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樊思睿，“遗忘”俞梅荪——文汇报的两张面孔

独立评论人 邓启金

本文旨在梳理近日网络热议的上海交通大学樊思睿事件及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国务院办公厅原秘书俞梅荪案。在信息爆炸与舆论喧嚣的表象之下，我们试图通过白描与还原，审视公共叙事在个体命运中投射的痕迹，以及被时光淹没的记忆碎片。

开篇印象： 2026年5月，《文汇报》刊发了一篇为上海交大失信学生慷慨陈词的评论文章，全文辞藻华丽、层层递进，呼吁社会“保护犯错者的隐私与尊严”。然而，对于曾因帮助该报而蒙冤三十三年的国务院原秘书、立法专家俞梅荪，这份报纸却从未发出一声歉意，甚至连一篇正式的调查报道都付之阙如。同一家媒体，一边是声嘶力竭地为一个造假者遮挡舆论锋芒，一边是对半生蒙冤者的苦难装聋作哑——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差异，令人不禁深思：媒体的天平，究竟向着哪一边倾斜？

01 忘年交：跨越三十年的时代共情

提笔之前，我反复叩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现在写？

俞梅荪是我相识多年的忘年交。他与我父同庚，同年降临于此世，却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生轨道上，演绎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今他们都过了古稀之年，不同的是，1953年一起来到地球的“同年兵”，我父亲蜗居渝东南的小县城看落日，俞梅荪在为最后的尊严看晚霞，而其它的“同年兵”有人早已作古，有人乡野残喘度余生，还有极少的正当春风骏马少女为伴。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间。很早之前我就想为他的经历留下文字，无论是作为给他一个交代，还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甚至只是为那段历史留下一道参与过的痕迹。

可我一直没有真正提起笔。

坦率地说，我曾觉得俞梅荪身上书生气太重，血性太少。这与我作为僰人后裔有着川军血脉袍哥精神、一贯对血勇之人的敬仰相违——我信奉川军血战到底的刚烈，信仰“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用江湖手段解决”的原始冲动。看着俞老在三十多年的上访长跑中一次次以近乎卑微的姿态递出材料、反复叩门，我心中生出的并非只有同情，还有愤懑——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抵如此。

可也正是因为这份愤懑迟迟无法排解，我才最终意识到：我们不能只敬仰拔刀相向的血勇，而鄙视孤独坚持的尊严。

真正让我在键盘上敲下第一个字的，是2026年5月24日的那个新闻——上海《文汇报》为上海交大樊同学发出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文章《樊同学不应该这样被指名道姓》，呼吁全社会“保护一位犯错学生的隐私”。文章辞藻华丽、层层推进，极为“冠冕堂皇”。

当看到这篇文章时，一股荒谬感与刺痛感将我彻底淹没。原来，同样的机关报系，曾经对一位因帮助自己而身陷囹圄的立法功臣，采取了长达32年的精神凌迟，如今却对一个实实在在造假、私吞奖金的年轻人，摆出一副“受害者需要保护”的姿态。

文汇报——这个俞梅荪悲剧的半生起点，如今又在一个本不相关的学生风波里高调“执法”，慷他人之慨。

于是，我选择了动笔。

02 法徽下的破碎人生：俞梅荪的一世清誉与无言抗争

在追溯这场意味深长的舆论照影之前，有必要先将那位被夹在历史夹缝中的立法者身世铺陈开来。

俞梅荪，1953年出生于北京，在上海长大，1984年以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被誉为“黄埔一期”——的优等生身份毕业，随即被选拔进入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后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他历经了八十年代我国经济法治从无到有的拓荒期，参与了“七五”立法规划等大量基础性法律法规的起草，是中国改革开放法治进程的亲历者和塑造者之一。

这是一个曾经站在法治布道台上、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然而他的家庭底色又远非寻常：他的祖父是黄炎培盛赞的“新闻界释迦牟尼”俞颂华，1920年作为《时事新报》《晨报》特派记者与瞿秋白同赴苏俄，并见到了列宁，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父亲俞彪文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专家，后参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组建，在1957年的那场风暴中不幸被迫害致死。家族荣光与亡父遗志交织在一起，化作他心头的长明灯，支撑他在国家立法前哨燃烧青春。

