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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不少银行客户经理和贷款中介们来说,前不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下发的那份名为《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称得上一场剧变。
过去十几年来,为了尽可能向小微领域倾斜金融资源,几乎每年监管部门都会下发至少一份指导推动商业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纲领性文件,今年也不例外。然而,今年这份文件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十几年来首次不再设定全国统一的硬性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考核指标,首次把过去那种加力式的增长要求、定量化的增长指标弱化为了新的“量的合理增长”这一表述,新提出的“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十二字方针带有鲜明的质量重于规模的意味,还首次把“提升(贷款)资产质量”独立出了一个章节。
对此,金融总局给出的解释是——
所谓“稳投放”,就是“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信贷供给,实现贷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也就是说,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超越了经济发展需求的小微贷款不要,与小微企业需求不匹配、超越了小微企业实际需求的信贷供给不要,今后小微贷款的规模只需要合理增长即可,数量的优先级将被置于质量之后;
所谓“优结构”,其要义之一就是“重点支持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
也就是说,将来银行发放小微贷款时会更多考量行业属性、产业政策,而不再是所有行业的小微企业都一视同仁、大水漫灌;
所谓“提质量”,意即“提升信贷资产质量”:
也就是说,将来会更加看重小微贷款的风险高不高、风险收益是否匹配、资产质量究竟有几何,过去那种靠牺牲风险、牺牲质量、牺牲收益来换取规模的路子走不通了;
所谓“可持续”,就是“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错位发展、有序竞争,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各家商业银行不应再对小微金融一哄而上,也不得竞价比拼搞低效内卷,而要从银行自身的利益站位出发来考虑批量发放小微贷款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做法,各家银行要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制定小微信贷策略。
《通知》通篇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运动式放贷”的时代结束了!
抚今追昔,过去这15年来,从早年的无人问津、到央行明文指出要“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再到今天结束“运动式放贷”,国内商业银行的小微信贷业务一共经历了5个阶段的历史变迁:
第一阶段始于2011年,监管部门首次对于“什么是小微企业”有了明确的量化标准,首次把“银行要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摆上了议事日程。
第二阶段始于2015年,监管部门首次对银行发放小微贷款提出了量化指导要求,标志性事件就是“三个不低于”的提出——
“在有效扩大贷款增量基础上,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第三阶段始于2018年,国家正式提出要“建立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信贷投放挂钩的激励机制”、对金融机构“增设小微信贷专项考核指标”,从此小微贷款规模就成了银行的一道硬杠杠指标,监管部门为此还建立了“两增两控”的考核体系:
“两增”是指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是指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
尽管彼时国家屡次强调“不搞‘大水漫灌’”,但之后几年的小微信贷业务事实上就是处在一种大水漫灌的状态,监管部门对各家银行的小微业务规模指标考核也呈现出一种逐年加码、持续升级的态势。
第四阶段始于2023年,监管部门开始松绑对小微信贷规模增长的要求,逐步弱化了“两增”考核指标,不再强调银行投放小微贷款的力度,对银行向不同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利率的差异化定价给予了更高容忍度,对小微企业的认定口径也随之放宽。
第五阶段大约就是始于2026年,监管部门通过彻底取消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考核指标,正式宣告了对小微企业“运动式放贷”时代的终结。
今后,各家银行的小微贷款规模很可能会区分存量与增量,存量部分目前看来还不会立刻缩减,但增量部分就属于各家银行的“可选项”了。对于那些风险收益不匹配、投入产出不划算、不属于鼓励支持行业、不属于地域优势产业的小微企业贷款,或将遭到越来越多银行的拒绝。
可以肯定,小微信贷金融已然从过去十几年来“规模驱动、增长为王”的旧时代,悄然转向了“质量优先、结构挂帅”的新时代。这一年来,很多银行在小微贷款业务上越来越收紧风控尺度、要求追加担保抵押品、上收分行业务审批权限,一个重要背景便在于此。
