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中国企业出海需要成人礼

近几年你大概常会听到一个说法，中国企业“不出海是等死，出海是找死”，那到底怎么才能活呢？

在我看来，中企出海是大势所趋，但它需要走向一场成人礼。我在最近观察到的两件事中，似乎看到了成人礼的雏形模样。

2026年5月中旬，我去美的集团在泰国的空调工厂调研。这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智能化程度相当高。但更让我兴奋的是在门口看到的五个大字——出海合伙人。什么意思？美的把自己这些年出海踩过的坑、攒下的经验、跑通的解决方案，整合成一个平台，对外开放。

出发去泰国的前一天，一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印尼中国商会总会向总统普拉博沃递交了一份五页投诉函，直言在印尼的中企面临“监管标准过于严苛、执法过度，甚至遭遇主管部门贪腐与敲诈勒索。”

两件事看似毫不相干，却指向同一大趋势下两个不同维度的关键命题。美的的出海平台，回答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怎么获得系统性的平台支撑？印尼中国商会的投诉信，回答的是：中国企业做大了之后，怎么参与到东道国的规则构建中去？一个是“硬支撑”，一个是“软保障”。有了这两样，中国企业出海才算走向成年。

要理解这两件事为什么重要，得先回到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中国企业为什么非出海不可？

一、溢出：贸易战下的出海路径

贸易战打起来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这期间中国的对美出口额确实在不断下降，中国的总出口额却不断攀升，据说是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吸纳了这更多的出口。然而这些地方根本没有这么大消费力，真正的消费力还是在美国，中国企业不过是绕道那些地方继续进入美国市场而已。

贸易战初起之际，中国企业确实措手不及、很是被动。但企业界随即努力自救，奋力出海，八年时间铺开全球性布局，中国企业便有越来越多的办法应对贸易战了。

问题是，这种出海自救的过程，是否会掏空中国的制造业根基呢？答案是不会。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得观察中国经济崛起所催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这个过程在东南沿海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深刻改变了制造业的组织形态。打个比方，过去生产一件复杂产品需要一百道工序，其中七十道可能都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分布在七十个车间；现在这七十个车间独立成了七十个工厂，彼此间从内部合作变成外部合作。原来的一百个工厂，可能裂解为七千个工厂，互为配套，动态重组相互配套关系。每个工厂都高度专业化，确保生产过程的效率；以整个网络为单位，不断地动态重组又可以确保生产过程的弹性。

这种组织形态的变化，可以用互联网的逻辑来类比。互联网有后台、中台、前台；后台是海量的原始数据，中台是各种技术能力的总成，前台是跟用户交互的界面。只要中台足够强大，前台可以做得很轻，需要什么能力从中台调取即可。制造业也类似，后台是基础设施网络和熟练工人、工程师群体；中台是高效率、高弹性生产各种中间品的供应链网络；前台是向客户交付成品的最终组装工厂。只要中台足够强大，前台就可以做得很轻，仅仅完成组装环节即可。

今天的中国，后台最强，中台也是全球最大、效率最高，没有哪个国家能替代。在贸易战当中，中台的产品是ToB的，卖给前台，不直接面对消费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关税压力，出海动力很小；前台的产品是ToC的，要卖给消费国，为了规避关税，就有出海的动力。

合康新能微电网

所以，贸易战中企业从中国向海外的转移，除了少数生产流程很短、环节简单的行业，转出去的基本上都是前台，中台很难转移出去。

在可预见未来，中台是否会转移出去呢？答案还是“很难”。中台实际上是一整套庞大复杂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是几十年间自主演化生长出来的。海外没有任何地方能整体承接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中台网络，只能承接片段；但片段就意味着规模效应丧失、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更关键的是，一旦中台真的外迁，中国这边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破产，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价格会大幅下跌；转入地则会要素价格飞涨，成本优势很快逆转，进一步外迁的动力就被抑制住了。2024年底我去越南调研便得知，在仅仅转入了一小部分前台的情况下，河内、胡志明周边工业园区的租金，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上海、深圳的水平了。

所以我会判断，前台会大量转移，但中台难以出去。而仅仅转移前台的话，这就不是“转移”，而是中国制造业网络的“溢出”。

有人会质疑，前台转移出去太多，对中国经济还不是伤害吗？恰恰相反。

前台出去了，却还是要从国内中台采购中间品，这就意味着前台出海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产业标准向外输出的过程。标准出去了，中台的辐射力反而更大。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只靠产能来支撑，更要靠标准来支撑。前台出海越多，中国产业标准输出越多，中台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地位就越稳固。与其让前台和中台一起困守国内，不如让前台更大规模地出去，把中国的产业标准带向世界。

