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农民不怕粮价下跌？

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让高产的单一作物品种取代了许多原来活在田间地头的农作物品种。小农农耕文化好像变成了农业文化遗产，注定被时代淘汰。事实是这样吗？去年九月份，食通社在泰国米价跌倒谷底时，跟随Towards Organic Asia的伙伴们来到泰国东北部，看到了商品化小农经济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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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下跌，品种丧失

在讲这个故事前，先介绍一下背景。泰国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大米出口国，但卖大米却越来越难：美国关税大涨影响泰国高端茉莉香米的销售；加上印度恢复大米出口，国际竞争变得激烈。2025 年早些时候，泰国稻谷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30%，每吨仅为约2千多人民币。

◉泰国米价从2024年初的接近640美元/吨降到了2025年9月的320美元/顿。图源：IMF

产量过剩、行业内卷的同时，许多本地的稻米品种也消失了。泰国东北地区是泰国的粮食主产区，原本以农家自留种和地方品种为主，这些品种适应当地生态条件、不需要太多新晋技术和农资，但产量和商品化程度较低。自20世纪后期起，在泰国政府主导的农业现代化与市场整合的进程中，国际和政府机构研发的高产品种通过推广站和补贴机制迅速扩散，尤其是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改良品种，逐步取代传统农家种。2000年时，仍然有43%的农户在种本地的传统农家种，而这个数字到2009年时下降到了11%。

小农户处于价值链末端，种什么品种的米由国际市场需求和政策补贴主导。泰国出口市场把农民推向两个选项：要么种纯种认证、高附加值的软糯香米，出口美国；要么种杂交高产的普通长米，出口中东。而出口大米市场竞争激烈时，农户又不可能立马转战其他品种。举例说，尽管泰国香米附加值高，但高度依赖泰国东北部的雨水与轻质盐碱土壤，且为光周期敏感的低产晚熟品种，产量波动较大，大多数农户没有条件种，只能通过不断提高自己品种的产量来勉强维持生计。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和农资的同时，边际效应递减。

这是不是一个死循环？泰国的一个村庄，打破了我们悲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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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也能合作育种

2025年九月底，我们随着东南亚关注环境和社区的伙伴们来到了泰国东北部的Khok Sa-at村（以下简称K村），看到了一群不种出口品种，也没有规模化种植，却仍然过得不错的农民。

在K村，村民们用农家肥取代化肥农药、坚持自繁自育老品种稻米，纯靠人工播种和收割——相比规模化、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工业农业生产逻辑，K村看上去是个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典范。我们发现他们非但没有被商业社会淘汰，还没有任何生存压力。不跟主流市场“卷”，又能盈利，他们到底用了哪些办法？

K村位于湄公河以西70多公里，是个传统的农业村庄，以本地老品种稻米的保育而闻名附近。村里有个年轻人Aew，读完书做了环境记者，到处跑。十多年前，在听说泰国有5000多种稻米后，就开始从泰国东北部农民手里收集的老种子。 第一年，Aew只收集到了5个水稻品种，第二年变成了十多种，后来陆陆续续收集到了来自东北地区各个省份的250多种稻。

◉育种小组成员自家的稻田。她正在试验培育K村的当家水稻品种。

◉制种试验田土坡上的十字架。村民大多为基督徒。

农民保育老品种稻不只是收集种子这么简单，Aew还动员自己村里的农户开始自己留种、育种。稻米小组成员会观察哪些水稻品种分蘖良好，单粒能能长出10-20株（甚至多达60株）。检查每个穗的分蘖特征——例如谷粒是否密集、间距是否均匀、穗型是否美观——以便选出高产品种。现在村子里有一片公共的稻田，归本地的教会所有，大家把这片稻田变成了试验田，种了200多钟本土稻，整片田由15位育种小组成员共同义务看管。成员之间会在农民田间学校相互切磋技术，并且通过反复试验，将他们喜欢的、适合的水稻品种移栽到自家的稻田里。 过去7年时间里，育种小组的组员们还在当地科研机构的帮助下培育一种K村当家品种，预计3年后可以上市。

◉中午，妇女成员为我们准备了芭蕉叶包小黑米饭和红米饭。

我们有幸在一顿饭里尝到了小黑米和红米，都是当地出名的老品种。黑米粒较短，煮出来仍然基本保持原形，有嚼劲，香到可以空口吃。而红米饭熟后相对喧软，更好消化，可以中和辣到让人灵魂出窍的青木瓜沙拉。相对于灌溉种植的水稻，在靠雨水种出的米虽然产量不高，但味道反而更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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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老种子，也能丰收吗？

