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与兰陵没有多少历史承接关系，“中国最失败的改名”梗是无稽之谈

自从互联网兴起以来，《中国最失败的城市改名》就时不时流传，失败的经典案例被认为有六个：“兰陵改枣庄，常山改石家庄，九原改包头，琅琊改临沂，庐州改合肥，汝南改驻马店”。因此“兰陵美酒郁金香”“常山赵子龙”“汝南袁绍”，就成了土掉渣的“枣庄美酒郁金香”“石家庄赵子龙”“驻马店袁绍”了。希望用此表达怀古心态，或者对现代人乱改地名的不满。

这其中我的家乡占了两个：兰陵和临沂。以至于几乎每次被人问及我的籍贯后，别人再加问一句，枣庄是不是以前叫兰陵？甚至非常权威的《中国国家地理》也采信这个说法，认为枣庄原来就是兰陵，临沂原名琅琊，是近现代最典型的改名失败案例。

笔者今天要谈的是，段子就是段子，终究都是经不起学术考究的，当做笑话听听可以，但是切莫信以为真。

1. 枣庄由七百年历史的峄县发展而来，与现在的临沂市兰陵县无任何地理重叠关系，两千多年来兰陵地望一直在今天的兰陵县兰陵镇附近，本地人从不把今天的枣庄地界当做古兰陵。

广义上的枣庄是指今天枣庄地级市管辖的五区一市，即市中区、薛城区、峄城区、台儿庄区、山亭区和滕州市。地处西部的薛城、滕州都是历史悠久，千年传承的古地名，并且距离兰陵比较远，大家自然不会觉得它们是从兰陵改名而来的。

容易让大家引起误会的是狭义上的枣庄，即今天的市中区、峄城区，也就是枣庄地名的发源地，或者是以前的峄县地界，它们毗邻现在的临沂市兰陵县，那么他们是不是古代的兰陵呢？笔者先详细捋一捋（狭义上的）枣庄和兰陵的各自行政设置演化。

枣庄（旧峄县一带）在先秦时期属于薛、缯等东夷小国，秦汉后置承县，因处齐鲁楚文化交界地带，行政归属飘忽不定，在隋代及之前先后属于薛郡、彭城郡、东海郡、兰陵郡。

而兰陵县始于战国末期，县治所就在今天的兰陵县兰陵镇，荀子曾任兰陵令，兰陵镇上至今还保存荀卿墓。由于齐鲁两国政治保守、不设郡县，因此，归楚国统治的兰陵也就成了今天山东境内的第一个称为“县”的地方。

盖因临近曲阜，以及荀子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兰陵在秦汉魏晋时期成为全国四大儒学中心之一，望族辈出，其中以萧望之家族、匡衡家族、疏广家族为最。西晋时期，兰陵县升级为郡，治所在承县（也就是今天的枣庄市区），但是同时保留兰陵县，对地望很讲究的中古时代，仍然把兰陵文化发源地兰陵县作为地望，而非治所承县。这也好比，尽管明清的北京城分别归宛平和大兴管辖，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大兴城或者宛平城是京师。

（兰陵因为秦汉魏晋时代的丰厚文化遗产积累，成为古代最著名地望之一，宋代之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以兰陵命名的贵族爵位。随着电视剧《兰陵王》的走红，最近十来年，冠以“兰陵”的影视、游戏作品也层出不穷）

进入隋代之后，兰陵郡消失，承县和兰陵县要么同属于彭城郡，要么同属于沂州，如《元和郡县志》载：“兰陵县城，在沂州承县东六十里。”元代之后，承县、兰陵县都被撤销，兰陵县管辖地绝大多数部分都划归沂州府临沂县，同时保留兰陵镇；承县原管辖地设置峄州（非常短暂）或峄县，从明洪武年鉴至清末，一直属于兖州府管辖。这种行政的分流也导致两地文化渐行渐远，峄县文化逐渐鲁西南化，所以今天的枣庄方言与兰陵方言截然不同。

进入民国后，峄县城北的枣庄村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企业之一的中兴煤矿公司，北京、天津、上海很多豪门都在枣庄中兴的股份，如徐世昌、黎元洪、张学良、周自齐等，中兴还发行了全国第一支工业募资股票，犹如今日之华为、长鑫存储。于是枣庄地位日渐崛起，超越了峄县，最终在1961年发展成为一个地级市。

