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专利战开打！中国传音正式起诉瑞典爱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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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6日，传音控股在统一专利法院（UPC）里斯本地方分院主动起诉爱立信，指控其侵犯一项欧洲专利，一时间“攻守易位”成为行业热议话题。然而，作为原告登上欧洲法庭，并不等于掌握了胜局。实际上，在传音发动这场被外界视为“反击”的法律行动之前，爱立信早已在全球专利棋盘上布下了数十枚棋子，构筑起一道传音难以逾越的多维封锁线。从全球十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诉讼围剿，到UPC程序中的巧妙钳制，再到巴西战场上通过InterDigital的禁令让传音“初尝败绩”，爱立信在这场战役中手握的筹码，远非一则单点诉讼的胜败所能衡量。上周，传音和爱立信的全球专利战，又出现了一个值得中国企业注意的新细节。这一次，不是爱立信起诉传音，而是传音在欧洲统一专利法院，也就是 UPC，主动起诉爱立信。

一、全球诉讼网：爱立信的“十面埋伏”

专利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由一纸判决书单独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哪个玩家能在更多的棋盘上布下更多的棋子。爱立信深谙此道。2025年11月，爱立信率先扣动扳机，在巴西、印度、尼日利亚以及UPC的三个审理地，同时对传音提起4G和5G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诉讼。这场“首波攻势”的覆盖面已是全球性的，但爱立信并没有止步于此。它随即将维权范围扩大至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和摩洛哥，并于2026年年初在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南非发起第三轮诉讼。

至此，爱立信已在全球至少11个司法管辖区向传音发起了围攻，战线从欧美传统知识产权重镇，一路延伸至尼日利亚、摩洛哥等传音市场份额最为深厚的新兴市场。其中，尼日利亚、南非、越南、泰国和菲律宾均因本案首次出现了公开的专利诉讼，摩洛哥也迎来了其历史上首例由大型SEP权利人提起的公开侵权诉讼。换言之，爱立信不仅是在传统的司法体系内打官司，更是在将这些新兴市场——传音的“核心粮仓”——直接拖入专利战争的旋涡。

这种“多点开花、全域施压”的诉讼策略，其深层逻辑并不难理解：传音每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销售5G手机，就面临着被当地法院下达禁令的风险。即便这些新兴司法管辖区在专利诉讼上缺乏成熟经验，单是诉讼程序带来的时间、精力和商誉损耗，已足以让传音不堪重负。更关键的是，爱立信在每一处战场的诉讼请求都是独立的，传音要在十多个不同法域分别应诉、分别抗辩、分别应对临时禁令申请，其法律资源、财务成本和时间窗口均面临极限挑战。

二、“FRAND合规者”的策略高地：爱立信如何构建法律正当性

在全球专利战中，技术实力固然是基础，但战略叙事的力量往往同样关键。爱立信在这场博弈中的一大制胜筹码，是其精心构建的“FRAND合规者”法律身份——既占据道德高地，又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获得了判例背书。

爱立信公开指控传音“自2017年8月起持续拒绝公平、合理且非歧视性（FRAND）的专利许可要约”，强调其谈判立场始终具有建设性。爱立信方面明确指出，其4G专利费率此前已被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符合FRAND原则，并于2021年8月31日经第五巡回法院在爱立信诉HTC案中予以确认。爱立信还特别强调，尽管其5G专利组合“价值显著更高”，但该公司仍按已裁定的4G费率向传音提供许可，并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超FRAND’条款”。

这一表述的杀伤力在于：爱立信不仅声称自己“公平”，而且能够拿出美国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其FRAND立场背书；与此同时，它将传音刻画为“持续拖延谈判、拒绝合理要约”的一方，从而在舆论和法庭上争取到更多的道德正当性。爱立信负责专利许可的高管厄尔（Mr. Earle）更直言，第二波诉讼是在传音拒绝接受仲裁提议之后才发起的，暗示谈判破裂的责任方并非权利人。

从全局来看，这种法律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即便传音能够赢得UPC里斯本分院的单独侵权诉讼，也几乎不可能扭转爱立信在全球其余十余个司法管辖区建立起来的诉讼势能。传音需要同时在十多个赛场上跑赢爱立信，而爱立信只需在任何一个赛场取得突破，就能获得全局谈判中的关键筹码。

三、UPC战场：爱立信的程序制胜法

传音主动选择在UPC里斯本地方分院起诉爱立信，本是希望通过这一欧洲新设的司法机制获得相对有利的程序环境。然而，爱立信的反应出人意料地迅速而精准——它不是等到实体审理阶段再展开全面反击，而是先从程序层面下手，要求传音提供诉讼费用担保。

根据UPCA第69条第4款和《UPC程序规则》第158条，法院可以在诉讼尚未展开实质审理的阶段要求原告提供适当担保，用于覆盖将来可能产生的诉讼费用和执行成本。爱立信的理由是：传音注册地在中国深圳，在UPC缔约成员国没有注册地或营业场所，如果将来爱立信胜诉，UPC作出的费用裁定需要在中国执行，可能存在无法执行或执行成本过高的问题。爱立信据此要求法院命令传音提供30万欧元担保，并威胁如不按期提供，则可能对传音作出缺席判决。