不过，只靠种老品种稻，这样看似田园牧歌的生活，能赚钱吗？

K村除了不需要年年外购种子，他们还有另外两个优势：土地和劳动力。

先说土地，泰国有超过40%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租地来耕种。这些农民每年要种三季稻，但经常最后依然入不敷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投入让他们负债累累。

K村的优势是，土地是自有的，也有已经世代相传的，完善的水利设置。本地农民熟悉当地的自然生态， 可以挑选适合当地气候的品种。整个村庄的稻田旁就是一片龙脑香林，森林发达的根系涵养水源，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调节径流。K村的土地属于旱地，每年只能在雨水充沛的5月到10月种一季水稻。村子在低洼种植穗多、成熟期长、对水要求高的的品种；在山丘上种成熟期较短，但穗相对少的旱稻品种。类似的操作我在云南山区也有听说过。稻谷依靠雨水、池塘，或水库的储存水浇灌，不需要引水，打井，挖渠。稻米收割后，气候变得相对干旱，农户这时会轮作南瓜或其他用水需求相对低的作物，而不是再强行种双季稻。

接着说劳动力。当泰国稻农开始种植面向出口的统一稻米品种后，农忙时期需要更加高密度、高强度的劳动，插秧、喷药和收割等工作逐渐由专业的农机服务队来完成。农活儿逐渐从不得不做的家庭劳动变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市场服务。

然而，K村依然沿用传统种植方式，不像现代单一农业那样需要高密度的季节性劳动力。他们不需要从外面请雇工，农忙时，组员之间交换劳动。同时，稻米小组不用外购农药和化肥，用塑料假人驱赶麻雀，用自家牛粪做肥料。

在不追求产量的前提下，农户没有还债和付租金的压力，实践多样化种植就容易得多。地租不用发愁，也不用购置农资，大米生产的成本可以非常低。生产投入的成本低了，让大家用生态的方法种植老品种就没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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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的作用

然而，光是生产成本低，不一定意味着项目一定会盈利。为什么农民在在尝鲜后，面对国际市场最稳定的“泰国香米”时，仍然选择种产量低、销售渠道窄的老品种？

这就涉及到钱够不够的问题。和一般的农村企业不同，Hom Dok Hung稻米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一个由K村的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扶持建立。40多年前，信用社刚成立时只有17名成员。发展到现在，成员有来自附近的21个村庄的近3000人，总资产超1.17亿泰铢，合约2300多万人民币。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由会员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同参与决策的组织。农业合作社的业务围绕种植、农产品销售与加工。信用社主要提供金融服务，如储蓄、贷款和支付结算。在K村，合作社和信用社名义上独立运营，但有很多资金人员之间的流通。

◉K村的信用合作社。工作人员都是志愿劳动的合作社成员，没有人拿工资。

泰国的第一家农业合作社建立于1916年，帮助农业商业化初期深陷债务的米农。现在泰国全国有近2000家合作社，大多都是农业生产性质。虽然合作社很多，信用社却只占其中的9%。大多数农民需要去泰国国家农业银行满足他们借贷需求。

信用合作社和一般的银行不同，并不以盈利最大化和股东回报为首要目标。也就是说，信用社的收益不会拿来做高风险投资，而是转化为公积金、风险准备金或到年底给大家分红。在提供比商业银行更优惠的贷款利息的同时，K村信用社的存款利息为3.75%（一般的商业银行为0.75%）。信用社社长甚至还想提高存款利息，但政府不同意。在此之上，信用社还有专门的福利基金，用来给有逝去家属的会员发慰问金，给困难家庭免息贷款。

而稻米合作社的盈利会被存回到信用社，社员财产的动向非常透明，可控，形成一套资金循环的生态系统。

不过，这样的信用社并不是在哪儿都能成立，也和当地的文化相辅相成。城市人早已将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处置寄托于政府、金融机构、和保险集团之上；而在K村，社区领袖仍禀赋威信。对于年长保守的K村农民，借贷、理财是个陌生概念，而信用社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离不开鼓励大家参与的牧师。

这里的村民80%是基督教徒（剩下的百20%是佛教徒，但大家关系融洽，在一起工作生活）。按照合作社社长的说法，基督徒勤俭节约、热爱工作，下一代的教育和村庄的团结都是合作社成功的因素。从生活方式看来，他们和美国门诺派社群有些类似，都在打造置于主流世界之外属于自己的小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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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7-11”

“为了集体的利益”这句话在这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将每一分钱最大化留在社区，要从多方位践行。村里没有餐厅，没有消费娱乐场所——更不用提菜市场，只有一个已经开了50多年的供销社小卖部。

