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AI时代的大国战略，从黑灯工厂到意识形态主导权

600年前，全球制造中心从中国出发，经过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中国。

但这一次，世界可能正在迎来真正的“历史转折点”。

刚才我坐在台下，听了各位精彩的发言，非常受启发，所以我临时写了一个发言稿。我想讲四点。

第一，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的问题

听到大家讲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全球产业转移。

我们都知道，全球产业转移，狭义地讲，是二战后的事情；但广义来讲，在工业化之前也存在产业转移。全球生产贸易中心，其实一直都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与海权有关。在我以前其他的演讲和课程中，我都讲过过去六百年全球生产中心的转移。

本来，东亚是全球生产中心，这毫无疑问，主要是在明代之前，宋元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人最勤奋、最努力，擅长生产各种稀缺产品，比如丝绸、瓷器等等。后来，明代把海权毁掉了，亲手毁掉了。于是机会给了欧洲。

最初的时候，我们搞的是太平洋、南海、印度洋的航海；而欧洲人最早的小航海，是在地中海里摸索，之后发展成大航海。海权先是转移给葡萄牙，葡萄牙和伊比利亚半岛一度成为全球贸易和生产的中心。再接着，荷兰人崛起，抢了他们的地位；再接着是英国人；英国人之后，又转移给了美国人。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十九世纪末，全球生产中心、贸易中心其实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东海岸。再过几十年，到二战前后，生产中心又进一步转向西海岸。到了二战之后，又转移到日本。很快，日本体量小，容纳不了那么多，于是又转给了“四小龙”——韩、台、港、新。

到了1992年之后，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迅速吸纳了全球制造业重心。简要回顾，制造业大致就是这么一路转移过来的。中国人自己曾经放弃了，后来被欧洲人拿走，而这个中心又不断发生地理转移。

日本人提出过“雁行模式”，中国台湾也有企业家提出过“微笑曲线”等等。很多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个过程。通常来讲，当一个地方的要素价格变贵了，就会出现产业生产中心的转移。

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成熟，历史会不会发生变化？

其实，自动化一直是人类的梦想。人的天性之一，就是希望获得更多享受，不想劳动。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人性，也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现在事实上，在宁波、江苏、深圳、东莞一带，已经有了“黑灯工厂”，二十四小时生产，只需要几个技术人员坐在空调房里，看各项指标数据是否正常就行，不需要下车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出现以前那种基于人工成本差异的产业转移？比如，当你的人工成本是下一个转移地的五倍、十倍左右时，产业就往外转。我们都知道，从2012年左右开始，中国制造业正在向越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转移。贸易摩擦开始之后，这种转移速度又加快了。主要转移的并不只是中资，更包括苹果产业链、亚马逊产业链，以及韩资、台资、新加坡资本。

那么现在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历史能否终结？我们能否通过人工智能，把这样一个六百年的产业转移历史终结掉？

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觉得“复兴”本身并不难，某种意义上已经复兴了，已经重新回到了中心。可问题在于，你能复兴多久？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够长保青春？这里面，我们做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可能要考虑一个问题：一方面，要应对外部围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对抗那个“重力”——也就是后来者接班、制造业自然外迁的历史趋势。

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下一代本来准备接班的国家或地区，它的梦想落空。因为这不是一个双赢游戏，挤占世界舞台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零和博弈。

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对整个人类制造业不断升级、不断降低成本的轨迹的终结，当然这很难，但我们能不能至少提出这样一个愿景：把全世界制造业“终结”在中国，不再继续大规模转移？

中央文件里已经提出来，我们不搞某些国家那一套，要永远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这已经是一个政治决策。那如何落实？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这意味着要素价格上升；你要绿水青山，意味着环保成本上升；你还要大规模建设、投资于人的经济。大家看到没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叫“投资于人”。

投资于人，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你不能再拿那么多钱去贴全球消费者，也不能再拿那么多钱去贴全球资本。你可能需要收更多税，这意味着公共服务成本也会上升。

那么，在这些成本都上升的同时，如何抗拒刚才所说的“重力作用”——也就是产业的自然转移？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对制造业意义时，需要考虑的大战略问题。

第二，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个问题，跟政治安全有关，也跟意识形态安全有关。

语言大模型的底层是什么？是价值观。图形大模型的底层是什么？是审美。到底是高鼻梁更漂亮，还是小眼睛更漂亮？这背后就是审美标准。一旦你掌握了主导权，你就掌握了价值观和审美的主导权。

那么我今天想再加上第三句话：视频大模型的底层，是叙事和话语权。

就是图形动起来之后，随时随地生成视频、生成电影、生成动画。视频大模型的底层，其实是叙事。你可以分分钟一键生成一个中东人的形象，也可以一键生成一个南洋人的形象，这都很简单；但里面故事的套路可能是一样的。

昨天晚上，我和一个专门做中国文化出海的企业家聊天。他告诉我，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短视频里的某些故事套路输出到全世界。比如“霸总”“绝境逆袭”之类的故事。他说，他们高薪聘请了一批欧美写手，但故事内核是他们定的，不能乱改。通过人工智能和各种测试，他们算出这一套东西最能抓住四十到五十岁中产阶级女性的心理。

