礼教泽被，人文繁盛，忠孝节义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当地民风彪悍，好勇善斗，素来号称难治，宗族乡里意识浓郁，民俗活动繁多，带有文化上的封闭性，不免给人一种自成一体，难以融入的观感。尤其是这一地区至今保留着不少旧时代的遗风旧俗，和当下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经常引来争议。

过去，我们推崇移风易俗，闽广一带的遗风旧俗常常是舆论抨击，揶揄的对象。但相对的，闽广又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始终比较活跃的地区。尤其不能否认，当地的人文传统在当地人开拓进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的不说，我们还是以《给阿嬷的情书》为例。它的初期破圈，这种特殊的地域优势是明显的。作为一部文艺片，在初期排片极少的情况下，得到了潮汕地区的集体支持，士农工商齐上阵，依靠潮汕四市高达90%的票房占比，避免了被其他大片打垮而匆匆下映，硬是撑到片子的口碑出圈，得以在上映近半个月后逆袭，由此才一飞冲天。

当然，《给阿嬷的情书》能成功关键是自身水平立得住，它开局的逆风，更多是小成本电影在当下严重疲软的电影市场环境中缺乏有效的宣发途径。但不可否认，潮汕地区那种浓厚的乡土情结，强烈的集体意识这次办成了一件大事。这种情形，几十年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是不少见的，往往也被看作闽广地区的一种独特区位优势。

说到底，以胜败论英雄。多年的社会实践检验，闽广地区自有一股自信力，尤其是闽南和广府，一直有自己的独立文化圈，优越感很强，外界的批评在经济优势面前也显得无力。可以说，自我国开启现代化和市场化经济进程以来，关于前现代社会传统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争议就没有停止过。

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在社会高速发展，物资极大丰富的同时，当代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离散迹象。城市化带来人的离散化，原子化，虽然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但置身于快速变化的社会之中，现代人往往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与不安。

在快节奏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稳定长久的社会关系。熟人社会解体，社会共识变得模糊，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短平快的生活节奏，使功利导向的极端个体反而游刃有余，大得其利。各种极端事件层出不穷，又得不到有效纠正，使很多人觉得人心不古，产生了强烈的的道德忧虑。这时，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和成熟的社会规则，又让人们产生一种过去很不错的感慨。

作为闽广地区的住民，我置身其间，也愿意和大家看一下对这一情形的看法。

首先，我不赞成迷人的老祖先或者三代之治、上古美好岁月之类的看法。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当然有它好的地方，不然不会被长期传承。从闽广地区的社会实践来说，有组织胜于无组织，独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划定出我们的重要手段。但在另一面，传统的生活方式毕竟是建立在过去的生产力条件和生产力关系之上，必然存在大量不符合当下社会价值观，甚至可以说不合时宜之处。

这一点，就好像我们开始说过去当然有木生、南枝、淑柔那样的人，这样的人与事在过去不少见。但在另一面，闽广之间生存斗争激烈，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紧张，好勇斗狠，轻生重利，强调个体对族群的忠诚，以至于族权甚至凌驾于法权。

闽广地区族群内部的互助团结一贯为人称道，但同样为人诟病的是族群划分的破碎与细化，充满了内部对立。不能简单的认为过去的社会充满了古早的人情味。传统社会由于生存资源的紧张，个体被要求依附于集体，体现为规矩森严，充满了禁忌。置身其间，人实际上要面临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多重权威的束缚，这是团结友爱的B面。这是习惯了拥有个人空间，喜爱享受个体自由的现代人所难以接受的。

闽广社会内部，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功利性，遵从上下尊卑，贫富贵贱的等级性。如果一个人不能符合社会期待，没有按规矩来，很容易遭遇内部的排斥。但这种规矩的初衷不是简单的遵纪守法，而是有没有偏向自己人，是否有利于小团体。

这就会表现出对法度的漠视和对自己人的无条件包容，呈现给外界的就是闽广社会的一个个小圈子往往抱团护短又规则意识淡薄。当地开风气之先，富有冒险精神的B面就是什么都敢干，无法无天。显然，这和现代人的社会认知和我们所受的社会教育也有一定的差别。

四

当然，我这里要格外强调，这些都是过去的情形了。传统毕竟立足于过去，面对现代化的冲击，社会在不断演进，社会成员不可能被困住过去，如今它消极的一面已经极大消弭了。正因为传统社会的弊病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被极大消弭，我们如今更多看到的是传统社会保留下来积极的一面，所以会很容易产生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很好，过去社会很不错的观感。

这里我举一个常见例子让大家方便理解这种变化。闽广一带多年来常被诟病的就是重男轻女之风。包括但不限于生不出儿子不领结婚证，生不出儿子夫妻要闹离婚，这些传闻，我想很多人都听过。

但实际上，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个人概括为重男是客观存在的，轻女已经基本式微了。重男的思想当然还存在于老一辈的观念中，甚至青年人受到潜移默化，要生个儿子的念想比其他地区更强烈，这是客观事实，我不避讳。但长期的计生政策导向和养育成本的增高，消费观念逐渐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变为以个人为中心，年轻人不会再像过去一样，非男不行，更不会把女儿看作家里的次级成员。