社长自豪地告诉我们，大家调侃这个小卖部是村里的“7-11”，正是因为村民抵制连锁企业的入侵。这一点和我在美国西部的农村的感受一样。当地人们认为，连锁商店因为规模庞大、压价能力极强，不仅挤兑了原本的生意，还让卖农产品辛辛苦苦挣的钱流向了遥远的大企业总部。

“村7-11”采用会员制，股份指标按照公正原则分配，相当于消费合作社。每个家庭可以按人头数量购买相等股份，利润在年底按照股份大小返给会员。小卖部里售卖日常生活用品，按市场价进货、销售，再把利润返给社区，形成一套内循环经济。村民即是股东，又是客户。

我们到时已是月底，虽然货架谈不上琳琅满目，但生活必需品还算齐全，日用品价格和曼谷的便利店基本相同。有肥皂（看来购买的成本还是比自产自销的米糠肥皂低）、洗衣液、染发剂、可乐、雪糕，等等。

◉有趣的是，“村7-11”里仍然在卖市场上流通的普通香皂。或许在商品稀缺的K村，一块来路不明的香皂比起米糠皂的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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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完电商快递

回小木屋烧柴火饭

农户不光在田间劳作，还要负责从选种到销售的一条产业链。

◉农户们给我们展示他们的商品。这些漂亮的包装和整个村的生态理念对部分消费者来说很有吸引力。

有机水稻被包装成精致的小份，强调不同米口感、健康的特性。同时，分练时挑出来的碎米、米胚芽和米糠可以变成制作洗发皂的原材料，既节约了洗发水瓶的成本，又免去了生产不必要的塑料垃圾。村民们意识到，简单的加工可以赋予生产大米中的副产品额外的附加值。

一粒大米在它的出生地变成米酒、香皂等商品，听上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不需要卖给一道、二道贩子，而是直接通过电商物流卖给城市里的消费者们，流到农民手里的的利润占比自然高了。

重视健康、环境和社会公正的消费者们很支持K村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他们的有机米售价比市场上类似产品能卖高出一倍。甚至还有一位泰国明星主动帮他们宣传。

◉由于没有生产许可证，米酒不能对外售卖，只能自己消化。不过，在来自东南亚各地的朋友们和十几位当地的村民的热情推荐下，我们迅速解决掉了数瓶甜米酒。

集体经济在K村的稻米合作社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不依靠销量或政策支持。总结一下，原因归功于几点。

第一，稻米合作社由当地信用社孵化，初始资金就是乡亲们的存款，社会关系直接嵌入金融体系，双方有着非常稳固的信任基础，贷款直接服务于会员。第二，稻米集团作为收益主体，按信用社的股份分红，实现了盈利资金在社区的内增长和循环。第三，合作社的米不走常规收购渠道，而是直接对接高端市场。要实现这几点，需要生态环境、金融制度完善和社会凝聚力三方的贡献。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泰国稻农都像K村的农民一样种植老品种，还能卖上好价钱。在泰国，高产水稻和受国际市场爱戴的低洼茉莉香稻田仍然主导市场。与此同时，国际机构、政府和基金会正往“气候友好”水稻的研发和推广里投入数千万美元。更多农村地区负债累累，没有内部金融系统。大多数稻农还在等待曼谷政策扶持，争取议价权，盼着米价上升。

可在K村，种大米对于农民不仅仅是产量和收购价的博弈，还关乎尊严、成就和选择权。临走前，我们匆匆参观了树林里的一户人家。他们住在几个勉强称得上房子的简易的木质结构里，锅碗瓢盆摆在外面的竹支架上，每日生明火煮饭。大姐掀开树下大缸上的木盖子，我打开手电，探头，看到里面塞满了泥鳅。鸡在树下乱窜，螃蟹在塑料盆里爬行，牛棚下站着两头无所事事的黄牛。几千万的净资产也没能让村民脱离他们熟悉的世界。我们对“富足生活”的想象还是太单一了。

◉农户家木屋外的厨房。

参考资料

[1]Promkhambut, A., Yokying, P., Woods, K., Fisher, M., Li Yong, M., Manorom, K., Baird, I. G., & Fox, J. (2023). Rethinking agrarian transi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rice farming in Thailand. World Development, 169, Article 106309.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23.106309

[2]https://readthecloud.co/homdokhung-rice/

-这是食通社第807篇原创-

食通社

作者

杰泥

食通社项目官员，多伦多大学人文地理系研究生。关注环境和食物体系。

如无说明，本文均由作者拍摄

编辑：熊阿姨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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