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原创】文/汐溟 顾瑾
委托创作合同不以书面形式为成立要件。但在没有书面合同下，如何认定合同相对方是个人还是公司？这直接影响权利主张的对象和债权实现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对接方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时，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一、案例概述
编剧乙经人介绍，与甲公司法定代表人丙建立联系，先后承接了两个委托创作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将某小说改编为三季剧本，第二个项目是创作某题材的分集大纲，两个项目均未签订书面合同。
履约过程中，丙向乙发送的第二个项目的故事梗概文档页眉标注了甲公司名称，甲公司随后以公司名义向广电系统申报备案，第一个项目则无任何甲公司痕迹。乙按约交付了第一个项目的剧本，并交付了第二个项目的分集大纲、故事大纲等成果。丙通过个人微信沟通、个人账户支付了两个项目的部分款项，两个项目尾款始终未付。
乙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和丙担责，甲公司抗辩，主张案涉委托创作系丙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丙亦主张系个人委托。
二、争议问题
同一法定代表人通过个人微信对接、个人账户付款的委托创作项目，如何认定合同相对方是个人还是公司？区分标准是什么？
三、法律分析
本文认为，法定代表人以个人账户付款、个人微信沟通，不足以单独认定合同相对方为个人。当合同利益实际归属于公司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代表行为，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分析如下：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双重性
法定代表人在法律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独立的自然人，可以个人名义对外订立合同；另一方面，他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本案中，丙正是利用了这一双重身份的模糊地带。两个项目均通过个人微信对接、个人账户付款，仅从沟通方式和付款路径看，难以区分丙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公司身份行事。但法律上的认定，不能仅凭沟通工具和付款账户的外在形式，而须审查合同利益的实质归属。
（二）区分法定代表人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的标准
1.以合同利益归属为核心标准
本文认为，区分法定代表人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的核心标准，在于合同利益的归属。《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此处的“以公司名义”，不应狭义理解为必须明示“我代表某公司”。如果法定代表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显示出合同利益归属于公司，则应认定公司为合同相对方。
本案中，第一个项目自始至终未出现甲公司的任何痕迹。合同内容为小说改编成剧本，丙未向乙披露公司名称，创作成果也未以公司名义申报或使用，合同利益归属不明确。第二个项目则存在关键区别：丙发送给乙的文档页眉标注了甲公司名称，甲公司以公司名义就该题材向广电系统申报备案。这两个事实表明，创作成果最终由甲公司使用、以甲公司名义对外申报，合同利益归属于甲公司。
2.法定代表人身份不能单独推定公司为相对方
除此以外，本文认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本身，不能单独作为推定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的依据。法定代表人也有权以个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不能因其身兼法定代表人一职，就将其一切行为均归入公司。
本案第一个项目即为此种情形的典型例证。丙虽为甲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结合付款方式、沟通内容、创作成果的用途均未与甲公司产生关联等事实，第一个项目的合同相对方应认定为丙个人。
两案对比说明，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约束公司，取决于合同利益是否最终流向公司。有公司名称露出、公司使用成果、公司申报备案的，公司为合同相对方；没有这些要素的，个人为合同相对方。
综上，第一个项目合同的相对方为丙，第二个项目的合同相对方应为甲公司，而非丙个人。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本身，不等于公司就是合同相对方。创作者接单时，如果对方自称是某公司负责人，但沟通和付款均通过个人渠道进行，应当要求对方明确披露公司名称，或在交付成果时要求以公司名义确认接收。这些细节，在发生纠纷时将直接决定权利主张的对象和债权实现的可能性。
参考判例：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鄂01知民终335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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