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堂，死于“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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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不是表演，取消各种各样的公开课、示范课。”

说这话的人叫王旭明，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他在一个节目的镜头前说了这几句，视频上了网，几十万的点赞。底下的老师留言一排排地飘，几乎都是同一句话：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说这话的人多半不是一线教师，要么是教学督导，要么是教务处长。他们说，公开课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磨课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什么是磨课？

你以为是磨刀的磨？磨炼的磨？你想多了。这个“磨”字，更像是在砂轮上把你血肉模糊地打磨一遍，直到你变成一颗光滑、圆润、毫无棱角的鹅卵石。

教研组集体出动，选一堂课，分析，说课，定方案，一位老师上去试讲，其他人在下面做笔记、录像。完了开会，评课，找问题，改教案，再换一位老师重新讲。一遍，两遍，三遍，十遍。反复实验，直到最终那堂课像流水线上下来的工业品，精致、完美、毫无破绽。

中国教育界里，很少有哪个词像“磨课”这样，听上去就带着工业金属切削的味道。精准，冷酷，一刀一刀地把人的血肉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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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昌理工学院的60岁老教授老王，在2018年秋天经历了六次磨课。

那时全校609名教师，不分职称高低，全部被拉去“过堂”。他的问题不是什么教学水平不行，而是课堂上用新媒体不熟练。专家团坐在底下，面无表情地打分，老王一遍遍地试讲，一遍遍地调整，一遍遍地返工。有些人运气不好，磨了三次还是没过，下学期就从讲台被发配去了实验员或行政岗位。

老王过了。然而和他一同被拉去磨课的另外五个人，再也没回来。

大学不是工厂。课堂也不是流水线。

可总有人喜欢把它当流水线来管。

因为这样省事。

一刀切下去，所有人都得站直了接受打磨。评判标准有二十多项：“案例典型”“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互动好，精讲水平高”，还有一票否决项，比如“授课过程出现知识性错误”。

这套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你教的是《高等数学》还是《中国文学》，是《分子生物学》还是《艺术史》，进了这个磨课车间，你就是同一颗螺丝钉。

评优评先、职称晋升、骨干认定，把一堂公开课当作重要砝码。“一课定终身”的功利导向，倒逼教师重展示轻实效、重表演轻育人，踏实深耕常态课的教师被边缘化，精于舞台表演的教师名利双收。

三

我想起了一个人。

他叫江辰。一个地方一本高校的中文系讲师，三十五岁，从业八年，发过C刊，拿过省社科基金，学生评教连续四个学期优秀。在全校的教学功底考核中，他的教案整理得跟字典一样详尽，教科书翻得起了毛边，手写的听课笔记厚厚十几本。所有人都说，这位老师肚子里有货。即便在工科主导的高校文科体系里被打压到边缘，依然有学生愿意跨专业来旁听他的课，每次开口都是整段引用。

直到磨课季来了。

江辰的第一节课，讲的是一篇散文中细腻的情感流动，层层剖析，引经据典。专家团听完，写了张单子给他：启发性不够、活跃度不高、互动指数偏低——请增加学生互动环节。

江辰调整了。第二节课，他刻意多提了几个问题，课堂稍微热闹了些。专家团又来了：环节时间搭配不合理——请更精准地规划教学节奏。

江辰又调整了。第三节课，他把整个教学设计拆成了三个模块，每个模块卡着时间走，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刚好收尾。完美。专家团仍然不满意：PPT与板书不协调，建议将课件进一步美化，增加信息化元素，引入微课。

江辰开始熬夜做PPT，录教学短视频。

一个月后，他终于磨出了一堂完美的课。专家团坐成一排，频频点头。互动指数达标，节奏控制满分，教学手段丰富，课件精美绝伦。江辰站在讲台中央，声情并茂，肢体语言标准，每一个知识点都卡在正确的时间节点出现，每一个学生都被精准地提问。

课堂结束，掌声响起。

所有人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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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走了。江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一直坐到天黑。

他把那份被磨了十几次的教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忽然觉得这不像自己写的东西。那些被砍掉的引用呢？那些他对文本的最初感受呢？那些在课堂上会自然生长出来的意外对话和灵光一闪呢？

都被磨没了。

“课堂是生命的在场。一堂好课更应该是师生共同开展的一次探险旅行。旅途中会发现你预想不到的风景。有时那些意想不到才是课堂上最亮丽的景观。” 但经过几十遍试讲的“完美”课堂，已经没有意外，没有困惑，没有生成的缝隙。每一次提问都预设好了标准答案，每一个学生都是这出教育大戏里的群众演员。

连举手、停顿、掌声都是彩排过的。

四

这种磨课之风，不是大学自己刮起来的。

它的根，长在中小学公开课的死循环里。

你可能不知道，一堂小学或初中的公开课，为了追求零瑕疵，不少学校会提前数月磨课。固定提问、预设答案、筛选学生、排练互动。学生今天被拉到这班听了，明天被拉到那班再听。一节课可以试上十几遍甚至几十遍。上课那天，讲台上的老师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定稿，台下学生的每一句回答都是背熟的台词。

曾在某个节目里大声呼吁“取消公开课”的王旭明，用了一个直白得近乎粗粝的词：折磨和摧残。

“这些课都是把学生从教室拉到讲台上，甚至还要配合老师做表演，这是对学生权益的侵犯。”

这种表演性思维像病毒的DNA序列一样，不知不觉地跨越了学段的边界，悄悄感染了大地的各个角落。

大学课堂的精髓，从来都不在表演。

从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科研与教学相统一，强调师生通过共同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宣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些先行者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将“传道、授业、解惑”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育人范式，而新一代教育管理者只用了一场磨课就把它们打回了原形。

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品诗，一堂课深挖一篇佳作，旁征博引，全无磨课的影子。沈从文先生立足本心，将写作真谛娓娓道来，靠的也不是什么互动指数。那些真正的大师，沉心治学，将毕生所学融入日常授课，从不需要公开课来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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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偶尔会想起那个带学生的高校老师。

磨课季结束后，他又站回了自己的课堂。没有专家团坐在底下打分，没有录像机对准他的一举一动。只有他自己和一屋子的学生。

他试着用回自己最初的教案。但几轮磨课下来，原本自然的课堂节奏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在台上总忍不住看表，总忍不住把那些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硬塞进去。那些意外生成的瞬间，那些跟学生临时碰撞出的思想火花，都被磨课训练出的条件反射给掐灭了。

洪堡在构想柏林大学的现代体系时，反复强调，只有将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才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和高尚品格。两百年后的大洋彼岸，教育管理者们发明了一种成本更低的管理哲学：只要把课堂装点得像那么回事，评估报告上自然会数据漂亮，至于学生脑子里到底有没有东西——那是下一任领导的绩效问题。

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创新引擎，课堂就是它的燃烧室。当燃烧室被反复打磨成光滑圆润的装饰品，你还能指望这台引擎发得出力吗？

几十年后有人写中国高等教育史，写到大学课堂的消亡，大概会追溯到“磨课”这个词从工业社会借来的那一天。那个词像一把刀片，一刀一刀地割掉了课堂的最后一点生猛，最后一点失控，最后一点可能性。

最后磨出来的，是一颗鹅卵石。

光滑，圆润，在阳光下闪着好看的光。

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