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慈溪人故事 | 丈量

吴红光是送水的。

他从1999年开始就在慈溪送水，现在有了自己的经营部，依旧是个送水工。

吴红光的经营部在南大路。作为城中村，这是个本地人都不熟的地方，周围挤挤捱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宅，毗邻下房路，下午三四点，西门大馒头门口排起长队。

他的店铺三十来平米，准确地说应该是家理发店，他妻子是理发师。只有墙边摞成几层的水桶，才让人想起这间小屋的真正功能。

大姐买来桔子，黄澄澄一大袋，不断劝我剥了吃。桔子很甜。我们在里面聊天，大姐立门口剪头发。偶有邻居踱过来张望，又走了。

忽然觉得眼前的场景那么熟悉，像许多年前的某个午后，时间和世情像静止的水。

吴红光说起老家常山，“地处丘陵地带”，这是个平常聊天不太会用的词，他偶尔会冒出这样的字眼，这让他看上去像乡村中学老师。

常山在衢州西，与江西接壤，两大特产是胡柚与嗜辣。由于“丘陵地带”，种不了什么粮食，草比树长得高，青黄不接成为常态。

满18岁，吴红光去厦门当兵。新兵训练，别人不愿干的，他都揽自己身上。连长见他老实勤快，把他分到后勤部，养猪，种菜，像在常山老家。

部队里节奏快、纪律严，菜地是少数能慢下来的地方，翻土、播种、浇水，看苗一天天长起来。

养猪则比较考验心态。喂猪、清圈、防疫，活儿不复杂，但脏累是实打实的。吴红光回忆那段日子觉得挺有意思——猪是有脾气的，养久了你甚至能认出每一头，知道哪头能吃哪头懒，平时琢磨饲料配比、观察猪的状态，跟养宠物也差不多。

入伍第三年，吴红光在部队入了党。宣誓的时候，那种终于被认可的荣誉感，让他心怦怦直跳。

吴红光服役最后一年，恰逢冬季招兵改为春季招兵，于是又延了一年。他没想到，部队这四年将是他最闲适的日子。

吴红光是居民户口，退役后，安置到老家大桥粮站，负责开票。可他从沒碰过算盘，一有空就勤加练习，满五破五，进位退位，加减乘除。他手粗，拨算盘子像拈绣花针。

粮站缺人手，除了开票，还干司磅、划码、检验，忙得脚不沾地。22岁的后生，有使不完的劲，再累睡一觉又生龙活虎。

每年两次下乡收公粮，他走过田埂，感觉天空高远，太阳晒得人昏昏欲睡，似乎日子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苦不苦？苦呀，但跟下田种地比好多了，至少粮站里夏天晒不到太阳，冬天吹不到风，月底能领到工资。”

1997年，吴红光结婚，生了女儿。那个年代结婚生孩子，节奏跟现在完全不同，没有那么多育儿博主、没有小红书攻略，很多人稀里糊涂地当了爸妈，边学边当。

第二年，粮食系统开始改制，人员优化组合。那时人心涣散，加上每月270元的收入也顶不了家用，吴红光七年的粮站生涯戛然而止。

他相对安稳的青春剧本也将随之改写。

在家里待了一阵子，面对着山包，不知道接下来能做什么。不知不觉，时间就在这种焦虑的等待中过去。

有天，战友联系他，说你可以去我老家慈溪，那里机会多。

1998 年的慈溪，经济体量稳居宁波前列，城市骨架正在拉开，市场日新月异，老浒山的供销大厦、商业大厦是那代人的集体记忆。我还记得供销大厦开业那天，自动扶梯上人满为患，人们一趟趟上下，脸上挂满笑，感受科技的新奇。

而吴红光的慈溪之旅并非平坦，甚至可以说处处碰壁。

他的第一份工在西站信德华酒店做工程维修，才干一礼拜，老板突发重病去世，酒店黄了。

接着去一家小工坊加工金轮摩托的插片，在一楼架空层里，闷热难耐。这份工持续了三个月，打张收条，领到两百元生活费，便不了了之。

最惨的是帮人做了一个月面条。大热天晾晒蒸干面，一筐筐进出，饶是他能吃苦也熬煞不住，此刻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人都累虚脱了。”

吴红光菜做得不错，经人介绍去歌舞厅炒菜，每月800。他终于在慈溪挣到钱了。可惜好景不长，老板后来让服务员自己做，来钱的行当很快就丢了。

夫妻俩一合计，给人打工这条路看来走不通，那就试试小买卖。妻子给吴红光两千元本钱，做水果生意。进批桃子，遇上连日下雨全烂了，还被人混进好几张假币。最后把400元买的三轮车作价200卖了，拢共还剩一百多元钱。吴红光傻眼了，欲哭无泪，感觉自己把路走绝了。

那是吴红光最为黑暗的时日，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做理发师的妻子。大姐在老家就开美发店，剪一个头小孩三毛大人五毛，到慈溪涨到三元五元，像一下捡到了宝。

