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半个省作泄洪区：“举国之力”背后的代价与利益集团

一、

咱国在古代，皇帝总爱做一件事--一拍脑袋，上马一个大项目，暂且苦一苦百姓，以举国之力保其完成。

比如郑和下西洋。人家国下西洋是为了贸易，咱国是为了宣传友谊。而且咱这还是以举国之力宣传友谊，搞了200多艘船，上面有两万多人，去了七趟。

也有皇帝不自知，多拍了几下脑袋，同时上马了几个大项目。说的就是隋炀帝，同时上马三个项目---征高丽、挖大运河和下江南开party，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多数情况下，仅仅上马一个大项目，咱国在古代还是能做到的。

虽然这个大项目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科学，但咱国古时相信“与天斗其乐无穷”，在举国之力的加持下，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必然能战胜科学。

今天聊得这个大项目，就是漕运。

明清时候的统治者定都北京，为了养活随之而来的庞大行政和军事人员，每年都需要从南边运够一百万人吃一年的400万石粮食。

（这个数量不大，仅占咱国去年进口小麦品类的2%，或大豆进口量的2‰）

为了运送这些粮，咱国不选择海运，而选择开了一条河用来漕运。

然而，漕运的成本极高。根据左宗棠的老师贺长龄考证，每年河运的直接运费即达800万石米，相当于每往北京运1斤米，路上就要吃掉2斤。

800万石米的路费，换成银子相当于咱国当时财政收入的1/4.

如果明朝每年省下这些钱，投入到东北边防或西北赈灾，就没清朝什么事了。

这还不是最大的费用。明清时代，大运河要穿过黄河，而黄河是地上河，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成功治理过，“三年两泛滥，百年一改道”。为了防止泛滥的黄河把大运河淹了，明朝搞了个“太行堤”，让整个苏北地区成了泄洪区，每两年就要淹一次，中国最繁荣地区的半个省就成为维持大运河的代价。

然后每年苏北人就去上海和苏南要饭，持续了几百年，搞得到现在苏南人还歧视苏北人。

而如果使用海运，只需要160万石，是河运的1/5 ，当然更不存在泄洪区什么事。

咱国在当时拥有领先世界的海运技术，不然郑和也不可能下西洋去跟世界人民搞友谊了，可为何明朝时的皇帝们还是做出以举国之力对抗科学的选择呢？

更让人绷不住的是，清朝接下来也这么做了.....

为何“举国之力”有如此强大的惯性？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二、

先聊聊大运河的代价。

大运河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是一马平川一帆风顺。

大运河是“与天斗”的产物，是“逆天而为”，需要穿山越岭，通过大片山峦丘陵。河水需要先上坡，再下坡，其最高点山东临清的海拔近40米，而最低点杭州市0米，这意味着大运河一路上要上“十层楼”。

为了让船只“上楼”，咱国研究出澳闸技术，即用闸门把河水一段一段地“锁”起来，当船要逆流上坡时，前面的闸门关闭，后面的闸门打开，让船进入两个闸门之间的“蓄水池”；然后关闭后闸，打开前闸放水，随着水位上升，船就被“抬”了上去。

在落差极大的山东段，明清时期在短短一百公里内就修了40多座船闸。粮船走这里就像在上台阶，每过一闸都要耗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与此同时，在所有过闸处，都需要纤夫拉纤。（在逆水时、水浅时也需要）平均每条粮船需要20名纤夫，而明朝漕运体系总共有约12000条船。

纤夫还是编制外的下等人，为了维持大运河系统的运转，明朝在沿线养了十二万编制内的漕军。

都燕而后,岁漕四百万石,十有二总领 ,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輪年值运。---- 《明夷待访录 · 兵制一》黄宗羲

除此以外，这里还有多如牛毛的官。在明代,大运河系统有总督都御史一员,总兵一员,把总南京、浙江、江北道隶、江南道隶各二员,中都留守司江西、湖广、山东各一员 ,监兌户部主事二员, 儹运御史一员 ,押运参政一员，理刑部主事一员......

另外，这一路上还极其耗时，海船一年能往返三趟，而通过大运河一年只能往返一趟。

所以“运1斤米路上要吃2斤”就不奇怪了。

三、

“运1斤吃两斤”只是基本的运营成本。大运河还像个别地区的道路一样，每年都要修。

明、清时期，大运河长期每年需要投入的维修经费在200万两白银左右，占国家总收入的5到10％。

啥概念？拿出去年咱国家财政收入的10%，能新建12条京沪高铁。维修大运河在当时是一项政治任务，事关皇帝能不能吃上饭，再多钱也要砸进去。

为什么大运河的维修费用如此之高？

因为这是咱国“以举国之力战胜科学”的产物，其横跨了黄河、长江、海河、淮河等五大水系，中间又是上山又是下河，有上百个水闸，极容易出现问题。

尤其是大运河要横穿黄河。为了不让黄河的泥沙把运河淹没，朝廷被迫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生态工程之一——蓄清刷黄。古人必须修筑长达数十公里的洪泽湖大堤，把淮河的水憋成一个巨大的悬空水库，用清水去冲刷黄河（当时的黄河和淮河在下游合流了）。