尽管法院最终将担保金额定在10万欧元——远低于爱立信主张的30万欧元，亦高于传音提出的5万欧元——但这一程序性裁决本身已释放出明确信号：UPC正在形成一条对中国原告“不太友好”的程序线索。在案件尚未触及任何技术实质性判断之前，传音就已经被法院要求先“交钱打官司”。对于一家年出货量超过1.6亿部的全球巨头而言，10万欧元本身微不足道，但这一程序性裁决的象征意义在于：欧洲法院系统对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场地位”仍存疑，传音在UPC的诉讼之路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欧洲原告走得更加崎岖。

四、传音的“定时炸弹”：InterDigital巴西禁令带来的连锁反应

如果说爱立信对传音的全球诉讼是一场多方位的攻防战，那么InterDigital——一家专注于无线通信技术研发和专利许可的美国企业——则扮演了“破局者”的角色，为爱立信的战略提供了有力的辅助。

2026年4月1日，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三商事法院就InterDigital与传音的5G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作出裁决：传音侵犯了InterDigital的两项5G标准必要专利，InterDigital向传音提出的专利许可报价符合FRAND原则，法院据此授予针对传音的临时禁令，明确禁止传音在巴西市场销售相关5G设备。

这起禁令与一般临时禁令存在本质区别。据知产财经报道，本案的判决历经近六个月的完整审理，法院完成了对专利必要性、侵权事实、FRAND条款适用的全方位审查，因此属于典型的实体性临时禁令，这使传音申请暂缓执行的难度大幅提升。巴西独立专家报告还全面支持了InterDigital的立场——即传音侵犯的两项专利均为5G标准不可或缺的技术，任何符合5G标准的设备均无法绕开。

巴西禁令的深远影响远不止于巴西一地。拉美是传音近年来全力拓展的战略区域之一，巴西更是拉美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禁令直接将传音的5G产品线挡在了巴西市场的大门之外，不仅造成即时的营收损失，更可能引发巴西渠道商对传音其他产品线的信任动摇。更重要的是，InterDigital在巴西诉讼中的“法庭完全支持原告立场”的判决先例，将成为爱立信在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既然连第三方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费率报价都被巴西法院认定为FRAND合规，那么爱立信类似费率的“合理性”也将更具说服力。

五、谈判桌上的终极杠杆：爱立信的综合筹码如何倒逼协议

专利战争的终点往往是谈判桌，而非终审判决。传音先后与高通、飞利浦、诺基亚、华为及Access Advance的多个许可方签署了专利许可协议，这说明传音并非一个“拒绝付费”的顽固实施者，其与爱立信的争议核心在于“新兴市场该适用怎样的FRAND费率”。然而，传音与爱立信之间近十年的谈判拉锯，恰恰暴露了传音在战略处境上的被动性——越早与高通等权利人签约，传音在后续与爱立信的谈判中就越受“费率累加效应”的制约；谈判拖得越久，爱立信手中通过全球诉讼攫取的筹码就越重。

从商业逻辑来看，和解仍是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终局方向。但如果双方最终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签署全球许可协议，传音将发现：谈判桌上的费率基准，早已不是双方在2017年第一次接触时的“初步提议”，而是被爱立信在过去一年的全球诉讼行动不断推高、塑造和重塑后的产物。爱立信已在超过十一个司法管辖区设置了专利侵权的诉讼事实，部分管辖权内（如巴西）已有第三方权利人取得了胜诉记录和禁令先例，传音的合规成本、法律支出和商誉折损均已大幅攀升。

回顾历史，这类跨境SEP争议的通用逻辑是先通过多法域诉讼施压，再利用禁令风险倒逼定价妥协，最终绝大多数案件仍会回归专利许可的核心轨道。因此，哪怕传音在UPC里斯本分院对抗爱立信的单次诉讼中成功捍卫了自己的专利权并赢得了侵权判决，即便它在里斯本赢得了诉讼、在瑞典法院反诉成功、在欧洲战场取得全面胜利——这些法律成就依然无法撼动爱立信在全球超过十个司法管辖区已经铺开的诉讼势能。而爱立信，只需要在全球法律体系中任何一个关键节点上撕开一个口子——无论是在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还是哥伦比亚，这个口子都足以成为迫使传音回到谈判桌并接受全球许可条款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推倒者。

传音在UPC起诉爱立信，敢于从“防守方”转变为“进攻方”，是中国终端企业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格局中实现蜕变的重要一步。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多法域诉讼的全面覆盖、程序法层面的博弈与制衡、新兴市场的战略布局——就会清晰地看到：在这场横跨数十个国家、涉及全球移动通信产业核心定价权的专利战中，爱立信及其所代表的“全球定价逻辑”，仍然把命运之笔牢牢握在手中。一个长期盘踞全球顶级5G专利池的百年通信巨头，与一个首次从防守走向进攻的新兴挑战者之间，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差距，从来不是一纸诉状、一桩UPC诉讼，甚至不是一次孤立的胜诉所能轻易弥合的。

传音的“反击”，在战术层面上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也充满勇气的探索。但在更宏大的战略棋盘上，正在被“全球围剿”的疲惫身影，短期内依然难以迎来真正的“攻守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