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2026年高考前夕，广东、上海、福建等地教育考试部门的一则通知，让无数戴眼镜的考生和家长心头一紧：考生入场时须摘下眼镜接受专项检查，重点防范智能眼镜等作弊设备。内蒙古、河北等地更为明确，禁止佩戴智能眼镜，违者按作弊处理，各科成绩无效。
眼镜，这个原本纯粹的视力矫正工具，在高考这个特殊战场上，一夜之间似乎成了需要重点审查的“嫌疑犯”。
理解考务部门的焦虑并不难。随着科技产品的微型化、智能化发展，智能眼镜已能做到外观与普通眼镜几乎无异。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如果不加强检查，高考的公平性确实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部门的初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是在为千千万万考生的公平竞争筑起防线。
然而，当我们把这道防线的具体操作放在理性与同理心的天平上称量时，似乎能看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摘下眼镜接受检查，对近视考生而言绝非“举手之劳”。对于高度近视者来说，摘下眼镜后眼前一片模糊，连检查人员的表情都看不清楚，更遑论从容应对。这种短暂的“失明”状态，即便只持续几十秒，也足以让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感到不适与窘迫。更何况，在严肃紧张的高考入场环节，这种额外的不便是否会加剧本就容易紧张的考生的心理压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宁可错查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检查思路，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现有的金属探测、信号屏蔽等技术手段，是否已经足以防范作弊？要求所有戴眼镜的考生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是否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同步发出的预警强调“携带智能设备入场即构成作弊”。这一规定本身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如何精准区分智能眼镜与普通眼镜，而非将所有眼镜都推到“嫌疑”的位置。毕竟，守法公民不应因为少数人的违法而承受额外的负担，这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更有建设性的思路或许在于，考务部门可以在考前广泛宣传，告知考生可提前到指定地点进行眼镜检测，或提供权威的眼镜类型认定服务。学校也可以组织考生提前完成检测并发放证明，入场时只需出示证明即可快速通过。甚至可以探索在考点设置备用普通眼镜，供有需要的考生临时使用。这些措施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但相比于考生的尊严与感受，这种投入无疑是值得的。
高考是中国社会最为珍视的公平机制之一，任何维护高考公平的努力都值得尊重。但在捍卫公平的过程中，如何在技术手段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严格执法与尊重个体之间划出合理的边界，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眼镜本身不应成为“原罪”。真正需要审视的，是我们的管理方式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将一部分考生的合法权利和尊严作为了代价。毕竟，高考公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努力的孩子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与机会，而不是让他们在踏入考场前，就先感受到制度的冰冷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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