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据俞梅荪回忆，为了配合十四大的宣传报道，《文汇报》的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及驻京办负责人反复求助于当时在国务院机关工作的他，希望借阅内部文件，以“吃透精神”、搞好宣传。出于信任与支持党报工作的善意，俞梅荪破例允许对方当面查阅相关文件，并一再叮嘱“只能看，不能复印，不能外带”。

靠着这份内部材料，《文汇报》当年的法治宣传风生水起，最终受到了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和上海市委的通报表彰。

然而，窃密的种子在那些材料被浏览之后就已经埋下。依据事后曝光的司法文件和公开报道，驻京办的相关人员竟擅自将文件盗印，并送往上海《文汇报》基层党委传阅扩散。1994年，俞梅荪被有关部门带走，理由是“泄露国家机密”。此前因协助该报而慷慨无私的热情，在一夜之间化为背叛的温床。

这是一场悲剧的缩影：恩将仇报式的栽赃，在合法的外衣下悄然上演。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法律上的末路。在闷热的法庭上，法学家江平先生拖着一条在动荡年代因劳改而截肢的残腿，亲自出庭为他进行无罪辩护——这是江平一生之中，唯一一次亲自出庭刑事辩护。江平先生当庭慷慨陈词，提出了“犯罪动机、手段卑劣、社会危害”三要件均不成立的犀利论辩，使得公诉人一度当庭撤诉，审判长甚至当庭表态“你没事了”。

可是，结果却如一根无形的针，刺向中国法治的脆弱神经。

1994年8月，一份判决书送达：法庭上的承诺化为泡影，江平先生的辩护意见被称为“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俞梅荪被以“泄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那位用残腿跨越北京城、因车祸都未退缩的老法学家，其辩论最终淹没在文书的重重尘埃中。

入狱的三年带来的是彻底的毁灭。然而俞梅荪出狱后的姿态，更让人五味杂陈。他放弃了“以血还血”式的对抗，却选择了另一种较真：他固执地奔走于北京的信访机构与《文汇报》之间，期待一份属于正义的证明。而报社方面竟采取了长达三十年的“拖延战术”——时任历任领导屡次承诺“积极复查”、“翻案指日可待”，俞梅荪天真地一次次相信，一次次推掉了老领导帮助他“另起炉灶”的好意（说实在的，我至今搞不懂他为什么拒绝了老首长的捷径，期待下文有一个结论）。

更令人费解的是，据他后来的控诉，上访途中的材料总是在辗转几手之后，最终又回到了报社手中。另据俞老口述： 2014年前，他连续十次到驻在上海江苏路长宁区党校内的中央巡视组排队，反映情况，被接待了七次，接待人员深为同情，收下材料，可那些材料几经辗转，最终又落回了报社手中，竟然被断然拒绝解决任何问题，还被严词斥责。

在漫长的“复查期”空隙，他依旧没有向社会示弱。这位前立法精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比他更为微弱的群体——失地农民。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投身于从河北桃林口水库到四川、唐山的上访农民权益维护，帮助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讨回了数以亿计的安置补偿款，使无数辗转无门的农民家庭感受到制度中仅存的一丝温暖。

可讽刺在于，俞梅荪本人的生活却濒临崩塌。妻离子散，生计困顿，在49岁那年，为了谋生，那位曾经的国务院立法前哨必须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往返于北京郊外的货运站之间。

当今年七十多岁的俞梅荪坐在北京某高校的学术报告厅中，听着台上学者引用“要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期许时，他耳边回荡的不再是振奋，而是三十二年来那些从未消散的悲凉。

他依旧保留着每天关注法治新闻的习惯。整理着泛黄的材料，通过微信向报馆的现任领导再次发送申诉。沉默，永远是沉默。

2026年的网络舆论场上，对于樊思睿案的喧嚣和讨论热度如烈火烹油，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耄耋之年的“法治前辈”仍在黑暗中执着地敲着一扇没有回音的门。