但你要把地点改一下，不在深圳，而在洛杉矶；你本来讲的是中国狐妖故事，到那边就改成吸血鬼、狼人。这样一包装，传播效果就很好。

这说明什么？说明视频背后，掌握的是叙事框架。那个逻辑框架，其实是在不断影响目标受众。时间长了之后，受众就会形成依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掌握了语言大模型、图形大模型、视频大模型的主导权，谁掌握了相关的数据、算法、算力，谁就掌握了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所谓意识形态，不就是通过价值观、审美和叙事结构来塑造认知吗？

而一旦你能够塑造人们的认知，你就拥有了某种合法性；与你不一样的，就会被视为非法。这不就是今天世界上很多意识形态竞争的真实写照吗？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比如，为什么某些短视频平台在美国政治中会显得重要？某些政治人物不断调整立场，也说明在与传统主流叙事竞争时，新平台和新算法具有现实影响力。

未来，中美在大模型上的竞争，除了争夺各自国内市场，还要争夺世界市场。其本质，其实就是竞争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所以，我们要把人工智能主导权的问题，上升到更高层次来看待。

第三，关于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的革命性冲击

二十多年前，我刚留校工作的时候，收入特别低。那时候《计算机世界》请我做兼职专栏作家，他们有个刊物叫《IT经理世界》。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信息时代，对谁微笑》。其实讨论的就是：在新的技术时代里，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相当于到了新的战场。那么，在这个新的战场上，谁占优势？

刚才几位其实已经讨论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可能会大大扁平化。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层级？因为人数多，必须分层治理。但层级一多，信息传递误差率就会非常高。

我告诉你一句悄悄话，你再告诉旁边一个人，再传下去，七八个人之后就开始变样；二十个人之后，一定面目全非。大家想，这七八个人、二十个人，其实未必有意传错，只不过理解偏差、表述偏差就足以导致失真。

而真实治理中，顶层和下一层、领导和各级官僚之间，还存在博弈关系。每一层都在博弈，你的信息、政策、意志，就会不断被扭曲。

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很多事就不一样了。比如，除了有人提到的反腐问题，人工智能在治理中的运用还会体现在更多方面。各种数据、预算、流程、接触记录、消费轨迹、通信模式，如果都被结构化、模型化分析，那么很多异常行为都可以被概率识别。

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概率识别，而不是简单定性。也就是说，系统只是判断：某个人“值得怀疑”，然后再由专门的纪J、审J、监C力量去做进一步核查。它本身并不直接下结论，而是提高发现问题的效率。

所以我觉得，未来整个治理过程将大大扁平化。

大家可以想象：决策层今天开一个重要会议，以前是先跟少数几个人开，再由他们层层传达。以后是不是可以一竿子到底？完全可以。

比如，形成一篇两万八千字的讲话稿之后，系统可以根据不同对象——你是商人、你是基层干部、你是专业人士——自动生成与你最相关的“定制版”内容，把同一个核心思想，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精准推送给不同群体。不要说十四亿人，全世界八十亿人，理论上都可以由一个核心系统来实现大规模直接沟通。

所以我在想，自古以来，最G权力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未来也许会迎来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弯。

第四，关于美国科技右翼思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竞争

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刚才黄老师发言中提到几个人，像彼得·蒂尔、马斯克，以及一些相关思想人物。他们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右翼加速主义思想。

这已经成为某些美国政治力量在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某位政治人物的第一任期，与第二任期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第一任期内部存在很多不同派别的斗争；而到了第二任期，一部分传统建制力量被边缘化，来自美国西海岸的科技资本、科技创业者和相关思想流派，开始更深入地影响政治。

这些科技资本投入了巨额资金，也因此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大话语权。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问，美国当下最重要的新兴意识形态是什么？很多人会提到“右翼加速主义”。

但要注意，这种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有思想源头。有人会提到尼克·兰德。这个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高校任教，后来来到亚洲活动。他的一些观点，对后来的科技右翼思想圈产生了影响。

在这些思想中，有一种核心倾向，就是认为过去一百多年左翼政治所推动的某些“进步”方向是错误的，认为大众政治、平等理念、传统制度约束，都在阻碍科技、资本和精英的发展。他们主张，应当让最聪明、最能干、最具冒险精神的精英，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技术赋能下，成为新的“超人”阶层，并长期掌握资本、科技和政治资源。

这背后是一整套精英主义、技术至上的思想逻辑。

而与之相对，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条路，即强调科技发展必须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人民福祉相结合，强调科技向善、技术为民，而不是单纯让资本逻辑无限扩张。

所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正在酝酿新的意识形态竞争。

如果把二十世纪中期作为参照，那时候世界竞争的主要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彼此之间发生激烈竞争，并最终通过世界大战重塑了国际秩序。

而在今天，新的竞争格局也在形成。大致可以看到：

1. 一种是正在衰落中的新自由主义；

2. 一种是以精英、资本、技术至上为核心的右翼加速主义；

3. 还有一种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发展科技与公共治理能力的另一种发展路径。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目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再去看整个世界的变迁，就会发现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产业问题、治理问题、文化问题，也是国际秩序与未来道路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一步演变。

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两岸大视野（翟东升视频演讲整理）

翟东升博士提出一个震撼性的问题：当AI、黑灯工厂、机器人、自动化全面成熟后，全球制造业，还会像过去一样不断转移吗？

还是说——中国将第一次，把全球制造业“永久留在中国”？欢迎留言谈谈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