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说人文理性的时代担当与精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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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常智奇

在工具理性挤压中再造理想观念

——说人文理性的时代担当与精神建构

常智奇

当代社会正经历着工具理性的空前膨胀。它以效益最大化为核心逻辑，深刻挤压着人文理性的生存空间，使人类精神陷入价值虚无与教条虚妄的双重危机。

人文理性的本质是“善的社会实践”的理性表达，是融合良知、悲悯、自律、自省的实践认知能力。面对工具理性的僭越与道德理性的弱化，必须在再造理想观念中重振人文精神：以“仁爱”为本体，以“义利之辨”为方法，以“情理交融”为特征，以“开放包容”为姿态，在批判与传承中建构新人文理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思想界应有的时代担当。

人文理性，是植根于人的良知、悲悯、自律、自省深处的一种经验理性与科学理性双重滋养下，经由人的救赎精神合成，利他与利己相统一，现实原则与理想原则相协调的实践认知能力。它融合了善的道德判断与真的生命关切，其价值指向是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动力。然而，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互联网、人工智能、AI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人类生存方式。工具理性以创造最大化功利效益为雷霆之势，深刻冲击着人文理性内在的价值尺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古老的人文理想，在功利至上、财富中心的价值碾压下，正遭遇物质主义极端化认知的悄然掏空。它以人欲、祛魅、稀释性价比的方式，质疑科学理性和道德判断，使人文理性深陷于价值虚无与教条虚妄的双重危机之中。

时代疾呼人文精神在价值理想——社会文明——历史唯物——时代精神——人本意志——自然整体——信仰意志的统筹、对照、映射下，以人的悲悯情怀为中心，以科学理性认知为媒介，以人性本善为情感引领，在科学、文明、进步、发展的道路上，扬弃原始野性情欲的“原罪”，醇化人道主义的“尽善尽美”，赓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秩序。这不仅是理论的自觉，更是文明存续的迫切实践。而再造理想观念——即在批判性反思中重建足以引领时代的精神理想——正是这一实践的核心环节。

一

理解当代人文理性陷入的历史危机，关键在于精确勘定人性、人善、人和、人爱在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挤压和诱惑下，人文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理性、道德理性之间既紧密关联又本质不同的内在逻辑关系。唯有澄清这四重理性的分野与互动，才能为再造理想观念奠定坚实的理论地基。

人文理性，本质上是人道至尊在伦理认知层面上的实践哲学。它建立在人心、人灵、人悟、人省、人思、人仁社会实践基础上，以自我生存为合理要求，以利他行为为保护机制，形成一种基于满意判断、平等决策与公正行为的认知能力。它通过生命形式-结构-功能的整体投射，把特殊现象推演成一般认知、把个别事物诠释为普遍规律的思维能力。人文理性的最高使命，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中守护“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一不可让步的价值底线。

工具理性，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创造性劳动为改造世界的直接目的，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与实用功利的直接性。其实践本质是手段霸权与情感控制力的结合。当工具理性从“有效手段”僭越为“唯一尺度”，人类便从目的沦为效率链条上的功能节点，人性中天赋的敏悟、自省与自持能力无可避免地淡化和衰减。

科学理性，是建立在破译现象学基础上的真理探寻。它以工具理性为介质，以发展生产为动力，提升人类在抽象函数解析中认知世界本质的探索。然而，在货币创造文明的二重性矛盾中，科学理性往往倾向于以财富冲击权力、以手段替代目标、以知识产权弱化利他共情的生命终极关怀。当科学理性从“认识手段”僭越为“终极目的”，人类社会便陷入以效率、数据、收益为唯一标尺的异化状态。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的“理性选择”往往系统性地排除情感、共情与伦理权衡的空间——一切皆可量化，道德判断便失去了存在论根基，沦为效用函数的附属变量。正义、同情、尊严等人文价值被“降维”为可计算的经济指标。

道德理性，是建立在人性良知基础上、融合了因果判断与悲悯情怀的实践智慧。它以救赎精神为天职，在崇高价值投向的信仰中走向“格物致知”的自省与自律。道德理性的独特力量，不在于提供普适的行为规则，而在于唤醒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觉知、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对超越性价值的敬畏。它既拒绝抽象教条的刚性独白，也拒绝相对主义的柔性放任——前者使道德沦为空洞律令，后者使道德丧失判断力量。真正的道德理性，是在具体处境中通过反思、对话与共情生成的“分寸感”与“良知判断”。

历史地看，这四种理性曾在人类从古典走向现代的精神疼痛与时代张力中，维持着一种文明动态的平衡。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这一脆弱的平衡被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及其与科学理性的深度捆绑所彻底打破。与此同时，道德理性或因教条化而失去实践回应能力，或因相对化而沦为软弱的情感慰藉——它既无力对抗工具理性的功利逻辑，也未能为理想观念提供坚实的精神地基。正是在这一双重困局中，再造理想观念成为人文理性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