二、升值：金融逻辑下的出海加速器

前面说的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生产-贸易逻辑，还有一条金融逻辑也会推动出海，而且力度可能更大。

先看一个事实：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逼近1万亿美元，2025年，更是达到1.2万亿美元，对第二名绝对是断崖式领先。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任何一个国家的顺差额达到这种规模。

全世界的钱都被你赚了，这笔钱你就不可能赚得长。别人没钱赚了，也就没能力继续购买你的商品，最终你也赚不到钱。更现实的危险是，在别人垮掉之前，觉得没法通过经济手段制衡你，就只好上别的手段，你的外交环境就会恶化。中国近年来外交环境的恶化，与此直接相关。超大规模顺差，不可持续。

怎么化解呢？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加关税行不行？中国出口额仍在持续攀升这一事实，已经给出答案：不行。

如果美国对各国普遍加税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因为这就等于对中国没加税，只是让美国买到的东西变得更贵而已。除非各国配合美国一起对中国加税，才可能实质性地削减贸易不均衡；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根本不可能一致行动。

问题追问到这一步，就会发现，唯一能等价于所有国家对华普遍加税的办法，就是人民币升值。所以我推测，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早晚会走到这一步。

一说到人民币升值，你可能会联想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网上很多人说，广场协议逼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美国搞的大阴谋。但真实历史远比这复杂。

实际上，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是主动想要升值日元的。一方面，他意识到日本的过大顺差不可持续，因为这会严重恶化日本的外交处境；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日本已经是第二经济强国，便需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应该主动升值日元，以强势日元倒逼国内改革、开放市场，让日本成为拉动全球增长的又一个发动机。英法德也参与到美日谈判当中，几方合力之下，签了广场协议。

日元升值后，日本商品在国际上变贵了，出口受到抑制，贸易不均衡消化掉不少，外交环境获得缓解。升值的另一面，是日元在海外的购买力变强了。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大规模海外投资，企业大规模出海，形成了庞大的海外资产。今天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规模与本土GDP不相上下，被称作“影子日本”。到这一步，日元升值还是贬值，对日本的影响就不大了，升值则本国资产升值，贬值则海外资产升值，总盘子可以相互对冲。日本应对老龄化等问题时，也因此有了大得多的转圜空间。

当然，广场协议后日本确实经历了长期衰退，但这不是日元升值的锅，而是日本央行操作失误的锅。

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出口受挫，国内经济一时压力较大；为了刺激经济，央行便把利率降到极低，结果催出日本巨大的资产泡沫，到了80年代后期，东京的地价几乎能买下半个美国。如此高的资产价格，对日本经济是巨大风险，因此央行在1989年底加息主动刺破泡沫，结果是，那些在低息期间海量贷款的个人和企业瞬间陷入债务困境，只能想方设法先还债，不再敢消费和投资，这就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

今天的中国与当年日本的关键区别在于时序：日本是升值后央行主动降息，催出泡沫再刺破，导致衰退；中国则是在升值之前，资产价格已经历了深度调整，不存在日本当年那种级别的大泡沫。这不是说人民币升值不会有风险，但它不会是当年日本式的那种风险。

如果人民币升值，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出口会受到抑制，大规模顺差被削减，但外交环境会因此改善。

第二，升值意味着向海外投资成本下降，会激发中国企业更大规模出海，前台更多溢出。

第三，大规模出海的前台仍然依赖国内的中台，需要从这边采购零配件；但用什么货币支付？考虑到人民币升值趋势，为规避汇率风险，出海的前台会更倾向于用人民币结算。这意味着前台的大规模出海，有可能在超越中国的制造业网络中拉动出一个人民币货币圈。

随着人民币影响力扩大，进口商品变便宜，中国也有机会从生产国变成大的消费国。大规模出海，加上海外资产积累，假以时日，也有机会发展出海外“影子中国”。

但还有个绕不开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势必出现失业压力。虽然升值不会一步到位，而是持续几年的过程，但压力终究是实实在在的。怎么化解？

答案是社会保障。可中国现在的社保压力已经很大了，哪来的能力承接更大压力呢？

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可能性：人民币有着明确升值趋势的话，人民币资产在海外就会特别受欢迎，于是中国可以发行人民币国债，吸引海外的人民币持有者来大规模购买，由此筹到的钱可用来充实社保基金。从世界上吸收能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就是这么做的，中国也将有机会这么做。