当时用大坝憋出来的洪泽湖，面积是今天2倍，水位也比今天高3米多，借此来冲刷黄河的泥沙。

总之，这种“战胜科学”的工程既要防被堵塞，也要防泛滥的黄河水淹掉，沿途处处都是工程，每年都在疯狂吞噬银两。

然而，相对于天灾，沿途百姓最怕的是人祸。明朝的官员在收漕运的粮食时，至少会要求百姓多交法定数量的一倍，三倍五倍也非常正常，百姓有沉重的负担。

这事情的根子还是出在朱元璋上。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的农民出身，咱国特殊时代首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就是这个县的。朱元璋这个皇帝不同于贵族出身的李世民、赵匡胤等，小农意识严重，具体表现就是极端吝啬。

朱元璋既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他既想底下人干活，又不发工资。在部队建设上，他自诩“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他让当兵的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一毛钱工资都没有。

在各地政府建设中他也是这样，一个县的在编人员就20个左右，分别是县衙里面10个，搞教育的3个，还有3个管治安的，然后就没了。而现在，即使一个人口较少的县城也有1000名左右的公务员（事业编则更多）。

20多个人没有可能管理一个县，明朝的县官必然会招数百名工作人员，但明政府不会给他拨这些经费，县官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

所以，明朝任何官方定下税收在具体执行时都会远远高于标准。皇帝在朝堂上吹嘘本朝是“二十税一”，底下的百姓却早被各种税逼得活不下去投闯王了。

之后的清朝也这么玩，即“清承明制”，皇帝号称本朝“永不加赋”，底下的税收早增了几百轮了。

自古以来，从来都是“乱自上作”。从来没什么“臣是奸臣，君是明君”。

给了下面的人权力，又不给人家发钱，下面捞起钱更是理直气壮，而收漕粮就是重要手段之一。

以江南为例，自嘉庆中期起，漕粮小户普遍需以二石完额漕一石，即纳税额是官定标准的一倍。

再到了后来，中央搞改革，要求农民将一部分漕粮改交银子，百姓就更苦了。（张居正的改革就是让改交银子，方便了政府，但百姓就不方便了。但本篇只讨论漕粮）

乾隆、嘉庆年间老百姓用1000文铜钱就能换1两银子，到了后来银子变贵铜钱变贱，到了咸丰年间就需要2200文铜钱才能换两银子了，负担又多了一倍。

然后到了收获时节，换铜钱被钱庄克扣一笔，换银子再被克扣一笔，老百姓被压榨到极限。

比如在咸丰年间的湖南，“农民以谷变钱,以钱变银,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即只用交一石粮食的农户，最后付出的是法定的五倍。

这方面我举得例子都是清朝的，因为最近为了写左宗棠正好在看《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这本书，里面的例子就信手拈来了，而明朝的情况也是大差不大的。

四、

大运河最大的代价并不是这些，而是苏北人。

为了让大运河不被泛滥的黄河淹掉，整个苏北成了泄洪区，每两年就要被淹一次。

为了“战胜科学”，全体苏北人就是大运河的代价，此前中国最富裕的半个省就此被牺牲。

在中国古代，我们是不具备防止黄河泛滥的能力的。因为皇帝们要盖宫殿和陵墓，黄土高原的树被砍完了，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每年要携带16亿吨泥沙，成为地上河，而且每年其高度都在增加。

我们进行过多种尝试，比如《明朝那些事儿》里写的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把河道变窄，从而提高水流速度，将泥沙冲走），“以举国之力”搞了个洪泽湖大堤。

然而事实证明都没啥用，明清500多年间黄河泛滥了400多次，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皇帝们终于认清了这一现实，泛滥就泛滥吧，只要别淹了大运河就行。于是，明朝弘治年间咱国决定建大堤阻断黄河北流，这就是“太行堤”，黄河水始被人为地全部逼入淮水中。

从此，黄河所经过的徐州、沛县、丰县、砀山一带，由于南面淤高，北有太行堤屏障，成了黄河水患最为集中的地区----也就是说，整个苏北成了黄河的泄洪区。

太行堤只是众多工程的一个，受害的也不仅仅是苏北人。

明清在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兴建了许多工程，但这些工程以保运为首要目标，致使这个地区的水灾仍然连年频发。顺治至雍正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运河的河道变迁达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黄河减水道变迁达6次。乾隆时代，黄河河道向北迁徙，向北岸溃溢8次，南岸溃溢12次。

另外，为了维持运河航道的畅通，每年在漕运开始前和进行时，均要闭闸蓄水，而此时上游淮水支、干各河来量极大，无法宣泄，整个淮河中游成为滞洪区，只好听任洪水淹没洪泽湖以西的凤阳、泗州、颍州等地区。