毕竟对于银行们来说,今天的小微贷款发放已然面临需求、收益、结构、风险、合规、黑产六重约束,已经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刻——
需求约束方面:
在经历过一轮疯狂增长之后,目前全市场总计37万亿元的小微贷款规模已经占到了全部270万亿银行贷款总规模的14%,市场需求的天花板已是触手可及,增长潜力已是肉眼可辨。
收益约束方面:
过去这些年银行不断对小微企业让利,发放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甚至比发放给大企业的还要低,4%甚至3%的小微贷款年利率比比皆是,这种亏本生意对银行来说已经是不可承受之重。
结构约束方面:
此前银行“普惠性”地向各行各业的小微企业都发放了天量贷款,然而这些小微企业的科技成色、创新成色、内需促动成色究竟有几成着实令人堪忧,眼下要转身调结构绝非能一朝一夕完成。
风险约束方面:
今年一季度,代表银行业核心盈利指标的净息差进一步下探到了1.40%,不良贷款率则进一步上升到了1.51%,风险高企、利差收窄、资本限制之下,银行势必要对风险敞口首当其冲的小微板块采取措施。更何况,小微贷款的真实违约率绝不是像账面上披露的那么简单,个别中小银行小微贷款整体违约率在10%、甚至20%以上的也不算稀奇。
合规约束方面:
过去几年来,监管部门针对小微信贷领域的违法违规现象开给各家银行的罚单可不算少。究其原因,就是银行明明不愿给小微企业放贷,可受制于上级要求又不得不通过协助企业造假、虚报统计数据、收取额外费用等办法,来达到美化包装小微企业、完成上级考核指标、弥补自身经营亏空的目的。
黑产约束方面:
前段时间几部门联合开展了“新一轮全国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专项行动”,就是在剑指盘踞于银行周边、靠着充当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的贷款掮客、充当帮助小微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美容师”来盈利的那些金融中介黑产。
显然,面临六重约束之下的银行小微信贷业务已经走到了不得不有所改变的时刻。
【二】
过去很多人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做不好小微企业贷款。但说这种话的人都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年左右,成立3年后还能正常营业的小微企业只有1/3。
——这么说并不是想要评价银行与小微企业孰优孰劣,而只是想澄清一个道理:
银行想做百年老店固然有它想做百年老店的理由,小微企业平均寿命3年也有它平均寿命3年的原因,一个是追求长期主义、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是讲究短平快、追求船小好调头的。两者的商业模式存在着巨大的观念鸿沟和理解差距,没有必要把两者强行扭到一起,更何况强扭的瓜也不会甜。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庞大而稳健的银行天然就是笨重和迟钝的;对于银行来说,小巧又灵活的小微企业是不受控制且难以预期的。两者从出身底色上就不相匹配,彼此的价值观、行为模式、思考方式、体制机制都决定了双方难以友好对话,这不是平不平等、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就聊不来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小微金融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只要谈到小微金融,其潜意识里其实就是在把“小微金融”当成“企业金融”的一个子集,这也是过去很多银行的小微金融总是做得浮于表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年以前,国内商业银行曾有过一次观念上的革命,那就是终于认识到了小微金融应该被归入“零售金融”范畴、而不是归入“公司金融”范畴,终于认识到了过去一切小微信贷模式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银行总是会习惯性地拿大企业的模板无差别套用在小微企业身上、错误地把小微企业与“小规模企业”划上了等号。
别忘了,个体户与股份公司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主体形态,小微企业是大号的个体户,而不是小号的股份公司。公司金融与小微金融的区别,绝不是像经营批发生意、还是经营零售生意的区别那么简单,而是要用开自营店、还是开加盟店的视角去看待:
银行如果要做小微贷款,那就相当于是要容忍各个加盟商小老板们参差不齐的能力、千奇百怪的风格、随时随地都想着改变主意关门大吉的风险。显然,这不是追求一体化指挥、统一化意志、不允许有太多自由动作和自我发挥的银行们能够接受的。
小微金融高度依赖于老板个人,紧紧绑定老板个人的信用才是抓住了小微金融的问题核心,相关风控措施也才能有力有效。相反,如果还拿着大企业的模板去对照小企业,把小企业当成一个缩小版的“大企业”,那么势必就会处处碰壁、头破血流。
所以,过去能够把小微金融做得好的银行,其实都是拿着零售金融的思维去做小微的,与其说是小微企业贷、不如说是个人经营贷——只可惜,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懂,更不是人人都愿意懂。
当然了,银行有没有搞清楚小微信贷到底是属于公司金融还是零售金融,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银行即便摸清了小微信贷的本质、能够跟小微企业友好对话了,它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跟小微企业对话也是个问题。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喜欢称颂蚂蚁金服(包括网商银行等)在赋能小微金融上取得的成功,将之视为大数据金融的胜利——这个观点没有错,淘宝平台上数以千万计的电商店铺,的确为蚂蚁金服向这些店铺背后数以千万计的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源;