二

当前，工具理性占据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将人性私欲的扩张和物质享受的占有欲推至新的历史巅峰。科学理性借助工具理性的风势，对道德理性形成“事实判断对价值判断”的时代拷问，同时对人文理性形成“非道德判断”的正面夹击。其具体机制表现如下：

第一，工具理性的僭越：“生产力中心论”替代“人性本善的文明中心论”。 当效用成为社会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一切内在于人的精神性价值——尊严、悲悯、良知、敬畏——皆被重新定义为“非生产力要素”。人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效率链条上的功能节点。社会系统的运行不再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展开，而是围绕“产出最大化”运转。理想观念在这一逻辑中无处容身：凡不能转化为绩效指标的，皆被视为冗余甚至障碍。

第二，科学理性的异化：道德判断在实证主义的洪流中走向历史虚无。 实证主义传统要求一切判断皆须基于可观察、可测量的事实。然而，道德判断的核心命题——“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恰恰无法从事实中直接推导。当科学理性从“认识手段”僭越为“终极裁判”，道德判断便要么被还原为神经化学过程（还原论），要么被宣告为无认知意义的情绪表达（非认知主义）。人工智能算法的“理性决策”往往系统性地排斥共情、同情与伦理权衡——因为它们无法被形式化。其结果是：正义、尊严、善意等人文价值被“降维”为可计算的经济指标，理想的呼声在数据的洪流中湮没无闻。

第三，道德理性的弱化与教条化：自律走向封闭，自省走向虚无。 面对工具理性的强势挤压，部分道德理性选择了两种错误的应对方式。一种方式是退守封闭的传统教条，以“伦理绝对主义”的姿态拒绝任何与现代性对话的可能。道德判断由此丧失了历史辩证法的灵魂，沦为僵硬的身份政治与价值独白。另一种方式则是放弃规范性追求，滑向情感主义的相对主义——“一切都是主观的”“没有对错，只有感受”。前者使人文理想变得不可通约，后者使理想观念失去任何现实规范力量。道德理性既未能有效约束工具理性的膨胀，也未能为再造理想观念提供足够的精神资源。这才是当前危机的深层症结。

第四，双向挤压的共谋：人文理性守护的“中间地带”被彻底掏空。 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从“事实”一端否定价值判断的合法性，道德理性的弱化与教条化则从“规范”一端丧失了生成公共判断的能力。二者看似方向相反，实则联手取消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即人文理性在具体历史条件中，通过经验与反思、主体间交往与折衷生成道德判断的可能性。人文理性正是这个“中间地带”的守护者。当其被双向挤压，人类社会便要么陷入功利主义的冷漠（一切皆可交易），要么坠入教条主义的狂热（一切皆有绝对答案），要么滑向相对主义的涣散（一切皆无所谓）。当代舆论场中，一边以科学进步之名无限放大传统伦理的封闭与滞后，另一边以观念创新为由拒绝任何传统转化，二者都未能触及人文理性的真正使命——在批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而这正是再造理想观念的时代语境。

三

面对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双向挤压，面对道德理性的弱化与教条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正本清源，重新确立人文理性的文明根基意义，并以再造理想观念为核心抓手，推动人文精神的时代重构。

在这里，我们需要抓住四个重点环节:

第一，人文理性是“善的社会实践”的理性表达。 它不排斥自我生存的合理性，但将这种合理性置于“利他共情性的生命终极关怀”的约束之下。正是在个体与类、自利与利他的张力中，人类才可能超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入真正的文明状态。历史反复证明：凡人文理性兴盛的时代（如中国唐宋、欧洲文艺复兴），必是创造力与道德感协同迸发的时代；凡人文理性衰落之时，必是精神分裂与价值混乱之世。再造理想观念，首先意味着重新激活人文理性对“何为良好社会”“何为值得过的生活”的根本追问——这不是对效率的补充，而是对效率的定向与约束。

笫二，人文理性赋予道德判断以历史辩证法的灵魂。 它既不抽象地肯定一切传统，也不抽象地否定一切传统。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固然存在男尊女卑、师道尊严等需要批判与扬弃的历史附着，但同样必须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正是伦理道德判断本身。彻底否定此根，无异于自毁文明。真正的扬弃，不是从“男尊女卑”走向“女尊男卑”，而是在平等与差异的辩证中建构真实的性别正义；不是从“师道尊严”走向“学生至上”，而是在教学相长中重构师生伦理；不是从“大医仁道”倒退为“医院产业化”，而是在经济核算与生命尊严之间守住医学的本真目的。再造理想观念，正是在这种具体的扬弃中展开的——它拒绝空洞的“回归传统”与轻率的“告别传统”，而是要求每一代人以自己的实践重新回答“什么是值得传承的”。