（枣庄煤矿是作为地级市的枣庄地名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

所以，从历史上讲，枣庄的历史发展，与兰陵一直是泾渭分明的，今天的枣庄由中古时期的承县、近世的峄县发展而来，兰陵是由中古时期的兰陵县、近世的临沂县兰陵镇等西南区域传承而来。尽管二者在遥远的南北朝时期有过行政重叠，但是兰陵地望在兰陵，而不在枣庄是确定无疑的。

在本地人的现实认知里，枣庄（或峄城）与兰陵也从来是界限分明的两个地方，枣庄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从兰陵改名而来的，兰陵人更不认同自己曾经变身为枣庄，兰陵一直存在，不管是兰陵镇、还是今天的兰陵县。从哪个角度讲，枣庄是从兰陵改名来的，都讲不通。

2.临沂先于琅琊而存在，早在西汉就有临沂县，临沂地名几乎不间断地存在了两千多年，且琅琊是一个浮动的地理概念，未必专指临沂。

再说临沂和琅琊的关系。古代琅琊郡一直是变动的，秦至东汉初在今天山东诸城，距离诸城不远的青岛胶南有琅琊山以及琅琊台，这是琅琊最早的地望。建初五年（公元80年）琅琊郡治迁徙到今天临沂市兰山区驻地，一直维持到317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后又在南京周围设置琅琊郡，所以今天的滁州仍有琅琊山，直至隋灭南陈才取消，维持了260多年。

所以，古琅琊不等于临沂，它是一个浮动的地理概念，琅琊郡存在的800余年时间里，临沂作为郡治时间也就是230多年。

而今天的临沂也绝非是现代才有的地名，而是一个比全国绝大多数现存地名更古老的名字。根据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早在西汉时代就设置了临沂县，隶属于东海郡，治所就在今天临沂市政府所在地兰山区，县令秩级为三百石，而兰陵和郯为六百石的大县。因此，今天临沂市区这个地界，先叫临沂，后叫琅琊，不是琅琊改临沂，而是临沂一度改叫琅琊。

又因为临沂这个地方在两汉魏晋时代诞生了太多的世家大族，所以，南朝时代曾经在南京周围侨置过临沂县。而今天地级的临沂市管辖的地界，从北周灭北齐后设置沂州后就非常稳定，我们可以看唐初的沂州包含临沂县、颛臾县、临沭县、兰山县、费县、昌乐县、新泰县、沂水县和莒县，治所在临沂，基本包含了今天临沂市的地界。

所以，临沂是一个西汉就存在的地名，并且一直在今天临沂市区，说它是近代改名失败的案例，也纯粹是谬谈。

类似的还有“庐州改合肥”一说。合肥也是比庐州悠久很多的地名，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谋反被平定后，废除淮南国，设置郡县，其中之一就有合肥县。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就提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东汉末年更有著名的“合肥之战”。

（合肥逍遥津，当年曹魏与孙吴长期激烈对峙的地方）

而庐州的出现是到了隋代，并且庐州作为州郡路一级行政区出现后，合肥县一直存在，并且一直是庐州治所所在地。进入民国后，庐州府被废除，庐州地名消失，合肥县却还保留着。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定合肥为省会，并非是改把庐州为合肥，而是合肥这个地名在那里从不间断地存在了两千多年了。

即便是庐州存在的时候，合肥县作为中国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县之一，本地人也都是更认为自己是合肥人，而非是庐州人。清朝士人都尊称李鸿章为“合肥”，而不是“庐州”，段祺瑞也有“段合肥”的称呼，杨振宁一直说自己是合肥人，而不说自己是庐州人。

(合肥李鸿章家族故居，主要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后人居住的地方）

3.常山是中古地名，石家庄地级市是由近世的正定府发展而来，二者没有历史传承关系。

而说石家庄是常山改名而来的，也无法讲得通。今天的石家庄地级市境界，大致而言属于秦朝至唐代之间的恒山郡、常山郡或恒州，其实这都是一个地方，盖因为汉文帝（刘恒）后为了避皇帝名字之讳，改名常山郡。汉代和魏晋北朝时期叫常山的时候多一些，隋唐时期则复名恒山或恒州。

北宋建立后，恒州、恒山、常山等古地名彻底消失，原治所真定县的地位上升，成为州府一级的行政单位，基本上管辖着原恒山或常山郡的统治区域。真定这名字很稳定，用了七百多年，直到雍正即位后为了避讳改名为正定。

