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艺校恩师情

2000年开年，参加完山西省文化艺术学校的校考之后，我便在父亲的安排下，跟着县文化馆的两大演出队：安娥英艺术团与春雷艺术团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从广场大戏院到田间地头上，我们的演出足迹遍布老区的每一个乡镇村落、大街小巷。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少专业基础，但却积累了一定的舞台表演经验，同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未成年人，也意味着有了自食其力的机会。

然而这样的舞台表演经验似乎对于我在省艺校的入学考试与汇报表演并不是什么加分项，相反被学院派的那帮专家称之为是“野路子”，不仅入学考试专业成绩垫底，而且开学汇报表演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老师愿意选我作学生。后来我们几位没人选的学生名字就被写在了纸团上，然后由老师们抓阄，谁抓上谁来代。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从山西省电影学校刚刚调过来的张晓红老师的学生。

当时张老师抓到我的名字时都跟我这个人对不上号，于是她便向其他老师询问：“哪位是赵迎？”一位老师告诉她：“就是那个在舞台上又扭又唱，又黑又瘦的小男孩儿”，张老师当时还有点灰心，毕竟她当时刚调到省艺校音乐系，作为自己的首届专业学生还想着能出点成绩。可是搞专业的都知道，如果选苗选不好，那也不会有什么好长势的。于是她当时就想着跟声乐教研室主任金海调换个学生。但回去之后转念一想：这个学生在舞台上爱表现！于是她就想着还是先代一学期看看吧。

在张老师的精心教导还有自己的勤学苦练下，中专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我的声乐专业分数赫然排在第一名。从那以后，音乐系的老师们便对我这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刮目相看，同学们也对张晓红老师的教学称赞不已。从那以后，我的专业成绩便一直数一数二稳居全年级。从《草原之夜》唱到《在银色月光下》，从《乡音乡情》唱到《再见了大别山》，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作为一名中专生，我胜任了好多对于大学生都颇具挑战性的声乐作品。

有一次学校艺术团招新，要求是能够适应演出市场需求，会演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又捡起了曾经在省艺校入学之前唱过的那些流行歌曲，没想到的是，一曲唱罢，当即被学校产业处的老师拍板，决定把我吸纳为校艺术团的一名歌手，就这样在我们省艺校艺术团的带领下，一个未成年人在太原正式出道了。基于曾经在武乡县文化馆那两大演出队积累下的舞台表演经验，我在省城的演出市场上同样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然而唱着唱着，张老师不高兴了，因为她发现我在演唱声乐教学曲目的时候，歌唱位置变低了。我当时虽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现自己在演唱教材曲目的时候，声音是两张皮：中低音还是民族唱法的行腔咬字，可是一到高音就变成通俗了。唱得那叫一个不伦不类。当时也有其他老师曾善意的提醒过我：你是你们年纪的专业第一名，可是你这样乱唱下去，“状元”头衔恐怕难保啊。

其实，自己当时打心底里也是想唱好民歌的，毕竟山西民歌可以说享誉全国。可是当时艺术团的舞台并不需要我这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小男生唱民歌，尽管在我们那个年级专业成绩名列前茅，但跟省歌、市歌的那些民族歌唱家相比，自知功力尚浅。那个时候自己的潜意识可能就晓得：成功是优势的发挥，失败是劣势的积累。于是没有听劝，继续在舞台上边跳边唱。唱着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后来到了中专三年级实习的时候，很多同学选择了考大学，而我则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游走在太原市歌舞团与各地方表演团体的舞台上。那年我刚刚18岁。

2003年春节过后，一场“非典”席卷全国，演出行业受到了巨大波及，为了避免因聚众而导致的疫情扩散，歌舞团的演出一度停摆。而我为了能够继续赚钱养活自己，回到了长治，走进了当时的星海艺术学校任教。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又稳定的环境中安然度过了那场疫情。

当时我在长治除了担任学校的专职教师以外，还业余兼职着两份表演工作，一份是上岛咖啡连锁西餐厅的钢琴师，另一份是某演艺公司的特邀歌手。但这样的生活却让我一眼望到了头。因为我的学历太低，校领导想为我解决一份编制都无能为力。于是2003年国庆节过后，我决定继续考取大学。

然而由于我的经常晚归，导致学校门房的叔叔不乐意了，一方面是我有时候回去的比较晚，另一方面是他认为我是学校的专职教师，除了教学工作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想法，反对我出去表演。还因此与我发生过争执。可是他忽略了我的现实需求：一个月六百块钱的工资，对于一个想要过得好一点且还想攒点钱上大学的人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2003年的11月13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学艺生涯当中的另一位贵人：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邹文琴，她当时刚刚从医院输液回到学校，但为了我们之前的约定，毅然忍着病痛与疲惫为我安排了第一堂指导课，她当时听了我的演唱之后说道：“你的演唱真声太多，高音区要把声音混起来，能唱得轻松一点。”那一刻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张晓红老师反对我一直演唱流行歌曲的原因，因为流行歌曲本来就是基于真声的这么一种发声基础。而民族唱法除了真声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握好混声演唱技术。

尽管后来跟着高考志愿我来到了成都，而且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还是自作主张又重操旧业唱回了流行歌曲，但张晓红老师中专三年曾给予过我的教导与关爱，足以让一个童年幸福缺失的人倍感温暖，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虽说流行唱法与民族唱法在行腔咬字和艺术审美上严格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好比不是黄颜色的酒就是黄酒。然而天下没有白下的功夫，正是因为曾经在山西艺校的民族声乐学习经历，才让我在后来的创作采风中能够较为敏锐地捕捉到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的特点，也更懂得如何取其精华来作为创作动机，再以作曲技术手段把这些捕捉到的动机，发展成一首完整的作品。

通过采风寻找创作动机好比庖丁解牛，你如果不了解一头牛的生理结构与肉质特点，又如何能够找出最肥美的那一块？可以说艺校三年对于我后来的音乐创作而言，积累到的正是这种近似“庖丁解牛”的审美分辨能力。

上个月30号，在太原又见到了亲爱的张老师和她的爱人，他们在最具山西特色的一家酒楼请我吃了一顿美美的家乡菜。我也把在阳曲县连巅村体验放牛娃生活时捡到的一头清晨从悬崖上摔下来的牛犊卤制的牛肉送给了张老师。席间，张老师还跟我提到了她那几位令人感到不争气的学生，并为他们的命运感到不平。作为一名退休教师，当她说起这些的时候，在我看来就像一位留守故土的老母亲一般，身体日渐衰老，心里却依然惦记着自己的子女们，说道有些学生从中专到大专，再到专升本，自己辛辛苦苦培养了九年，可是一毕业就杳无音讯不再联系的时候，更是让我想到了那句老话：娘心操在儿心上，儿心操在石板上。

我想，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没有好好爱自己，且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着自己，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别人去理解，亦无需回应。爱生活，善待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生活能够治愈的，是愿意好起来的人。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想在此为张晓红老师送上一首诗，也送给千千万万像她一样为子女操碎了心的老母亲们：即便陪伴了这么长时间，太阳也从未对地球说“你欠我的”。看看这样的爱带来的是什么？它照亮了整个天空！（文/赵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