03 从造假者到“保护对象”：《文汇报》的华丽修辞术

把视线从俞梅荪的灰暗叙事中移开，看一看今年五月突然闯入公共话题风暴中心的那位大学生，以及《文汇报》那一篇为她而书写的“权威”辩护。

樊思睿，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的一名学生。2025年与同校的K同学一同组队，参加首届“AI+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

比赛分工如下：K同学承担了算法设计、代码编写和核心论文撰写等绝大部分技术核心任务，而樊同学负责制作PPT和现场汇报答辩。团队最终收获全国二等奖和5000元奖金。

而这笔奖金，成为了整个事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据校方在2026年5月18日发布的通报与各大媒体后续披露，奖金于2026年2月初发放到樊思睿个人账户后，她反复向K同学声称“奖金未发”。在被多次追问之后，她改口称“只收到了2000元”，为了证明自己的说辞，甚至用AI制作了一张虚假的银行收款凭证截图——而这张伪造截图的电子原稿里，赫然带有“豆包AI生成”的明晃晃水印。

与此同时，K同学将信息发至校内社交平台，事件逐步发酵并跨越校园围墙。学校正式介入，核查结果浮出水面：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不诚信行为坐实。校方决定给予樊思睿“严重警告”处分，取消其入党积极分子资格、终止其“荣昶储才计划”学员资格、撤销其校内转专业的预录取资格。

但是当这样的处分公布后，公众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批判者”——人们追问的，不再是某个大学生的人品好坏，而是她那一条异常顺遂的人生轨迹。

随着网友和媒体的深度梳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细节暴露出来：樊思睿通过保送进入交大附中，低分考入交大医学技术类专业，随后两次成功跨院转专业，转入校内分数线最高的电气工程专业之一。她不仅转入顶尖专业，还入选了全校仅有50人的精英培养“荣昶储才计划”，手握转专业资格和C9暑期学校名额。而这些路径，每一次都在规则和资质的门槛上畅通无阻。

在舆论汹涌而至的5月21日夜23时，《文汇报》终于坐不住了。

该报刊发了题为《樊同学不应该这样被指名道姓》的评论文章，从八个“冠冕堂皇”的角度剖析此案，称“即便是一名犯罪嫌疑人，其隐私权、名誉权依然受到法律保护，更何况一名尚有漫长人生道路的在校学生”，逐一指责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的声明“指名道姓、打破平衡”，质问一个刚因不诚信行为受处分的年轻人“应不应该这样被指名道姓地置于聚光灯下”，甚至升华至理论：“现代文明的标尺，不仅体现在对弱者的同情，更体现在对犯错者权利的尊重。”

这篇文章发表后，网络上很快出现了一个细节：这篇为不诚信者辩护的高调评论，通篇没有作者署名。

何故如此？通常“署名为文责自负的起码担当”，《人民日报》有“仲祖文”或“任平”等化名，一家地方媒体却连编辑部的笔名都羞于亮出。一位网友辛辣点评：“藏头露尾之辈，最怕的就是指名道姓。”

而公众的质疑愈演愈烈：为什么这篇评论，既不批评造假者，也不要求校方彻查樊思睿顺利“闯关”的真实链条，反而集中火力攻击一家国企的辟谣声明“缺乏法治观念”？为什么此文可以如此游刃有余地挥舞“保护”的大旗，却对被30年冤案压得苟延残喘的前立法专家俞梅荪视若无睹？

一位网络观察者总结道：“全国网友帮樊思睿找爹，却一无所获。文汇报亲自下场，用最温柔的笔触遮风挡雨——谁才是她真正的‘保护伞’？”