清末京汉铁路、正太铁路修通后，处于交汇处的正定府获鹿县石家庄村逐渐兴旺起来，又加上附近井陉煤矿的开采，石家庄成为河北（或直隶）新兴工业中心之一，规模日渐超过了获鹿和正定，1948年元旦，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设立石家庄市，是为中共在华北地区接管的第一个城市。

（千年古城正定，才是石家庄市的主要前身）

所以，今天的石家庄由原真定府或正定府地界管辖的区域发展而来，与古常山郡没有直接承接关系。二者时差为近1400年，常山与今天石家庄隔了恒山、恒州、镇州、真定等地名变换。

至于九原和包头之间，也隔着怀朔镇、云内州、净州路、土默特部等行政设置，二者之间也没有直接历史传承。

不过，地名命名顺从简洁高雅的原则，以及文化传承原则，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很多改名的失败，比如汝南改名驻马店，徽州改名黄山，但是以上几例最有名的改名失败梗，都是不成立的。

4. 地名命名又不能一味去找古训，顺从高雅，这是外地人的看客心态，或者文人心态，更重要的是顺从当地多数人的习惯，以及现实的区分度。比如北京中关村、亦庄都不雅，中关村是埋死人的地方，非常不讲究，但是人家已经叫开了，成了举世闻名的地方了，你就不要去随便改名字了。“深圳”是深水沟的意思，也非常不雅，远远不如它之前所属的”宝安“优雅，但是你要是非把深圳改宝安，大家可能就分不清哪是深圳主城，哪是宝安了，类似还有上海与松江关系。

（京东、小米汽车等所在的亦庄，名字也不洋气）

5. 笔者还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近现代，古代很多时候改名也都很失败，最明显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古代版川普——王莽上任后，把天下106个郡中的91个，587个县中的730多个改了名。

有的地方改的是没文化又粗暴，比如洛阳附近的南阳郡、河内郡、颍川郡、弘农郡、河东郡、荥阳郡六个郡，改名为前队郡、后队郡、左队郡、右队郡、兆队郡、祈队郡，简直像曼哈顿只有第一二三四五六大街。

(王莽把高端大气的河洛六郡地名改为土掉渣的前后左右“队”）

王莽有的方面又很迷信，喜欢用“信、治、安、顺、平”，“美、信、睦、善”等。比如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分别被改为张掖郡、设屏郡、辅平郡、敦德郡。武威改叫张掖，张掖改设屏，这叫一个什么脑洞。

王莽还赤裸裸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厌恶。比如陇西郡更名厌戎郡，陇西郡狄道县更名操虏县，天水郡更名填戎郡，北地郡更名威戎郡，雁门郡更名填狄郡，代郡更名厌狄郡，长沙国更名填蛮国，右北平郡白狼县更名仇狄县，高句丽也被勒令改名为下句丽。

最可笑地是王莽把逆反心理也明明白白写在脸上，非得把以前的有无、阴阳之类颠倒过来，比如无锡改有锡，辽阳改辽阴，谷远改为谷近，离县改为合县，东昏改为东明。

第二个是隋文帝时期，全国普遍的一次地名大改换，上古以来形成的诗意雅意的地名全被撤销，一律改为单字州，比如余杭改杭州、义安改潮州、荥阳改郑州、番禺改广州、会稽改越州、钟离改濠州、北海改青州、上谷改易州、马邑改朔州、上党改潞州、金城改兰州、天水改秦州。

（除了京城外，隋文帝把所有郡一级地名，整齐划一简化为单字的州）

除了京兆或长安名称两个字外，隋朝中央政府编户齐民统治区域地名一律改为单字，无论如何这些改名都很简单粗暴，就像一些城市把广告牌都整齐划一改成同一个颜色，一样践踏美学，一样极端强迫症。隋文帝的这种性格，调教出隋炀帝其实也就不奇怪了。好在后来各朝各代又拨乱反正，名字多元化起来，不过开皇改制的遗产依旧遍布中华大地，城市地名中依然以带“州”字的最多。

总之，地名学是一个文化很深的学问，中国历史悠久，很多地方地名和行政区划发生过几十次变化，一些看似有道理的批评，其实二者没有关联性。地名既要讲究文雅、文化传承，也要讲究实用性，还是尊重当地人的约定俗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