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闽广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区别。城市化稳步推进，小家庭取代大家族，长辈的权威下降，男女的生产力差异基本消失，社会地位自然趋向平等。这使得重男轻女的基础逐渐消失，最多只余下一些脑海中的念想，而再不是一个可以放在台面上的社会共识，这也是事实。

就像这些年高价彩礼是一个很多人争议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潮汕是传统保留较多的地区，但潮汕地区并不是一个高彩礼的地区。相反，当地讲求婚嫁相当，嫁妆要和聘礼相当，如果收高价彩礼，没有对等的嫁妆，那就是卖女儿，是很不体面，不齿于乡里的行为。经济上相比潮汕更好的闽南地区，确实是高彩礼地区。但它同样讲求对等和体面，彩礼和嫁妆是挂钩的，富豪人家的厚嫁给出天文数字是不少见的。

当然，这种厚娶厚嫁的行为给闽南地区的普通家庭带来体面的压力，一些人出现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这又是一弊，可以看作传统社会延续至今的一个B面。

五

在我看来，当下无疑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这自然包括国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和谐。然而，我们放眼当代，国人对物质文明领域的不断进步是普遍怀有信心的，但对精神文明领域的未来发展，往往是充满忧虑的。不过，我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忧虑，更多是一种预见性忧虑而不是现实层面的大溃败。《给阿嬷的情书》所代表的是过去的一端，而现实层面的忧虑是导向未来的一端。

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像我说的，传统社会的规则，无论好还是不好的，都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上。这种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消解了，即使闽广地区，其实也是深受影响，不能自外的。指望靠前现代来对抗后现代，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力基础，其实是不现实的。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传统社会关系的消解，新的标准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混沌无序，使人与人的交往充满了不稳定性。老实人吃亏，无赖得利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痼疾。比谁更善于钻空子，巧妙的穿行于道德之下，法律之上，玩弄规则于股掌之间，恰恰是资本发家的精髓，也是市场经济自由导向下，劣币驱逐良币的天然行为。

从历史经验层面说，作为我们前面的石头，西方社会包括日韩已经展示了一幅礼崩乐坏，社会无法自救，人们互相伤害，逐步沦为废墟的场景。在这样的场景里，规则的重建是通过社会崩溃，共识消亡，所有社会成员一起输掉、共同受害，人们在实在无法忍受以后，勉强恢复起来的。

而这样经历过一轮崩溃重建的社会，不免伴随着生产力的衰退，又缺乏正确的引导，实际上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最终也只是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一个个执行不同标准，互不买账，相互对立的小圈子，俨然是乱世之中的坞堡一般。

如果我们从马列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生产力已经极大发展了，但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当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问题是当代世界的通病，并非我们一家独有。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指望通过社会的自然调节来实现匹配的。或者说，人类社会最终可能会通过自然调节来实现二者的匹配，但那是通过鱼死网破，积弊爆发，推倒重建，极端猛烈而痛苦的一个变革过程来实现的。

至少从中国政治传统和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角度看，我国自古以来就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拥有更强力、也负有更大社会责任的治理体系，德治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关键的一环，更应该尽力避免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治乱循环。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治理，应该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规则的重塑，不能像西方一样，表面谈法治实际上成了玩弄法律，把社会治理搞成了一桩唯利是图的大生意。

当然，其中的一个显著问题是现代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本身也经历了从集体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历了从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到彼此独立的现代都市居民的社会转化。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是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的。

但随着后现代的推进，资本主义不断消灭传统的社会基础。个人自由被巧妙替换成放任不管，或者说导向一种被剥离了稳固社会关系后的原子化个体以便于资本的系统性剥削。这恰恰是主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最近几十年来走向社会崩塌，又偏偏一去不回头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明白的指出，个人的社会原子化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而不是终点。正是以个人的原子化为温床，后现代的疾病蔓延滋生。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使社会成员的生存导向趋向短期牟利，而不再追求长远发展。利用个体对原子化的无力和忧虑，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制造对立，拉拢成员，近一步破坏社会脆弱的共识。在共识全面失守之后，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不得不走向更剧烈的抱团与对立，在互相伤害中划定出泾渭分明的我们和你们。

这种情形，某种层面上倒和闽广社会在过去表现出的样貌颇为相似。毕竟，从历史渊源来说，闽广社会的形成正是经历了崩溃（因战乱等因素迫使先民南下），重建（在陌生的环境里开拓新家园），动态平衡（不同波次，背景的南下人群互相斗争，争夺资源，最终形成势力平衡），二次出发（在本地达到承载极限后，开始下南洋，寻求外部资源输入）。这和后现代社会的自然发展是颇为类似的。

而治愈后现代弊病的良药或许就在于克服人的原子化，恢复人与人的联系，实现社会关系的良性重建，重新把人置于可靠的大集体之中。中国人一贯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在尝试解决后现代的实践中，我国传统社会所遗留的经验，对国人思想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然，这个任务最终只能由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权力来完成。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公权力不能袖手旁观，而要努力投入资源，主动引导推动社会的变革，通过及时奖惩，以期重塑一种良性、稳定的社会规则，重构个人与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尽力避免重蹈覆辙，掉进西方已经掉进过的大坑，这才能保证我们社会生产力的继续进步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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