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以产业升级和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刘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青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423字

阅读时间：11分钟

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讨论需要建立在两个重要的现实要点之上：一方面，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研判中国发展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前的状态以及未来趋势，都需要保持全球化视野和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关注。

一、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仍将持续

当前，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与贸易发展有较强联系，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国供给能力越来越强，而内需的全面启动仍需要一定时间。

从数据看，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3.8%，规模创历史新高，净出口对GDP增长拉动约1.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7%，支撑作用非常突出。贸易相关产业链就业人数基本占到我国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约为1.9亿人。这些数据说明，贸易不仅关系到增长，也关系到产业链和就业稳定。

今年1—4月，中国外贸情况仍然较好，进出口增速达到两位数，规模继续处于历史高位。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之所以还会持续，关键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状态：供给端很强，而且会持续较强，主要体现为：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升级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国内GDP的四分之一，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30%。与此同时，产业升级速度很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有较好发展。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速度和应用热情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高水平，中国工业机器人年度安装量和存量均已超过全球的一半，这反映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正在加速。但相反，需求端特别是国内消费和投资，还处在进一步启动和修复过程中。因此，这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贸易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我国当前出口对经济的持续支撑并不是对旧模式的依赖，也不是单纯依靠低价竞争，而是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自然表现，是依靠高质量供给创造国际市场空间。这是理解当前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

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贸易环节本身的改善，其真正底层原因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一是持续升级、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二是系统工程能力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很强，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产业竞争力是贸易竞争力的根基，尤其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其他国家贸易竞争力相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厚度和高度更加凸显。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厚度体现在产业链完整性上。产业门类齐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产业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核心零部件，再到下游终端产品，各个环节都有较强企业和竞争力。这种全链条能力使中国在外部冲击中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高度核心体现在结构升级上。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新三样”等领域都是突出亮点，并且保持较快增长。正是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稳定性，也提高了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正是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抗外部风险能力；同时，也为外部世界的发展提供了确定性，一是贡献了很高比例的全球经济增长，二是稳定和提升了全球供应链。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内外两个层面为数不多的确定性。

从国内角度看，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稳定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无论从产出还是投资看，新兴产业的增长都明显快于传统产业，这为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稳定基础。从对外角度看，中国产业竞争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确定性。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的较高水平，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在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供应链波动等复杂环境下，中国产业链为全球产业链提供了可预期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三、外部不确定性既带来冲击，也倒逼产业升级

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又在影响中国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种影响是双面的，既有损害效应，也有倒逼效应，需要辩证地看，在应对上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认识这一辩证关系，是正确把握应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关键。

当前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从两个维度影响中国贸易和产业发展：一方面有损中国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倒逼中国产业提质升级、凤凰涅槃。

损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贸易壁垒会导致订单流失和市场份额收缩，中美贸易占比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第二，全球不确定性推动供应链重组，部分产业从中国外迁，未来全球生产本地化会成为一个重要趋势。第三，技术封锁加剧，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都希望抓住发展机遇，技术竞争和技术封锁很难在短期内缓解。

但反过来看，外部压力也在倒逼中国产业加快升级。中国在许多产业链上已经出现换道超车的可能，科技创新和自主突破明显加快。比如半导体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引发广泛讨论，显示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通过系统能力实现突破的潜力。

外部压力还推动了产业链韧性和系统性的增强。一个重要体现是中间品出口增长较快。中国越来越多地向全球出口中间品，这些中间品的技术水平、技术含量以及在供应链中的位置都在不断提升。这种变化既与外部压力有关，也反映出中国产业升级正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延伸。

四、以科技创新、区域合作和制度型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贸易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除贸易保护主义外，比较突出的风险包括核心技术依赖和“卡脖子”风险。当前科技革命进展很快，中国绝不能错失新一轮技术机遇；同时，铁矿石、铜、石油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部分超过70%，这也会形成外部风险敞口。

企业出海合规风险需要重点关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每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全球产业链重组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中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进展较快，制造业基础和规模优势明显，有能力通过产业链转移和企业出海参与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但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出海企业必须充分重视合规风险，主要包括：贸易救济和原产地合规风险、出口管制和制裁风险、数据跨境和隐私保护风险、ESG合规风险、投资审查风险，以及不同国家法律传统差异和不同贸易协定带来的制度落差等。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只看市场空间，也要具备适应不同规则体系的能力。

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持续走低，国际经贸规则秩序碎片化越来越明显。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自2008年、2009年后持续下降，这也是未来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强化科技创新，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风险。在开放政策设计中，要坚持“技术进步型开放”原则，始终考虑开放政策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趋利避害。

其次，在区域合作方面，除拓展多元化市场外，还要高度重视亚洲贸易中心建设。当前全球产业链中心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中国应在亚洲区域合作和产业链重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再次，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已经取得较快进展，未来还应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要素跨境流动效率和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

最后，要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除了参与改造既有规则外，更重要的是在新形势下主动参与新规则、新机构的发起和建设。例如世界数据组织在北京设立，就是中国提升新规则制定能力的重要实践。

总之，面对外部挑战，中国应以更强的技术实力、更完整的产业链和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行稳致远。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