漕船过后或是运河河水超过一定限度，为了减小运河大堤的压力，往往要开启闸坝放水，运河以东的下河地区常年成为行洪区，经常遭受灭顶之灾。

清人丁显在《复淮故道图说》中总结：“三河未启，则皖省滨淮州县被其患；运隄既决，则广陵濒海州县被其害。

黄河既然“三年两决口”，苏北人成了代价，就只能三年两逃荒了，搞得到现在苏南人都歧视苏北人。

五、

用海运取代漕运，在元朝就被证明完全可行。

元朝虽然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但很快就被堵塞，元朝的中后期已经全部是用海运在运粮。

元朝搞了个“海道运粮万户府”，掌每岁海道运粮供给大都，每年可从江南输粮330万石至京师，跟明清朝的400万石差不多。

元代海运的路线是通过长江东出而入海，出崇明，沿海岸线北上，过山东入渤海，驶入大沽口，运大都。虽然路途遥远，风浪险恶，但相比起陆路和河漕来，费用要节省很多，“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

更重要的是，元朝还不用专门维持这个大运河体系，苏北人也不用成为“代价”。

但元朝人搞海运，是跟海商（也可以说是海盗，古代海上是商、盗不分的）合作，因为体制内是培养不出这种善于在商海和真海博弈的人才。

元朝海运的主事者叫朱清和张瑄，两人本是海盗，常年横行海上，所以对海道非常熟悉。

元朝招安了朱清、张瑄，并授予吏部侍郎，专事海运，两人也出色完成了工作。后来朱清因功升为副省长（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也成了省委常委（江南行省参知政事），但最终死于政争。

明朝初起时也面临海上势力的威胁，即面对沦为海盗的张士诚余党。朱家的农民明显没有蒙古草原上骑马汉子的胸襟，他们不屑或不敢跟海盗合作，而是以举国之力建立了大运河系统。清朝初起时也面临海上势力郑成功的威胁，也延续使用该系统。

但他们承平之后，却始终没有放弃该系统。

这背后的逻辑是：

任何一个以举国之力建立的系统，当其“战胜了科学”后，必然产生新的利益集团，形成路径依赖，让该国此后年复一年都不得不投入“举国之力”。

个别地区年年修路会让一群人富起来，年年修大运河更是如此。清朝的嘉、道年间，东河、南河、北河每年的治理费用达7、800万两，南河每年即需4、500万两，而全国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

在当时，全国最富的三种人分别是广东洋商、两淮盐商和漕运系统的官员。

当时每年考中进士的“范进”们，“皆以河工为金穴，视其势之显晦为得赆之多寡”。有个漕运系统的“范进”，一个人去上任，到扬州等地玩了一圈，就收获了上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500万。

史书记载：

漕运系统的官员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即值银数千两。

他们所购的剑兰、牡丹亦在千两以上。

他们招待客人的肴宴，自上午至夜半犹不罢止，菜肴通常达100多种。

他们的皮裘，是每年夏秋间花费数万两银子从关外购回的全狐皮，“毛片颜色皆匀净无疵，虽京师大皮货店无其完美也”。

他们衣服则是在苏杭绸缎商那里定做。“珠翠金玉则更不可胜计，朝珠、带板、攀指动辄千金。”

以上还只是官员，烂的是整个系统，十几万漕军都在利用这个系统搞钱。

明清时期，漕军们掌管验地方上交粮食的质量的权力--收不收他们说了算，地方官为了完成顺利上交粮食，就不得不行贿。

当时江、浙、湖北等每个县基本每年都会给漕兵几千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钱最后是老百姓负担。

而县里公务人员在从底下百姓那里收税时，这笔钱肯定是翻倍的。

朝廷上也不是没人提、海运的建议，比如明朝隆庆年间，大学士邱濬指出元代海运46年所损失的漕粮尚不及明朝河运每年损失的数量，况海运没有剥浅之费，无需十天半月地排队等候，而其支兑加耗，每石更远少于河运。

然而，漕运系统背后站的是以举国之力供养的利益集团，每每朝中有反对声，就有代表为其说话。

你要说皇帝不知道海运更省钱么？他肯定是知道的。然而，漕运是“百万槽工衣食所系”，

背后这十几万人都是体制内的，属于明清统治者的基本盘，皇帝思量再三也不得不维持现状。

对于皇帝来说，十几万基本盘明显比半个江苏省重要。

于是，咱国家就这么被这个利益系统绑架，不得不年复一年“战胜科学”。

而太阳底下是没有新鲜事的，这个逻辑在咱国一直存在，这种事在古代还有很多。比如，汉武帝不惜全国人口减半也要接连征伐朝鲜、大宛、南越等周边一圈国家。再比如，咱拍脑袋决策拍昏了头的隋炀帝......

图片为美国华盛顿州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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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如下：

《维正之供 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周健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李约瑟之谜的空间视角》沈厚棋 徐奇渊

《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马俊亚

《利益与制衡：晚清改革背景下的江北漕粮河运 》周慧清

《宋元粮仓和元代海运》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