妻子的支撑消除了他的失望与自卑，使他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真的谢谢我老婆，没她我现在叫化子都不如，都说患难夫妻，我们俩就是。她比我能干，也比我聪明，我来慈溪快三十年了，还不会说本地话，你看她说得多流利，没人听出她是外地人。”

妻子在门口笑着斥责：“勿要瞎讲，听得我都寒嗖嗖了。”

理发店有个老客，有次剪发时聊起吴红光，客人说，我爸的水厂正招人，要不让你丈夫去试试。

1999年，吴红光走进邵岙湖水厂。自此，他的一生都将与水相连，生活也开始走向稳定，泛出希望的波光。

或许，上天折腾一个人也累了。

吴红光开始在三北东大街的门市店送水。单位用水都是汽车送，吴红光踩三轮就送客人家里，无论远近，每桶赚一元钱。

对于经历过磨难与绝望的人，一点微弱的希望会成为全部动力。送完订单，其他人都在店里翻牌闲聊，只有吴红光不闲着，推着车游走各个小区吆喝卖水。别人一天送二三十桶，他则有四五十桶。

水站里都叫他“天才”，大多出于揶揄。吴红光也不在意，闷头送自己的水，他知道这次不能像以往那样半途而废了。

在沒有导航的年代，对于吴红光一个外地人来说，送水最难的是认路。他靠人肉认路、熟人网络与简单标记，形成肌肉记忆，时间久了，哪条巷子拐几个弯、哪家院门朝哪开，全刻在脑子里。

现在他就是一张活地图。

一桶标准桶装水约18.9升，重约38斤。吴红光每天扛着这几十斤重的塑料水桶，穿梭在居民楼、写字楼、商铺之间。没有电梯的老小区是最大挑战，扛着水爬五楼、六楼甚至更高，一天下来爬几十层楼是常态。

衣服从来就没干过。夏秋季，每天要换五六次衣服，像从河里捞出来，衣襟渗一层白霜一样的盐粒。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黏糊，一件薄薄的T恤，会像吸饱水的麻袋披在身上。

2001年，吴红光辞退水厂的工作，自己单干。他送东方水厂的水，每桶依旧赚一元，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

送了一阵子，他跟水厂说，我帮你吆喝打广告，能不能便宜点。厂家欣然同意，让了5毛的利，加上年底返利5毛，每桶水有了2元的利润，比之前翻了一倍，每天能有两百多收入。这让吴红光充满干劲，生活显露出柔软的一面。

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结束就没准时间了，客人一个电话，就得起身。“几乎随叫随到，只要丢一个客人，他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有天晚上去南二环东路的咖啡店送水，半路车胎扎了，他推着三轮送完水，又推着回来，到家已经凌晨两点。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还能脱口而出门牌号码，那个夜晚的月光让他记忆犹新。

吴红光的业务以城区为主，最远送到祟寿、坎墩，都是多年老客户。他买了一辆面包车，只送远途，城区内还是踩三轮。有时开车只送几桶水，心疼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2020年，吴红光在南大路租下30来平米的店面，成立饮用水经营部。他把这叫作“共享店铺”，妻子剪发，他卖水，两不耽误。

经营部依然只有他一个人，不送水的时候，他坐店里喝茶，看妻子忙乎，与客人与串门的邻居聊会天。前几年南大路周边改造，老房子纷纷推倒，新楼立起来，他说，这地方鸟枪换炮了。

买房是件大事。他的新房在湾底，以前送水时，那块地还种辣椒与蕃薯。房子是拍卖房，花了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八百四，他有整有零地记得。付房款那天，像在梦游，他想起湿透的衣服，纵横交错的道路，走不到头的楼梯，百感交集。

也是这一年，吴红光被评为和促会积极分子。他很看重这个荣誉，感到自己与这里有了亲密的连接。

2018年，他跟社区提出要当志愿者。“我是党员，又是老兵，时间也相对自由，能不能为大家做点事情。”

志愿者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吴红光平时修修饮水机，换个零件，装个插座，送水的时候帮忙拉点东西，给老人搬个煤气罐。解放西街地势低，一下大雨就内涝，每次他都扛着水泵，把水排进大塘河。

“我其它帮不上忙，力气活还是可以的。”

我问他平时有什么爱好。他愣怔半天，说去厂里送水，帮人家整理一下水桶算不算。我哑然失笑。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等以后退休了，做做广播体操。

吴红光59岁，体格健壮，明年就退休了。他所谓的“退休”是年龄概念，只要干得动，他还是会继续送水。他有一双儿女，女儿出嫁了，儿子在宁大科院念书。一家人每年中秋与春节回常山，看九十多岁的爹娘，来去匆匆，住不了两天。

我问以后还回老家吗？

他说，不回了。快三十年了，我在这里用四个轮子丈量角角落落，我对慈溪的感情跟你一样深。

我想起里尔克的一句话：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似乎难以承受，不要抱怨它；抱怨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爱去承受它。

来源｜我在慈溪

编辑 | 戎畏畏

审核｜汤妍 胡孟才

慈溪·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