第三，人文理性是人类在“天人之际”爆发正能量的核心机制。 自然法则（天）与社会实践（人）之间的张力永恒存在。人文理性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二者的冲突中不断寻找动态平衡，而非偏执一端。这种平衡不是静态的折中，而是辩证的、充满创造性的文明实践——它既是灵魂在两难选择中的救赎，也是历史在断裂处的接续。再造理想观念，本质上就是在这种张力中不断生成新的精神坐标：既不盲目崇拜技术的力量，也不怀旧式地拒斥一切进步；既尊重科学的认知权威，也守护道德判断的相对自主性。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再造理想观念必须直面一个根本问题——在工具理性已然深度嵌入社会肌体的时代，理想如何可能？ 理想观念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否定，也不是超越现实的无根遐想。真正的理想观念，是在深刻理解现实逻辑的同时，坚守“现实不应如此”的批判性判断，并以这种判断为杠杆推动现实的自我超越。它不回避经济核算、效率评估与成本收益分析，但始终追问：这些工具性的考量最终服务于什么样的人生图景与社会形态？当工具理性试图将自身确立为唯一尺度时，理想观念站出来说：不，人不是手段，人永远是目的。这一声“不”，不是无力的道德感叹，而是人文理性最坚硬的精神底色。

四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一个迫切课题：在伦理道德领域，“彻底否定传统伦理道德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的思潮甚嚣尘上，与科学理性的过度扩张同构，试图以“现代”之名割断文明血脉。另一种声音则固守传统形式，拒绝任何批判性转化。二者都未能承担起时代使命。我们亟需建构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人文理性——一种在工具理性挤压中再造出来的、既扎根传统沃土又面向未来开放的理想观念体系。其核心要义如下：

第一，以“仁爱”为本体，重构数字时代的伦理共识。 传承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价值，剔除其宗法等级的历史附着。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自由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关怀相结合，使之成为数字时代人际交往、人机交互的基本伦理准则。在算法推荐、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决策日益主导生活的今天，“仁爱”本体的再造意味着：任何技术系统都必须在设计之初嵌入对人性尊严的保护机制，任何效率考量都不得以牺牲弱者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这是新人文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根本约束。

第二，以“义利之辨”为方法，超越工具理性的单向霸权。 承认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但坚持“义以为上，利以义取”的价值排序。在经济活动与科技发展中嵌入伦理评估机制，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不仅服务于效率，更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正。再造理想观念在这里的具体内涵是：不做经济利益的否定者，而做经济利益的引导者与约束者。“义利之辨”不是要求人们放弃利益，而是要求人们在利益的选择面前始终保有“何为正当”的清醒判断。这正是新人文理性区别于极端功利主义的核心标识。

第三，以“情理交融”为特征，走出两极困境。 区别于纯粹理性主义的抽象普遍主义，也区别于情感主义的相对主义，新人文理性强调理性与情感的有机统一。它既承认道德判断需要逻辑与论证，也珍视同情、恻隐、羞恶等情感在伦理生成中的本源作用。再造理想观念，不是制造一个外在于人的绝对律令，而是唤醒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让“恻隐之心”在面对不公时发出声音，让“羞恶之心”在面对堕落时亮起红灯。这种情理交融的理想观念，比任何外部规范都更具约束力与生命力。

第四，以“开放包容”为姿态，推动文明对话。 新人文理性不是封闭的独白，而是对话的理性、关系的理性、共生的理性。它坚持“理有未穷，辩可往复”的开放精神，在反对道德虚无主义的同时，警惕自身的教条化倾向。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同时，批判工具理性的异化；在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接纳现代文明的合理成果。具体实践上，应在教育领域重建“教学相长”的师生伦理，在医疗领域回归“医乃仁术”的职业本源，在家庭与社会领域建构基于平等又尊重差异的性别伦理，在科技领域确立“以人为本、伦理先行”的创新原则。每一项实践，都是一次理想观念的现实再造——不是把理想从高处拉下来，而是在泥泞的现实中发现并培养理想的种子。

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时代挤压，本质上是现代性危机在价值领域的集中爆发。工具理性是科学理性的手段与技巧，科学理性追求真理价值，道德理性追求良善价值——二者在认知的交叉处，恰恰需要人文理性来承担灵魂在两难选择中的救赎使命。人文理性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多重夹击中守住人类文明的价值底线，并在批判与创造中开辟新的可能。

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理论的清理，更是一次文明的自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不因工具理性的强势而放弃理想，也不因理想的失落而全盘否定现代文明。真正的“凤凰涅槃”，不是抛弃传统，也不是拒斥现代，而是在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的风暴中，在道德理性的自我反思中，让人文理性浴火重生——再造出既扎根文化沃土、又面向未来开放的理想观念体系。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社会科学家与哲学思想家的紧迫课题，也是人类文明走向健康未来的必由之路。唯有在伦理道德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新的人文理性，人类社会才能既享有科技进步的福祉，又守护生命意义的尊严——而这，正是再造理想观念的终极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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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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