但别忘了,大数据之于蚂蚁金服的意义绝不限于千人千面的精准营销、精准产品设计、精准风险评估,还在于强有力的生态绑定和风险控制——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绑定”和“控制”:
打个比方,假如某家电商店铺发生了贷款违约,那么蚂蚁金服就会立即把这笔违约同步给系统内的所有关联主体、甚至是提前预警。如此一来,这家店铺不仅在淘宝天猫平台上再也开不了店、卖不了货,而且已经卖出货款的提现、支付宝交易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店铺老板个人都将无法再正常使用淘宝、天猫、支付宝等阿里体系所有APP,这种立体全方位的违约惩戒手段对小微企业老板来说是立竿见影的。
更巧妙的是,蚂蚁金服对小微企业老板的这种风控手段可谓完美拿捏了尺度,一方面保有了足够的威慑力,让小微企业们轻易不敢承担违约的代价;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足够的余地,因为这些惩戒措施基本都局限于阿里体系之内,既不会对外扩散违约商家的“恶名”,从而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又给予了违约商家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就是促使其更加努力地通过电商经营来赚钱还债。
——这其实就是金融机构信贷风控的秘诀所在:
贷款的风控手段要对借款人保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强制力,让借款人心生畏惧,从而不敢不还钱;但同时这种威慑力和强制力又不能太过火,不能把借款人逼入绝境,不能把商业矛盾激化成人身矛盾;如果有可能,那么最好还得激发出借款人努力赚钱还贷的意愿,化“不良处置”为“资产盘活”,并为此提供资源协助。
显然,这样的风控水平对于银行来说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因为银行不存在蚂蚁金服这样的生态绑定和风险控制能力,所以社会上才能有金融科技公司生存的土壤,才会有一大批助贷机构来填补小微金融的市场空白,银行也才会心甘情愿躲在互联网平台和助贷机构身后老老实实当一个资金批发商。
(延伸阅读:《消费金融与助贷机构的生死劫》)
事实上,大数据风控还只是金融科技公司的表面技术优势,另一大法宝是金融科技公司领先于传统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优势。具体到风控来说,金融科技公司的体制机制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科技公司把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作业模式,升级成了“风险经营”作业模式。
在传统银行中,风控部门一般被认为是二线部门,风控部门不直接承担规模、利润这些业绩指标考核压力,不需要为某一家重要客户是否拿得下而负责,对于一单业务能否获批只会给出同意与否的裁决性意见,而不会给出如何设计与优化的建设性意见。这种银行风控部门与市场脱节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变,甚至连行领导插手风控部门的工作都要被指斥为不当干预。
然而在金融科技公司中,风险部门一般被认为是一线部门,风险部门要做的绝不是简单的对潜在风险说不,而是要通盘考虑用户转化、用户维系、贷款定价、产品匹配、风险防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对金融科技公司的风险部门来说,风险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让公司的整体利润达到一个最佳状态、或者一个理想值、或者有利于公司长期持续才是最好,而风险部门正是直接扛起公司规模、利润等业绩指标考核压力的第一主力军。
由此可见,传统银行受制于其体制机制所限,其风控部门天然就是远离市场的,银行净息差缩窄的局面要如何改变才走到这一关便卡了壳;
而金融科技公司的优势就在于,其风险部门本身就是为公司创利的排头兵,风险部门想的不是把风险一概拒之门外,而是如何灵活驾驭风险、寻求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第二,金融科技公司在小微贷款定价上没有那么多包袱,从而能够更好地腾挪转身。
长期以来,由于对普惠金融“既要普、又要惠”的强调,造成了小微企业贷款不仅要在放款规模上快速增长,而且还要在利息定价上一低再低,这样才能充分彰显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倾斜与扶持。
但显然,这样做其实是违背商业规律的:一方面,小微贷款的高违约风险本就需要高利息定价去覆盖,否则单一一笔小微贷款的盈利模型都无法成立;另一方面,如果一项业务长期处于低定价、低收益、甚至是亏损的状态,那么这种业务对银行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
相比之下,处于体制外的金融科技公司就不存在这样的烦恼了,因为它们不必受到传统银行那般在贷款定价上的种种羁绊。虽说高利率不讨喜、也不合规,但金融科技公司还是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那就是靠小额、短期、频繁循环来降低单次贷款的利息总额绝对值,靠小额、短期、快速周转来动态转移和及时化解潜在的贷款高违约风险。
【三】
既然小微企业不再是银行贷款发放的重心了,那么今后货币之水会流向何处呢?真的会流向这次《通知》中特别提到的“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吗?