公众的愤怒早已超越一个女生的私德之争。他们质问的是：那些公平竞争的门槛如何被一次又一次踏破？那些在真实中挣扎的劳动者，还有多少空间？

04 两段人生间的双标注释：一种冷漠一种温热

当我们将俞梅荪的故事——他的出身、他奠基中国法治的慷慨、他因为信任一家报社而跌入牢狱——与《文汇报》在樊思睿案中的高调辩护并置一起时，一个沉重的问题浮现出来：这家以“爱国知识分子创办”为自我定义、以“主流、高端、权威、亲和”为定位的大型党报，在什么人和什么事上选择发声，又在什么人和什么事上选择长久沉默？

俞梅荪的一生，从未忘记建设法治中国的初心。即便出狱后潦倒不堪，他依旧选择了为那些弱小到无法保护自己的失地农民呼喊。

然而《文汇报》给了他什么？连续三十年的否认、拖延、躲闪、冷嘲热讽甚至报警驱逐。

而在樊思睿这里，一家堂堂党委机关报可以深夜发声，可以调动一切典雅修辞来包裹一个失信学生；当舆论要求调查她入党和保送的各道流程时，媒体却把它翻译成“给一个年轻人留点空间”。

在这两幅画像之间穿梭，我们不禁迷惑：媒体的公平正义——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文化评论家端木赐香更直接挑明了疑点：“武汉大学杨景媛事件，四川大学张薇侮辱退伍老兵案，你们《文汇报》何时为那些真正的‘弱者’正义呼号过？莫非小姐也分着家——有的姑娘是‘你们家小姐’，有的不是？”

更无言的讽刺是：俞梅荪的祖父——被称为“新闻界释迦牟尼”的俞颂华，一生践行“无党无派、无私无畏”的新闻良知，在战火中捍卫言论和真相，他亲手改出了《林家铺子》这篇熠熠生辉的小说标题。如今《文汇报》发文不署名、对造假学生一面倒地高调保护、对历史悲剧视而不见——如果俞颂华老先生泉下有知，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05 尾声：当命运的兜肚落下，谁来回答时间的拷问

2026年的五月，一前一后，跨越三十年，这是两份截然不同的答卷。

一份答卷关乎一个失信却得媒体重笔掩护的青年学生，另一份关乎一位为法治奉献青春最终被体制遗忘、半生辗转维权的立法先驱。

俞梅荪依旧住在这个喧哗却沉默的国度之中，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依然每天修补着那叠褪色的申诉信。他还在等待，等待那个已经向他封闭了32年的公道。

他曾对我说：“我不求改变什么，只是希望后来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曾在黑暗中坚持过。”

这段话让我想起那句老话——“有些委屈，说出来就轻了；有些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沉重。”

当我们习惯于关心风口浪尖的热点，习惯于追逐那些容易激起集体愤怒的事件时，或许偶尔也该问一问：难道就没有什么更隐秘却更应该被听见的声音，值得我们停驻么？

时代不会主动替每一位受难者还债，但倘若我们这些尚有能力记录的旁观者拒绝遗忘，正义便始终保留着一线稀薄的希望。

愿我们最终铭记的，不止是一个失信学生的名字，也不仅是某家报纸的一篇无名评论；而是一位曾在立法前线构建中国法治地基的老人，他终其一生不肯屈服的背影，以及他苦苦等待的那一句——迟到太久，却本应属于他的清白。

参考资料

[1] 卉姐.《上海交大樊思睿的“免死金牌”与国务院办公厅原秘书俞梅荪遭遇的三十年精神凌迟》.2026-05-27.

[2] 总钻风有来有去.《文汇报为上海交大樊同学发声，怎么连个作者署名都没有？》.2026-05-22.

[3] 端木赐香.《樊思睿是文汇报家的小姐？》.2026-05-24.

[4] 百度百科.《文汇报》词条.

[5] 搜狐新闻.《辛亥风云—国办原秘书追忆大爷爷俞凤宾》.2025-10-15.

[6] 网易新闻.《回忆戴煌，感怀胡耀邦》.2023-04-23.

[7] 微信公众平台.《俞梅荪 | 江平先生唯一出庭刑事辩护》.2023-12-23.

[8] 凤凰网.《官方发声：樊思睿不是院领导亲属》.2026-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