毕竟,前不久国家刚刚以高规格发布了一份针对“服务业”提质扩能的促进意见,其中一条要求就是“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前不久证监会推出的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中,也把对服务业的支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指出要支持的是“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和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优质创新企业”。
但野望谷觉得,看问题还是得从现实出发。从各家银行这两年来身体力行的实践来看,能够取代小微金融成为各家银行、特别是地方性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新的业务重心的,大概率是“政信业务”或者说“政务金融”。
有人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放的公司贷款余额中,光是来自于“租赁及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就占比高达30%,而这类贷款的主要投向其实就是由过去种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而来的城投企业。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位于天府之地的成都银行。
成都银行2025年年报显示:
截止当年底,该行来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这三项“类政信业务”的贷款余额合计4433亿元,占该行全部公司贷款余额的66%,占该行全部贷款余额的52%;该行前10大贷款客户无一例外全都是政信类客户,其中光是来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占了9家。
也就是说,2025年成都银行的“含政量”高达52%,这还是在该行政信类业务已经连续保持了10年高速增长、2024年“含政量”已经达到56%的基础上再度创出的新成绩。由此看来,成都银行“要做政务金融业务的‘首站银行’”果然是名不虚传。
(延伸阅读:《政务金融:一朵正在银行体系中悄然生长的奇葩》)
当然了,政信类业务也给成都银行带来了不菲收益:
2025年,成都银行的整体贷款不良率是0.68%,远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其中贡献了头功的就是政信类业务,因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这三类贷款的不良率分别只有0.10%、0.02%、0.43%,风险低得惊人;
相比之下,该行批发和零售业贷款的不良率是2.37%,房地产业的不良率是2.85%,文体娱乐业的不良率是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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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利好,成都银行2025年的净息差达到了1.59%,拨备覆盖率达到了426%,各项经营指标都在国内银行业名列前茅,总资产规模也一路上升到了全国城商行第9位;
成都银行(扣非前)净资产收益率(ROE)尽管从2024年的17.81%下降到了2025年的15.39%,但在全国所有银行中依然是稳居第一、笑傲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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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这份2025年全国银行业ROE榜单中,紧随成都银行之后排名第二的杭州银行其2025年末的“含政量”也达到了46%,位居国内上市银行第三位;
此外,江苏银行2025年末的“含政量”则达到了30%,这同样带动该行的ROE排名上升到了国内银行业第5位;
同时,长沙银行、重庆银行、贵州银行、天津银行、齐鲁银行、渤海银行、徽商银行、郑州银行的“含政量”都不低,政信类业务俨然都已为它们打开了新的增长与盈利想象空间。
眼下,这股“政务金融”风潮的熊熊烈火还燃到了本该以互联网展业为特色的民营银行身上。在2025年年报(及近期一系列公开报道)中:
安徽新安银行表示要“深耕政企客户生态,创新建立‘区县专属服务机制’,“深度融入股东朋友圈生态”;
湖南三湘银行表示“将信贷资源重点向工程机械生态圈、高信用等级国企及供应链金融等优质领域倾斜”,“与多家政府平台、企事业单位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山东蓝海银行表示“制定政信类业务准入标准,稳步拓展优质对公客户,培植新的业务增长点”;
天津金城银行表示“将信贷资源持续向本地优质企业、国家重点基础设施等抗周期领域倾斜”;
江西裕民银行表示“紧扣省会引领战略”,“已与南昌经开区、临空城投等开展合作,支持机场三期、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
可以想见,未来各家银行、尤其是各家城商行发放贷款的重点一定会越来越朝着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政信领域倾斜,“政务金融”成色、贷款“含政量”一定会越来越高。个中原因至少有五:
其一,政信类贷款大多用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这些重大城建投资领域,本质上绑定的是地方政府信用,天然带有单笔金额大、真实风险低、作业成本低、资本占用少、利差空间厚的优势;
其二,银行通过开展政信类业务,可以深度参与地方机关单位工资代发、优质群体消费贷款、大量低息财政存款沉淀、大量社保基金和公积金存款沉淀,联动综合收益远非一般的零售业务、小微业务、公司业务可以媲美;
其三,相对于那些只会在本地开办分行支行的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来说,总部设于本地的城商行才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所以地方政府天然愿意把自己的业务都交给本地城商行来承接,而这恰恰也是城商行们所擅长的;
其四,在房地产业务、同业业务、资管业务、非标业务都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眼下银行们既没有意愿把精力投到小微业务上,也没有了可像过去那样跟互联网平台、助贷机构合作线上化业务的环境,因此除了诉诸于政信业务以外并无太多更好选择;
其五,目前监管部门对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总要求,就是立足本地、发挥比较优势、搞差异化经营,那么什么才是本地化的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呢?显然,有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政信业务就是一个极佳切入点,就比如,成都银行崛起的背景其实就是成都市过去一二十年间高速增长所造就的一个有利外部环境,成都银行理性且明智地搭上了这班快车。
所以对于银行、尤其是地方性中小银行来说,政信类业务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势必将成为银行信贷资产新的压舱石。小微金融时代是风光不再了,接踵而至的或许就是政务金融时代。
参考资料:金融监管总局官网、《金融时报》、新金融琅琊榜、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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