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是单向的“出口受损”，而是一组连锁反应：升值→前台更大规模出海→人民币货币圈→发行人民币国债充实社保→国内消费力恢复→从生产国升级为生产-消费国。每一步的代价，都在下一步的收益中对冲。当然，真实过程不会这么简单，尤其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仍然需要很多改革；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了。

到了这一步，生产-贸易逻辑和金融逻辑就合流了：贸易战压力推动前台溢出，人民币升值加速前台出海，两条线叠加，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出海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多快、多大的问题。

三、平台：谁来为出海铺路？

问题也来了。出海是大势所趋，可中国企业在海外踩过的坑，已经够写几本书了。海外有一系列国内想象不到的问题：法律法规什么样？工会组织怎么运作？供应链怎么搭？通关怎么走？两眼一抹黑，出去势必踩坑，踩不好直接被拖死。

中小企业尤其脆弱。它们没有大企业的资源，也没有试错的余地，出去了就是裸奔。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让中小企业出海时不那么孤立无援？

日本又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案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向东南亚大规模出海，在背后起到托举作用的，是日本的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的功能远不止贸易中介，它在本质上是“产业组织者”。以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等五大商社为代表，它们在全球铺就了贸易、金融、物流、政商协调的完整网络。日本的中小企业想出海，不用自己从头趟，商社已经把路铺好了，你跟着走就行。

具体来说，商社做了几件关键的事。一、是贸易与流通渠道，在全球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甚至收购零售终端获取消费端感知；伊藤忠2020年投入54亿美元全资收购日本“全家”超市就是一例。二、是金融支撑，为中小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项目融资，降低出海的资金门槛。三、是政商协调，日本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商业系统，大小商社、商会甚至外交力量，都是整体作战能力的组成部分。中小企业通过商会，可以邀请当地大使、参赞为企业站台，外交力量与商业活动紧密缠绕。

林雪萍老师在《大出海》一书里对此有个比喻：企业在海外作战属于地面部队，还需要来自海上、空中的火力支援。大小商社、信息服务机构、商会甚至外交力量，都是整体作战能力的组成部分。企业在海外的空间拓展，其实是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对阵的系统之战。一个商业系统的海陆空立体作战体系，需要被整体构建出来。

日本企业在这个体系支撑下，在东南亚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力。比如，日系车在东南亚的垄断性地位曾被称为“供应链的死亡缠绕”，好像蟒蛇缠绕猎物，缠绕点位都经过精准计算。

回看中国，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托举者呢？

这就是我在美的泰国工厂看到“出海合伙人”时如此兴奋的原因。

美的出海比较早，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经验。现在它把这些经验提炼、整合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平台——出海合伙人计划。你想出海？工厂怎么建、供应链怎么搭、通关怎么走、跨文化员工怎么培训，在这能一站式解决。美的把72个AI应用和13大智能体在生产场景中的落地经验，拆解成12个模块化、可快速复制的方案，它自己的泰国工厂就是标杆。

同时，美的还开始向物流延伸。2025年以来，美的与物流合作伙伴在泰国共建“绿色智慧供应链交付中心”，覆盖生产材料供应、成品储存、分拨配送全链路，构建“区域枢纽+国家交付中心+前置仓”三级仓网体系。

这意味着美的在泰国的整体布局远不止是建几个工厂，而是一整套体系的落地。美的集团副总裁张小懿解释说，“出海合伙人计划”就是“把美的踩过的所有坑，都变成企业出海的‘避坑指南’，提供全周期、陪跑式服务，手把手帮助落地。”

比较起来，美的与日本综合商社有一个关键差异。商社是贸易商起家，天然是“中间人”；美的是生产商起家，是“实践者升级为赋能者”。这个差异恰恰是优势——美的自己全趟过一遍，经验是实战沉淀的，不是从外部观察的。

但也要看到，美的目前的赋能主要集中在生产制造、供应链和数字化领域。对比综合商社的全生态，至少还缺两块：金融平台和政商协调能力（我更愿意把它称为规则构建能力）。金融平台是出海企业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没有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的支撑，中小企业出海的资金门槛依然很高；规则构建能力则更复杂，它不是单个企业能构建的，需要集体性的机制。

而这两个短板，恰恰指向了出海成人礼的另一道考题。

四、规则：从接受者到参与者

这就可以把话题再拉到印尼中国商会总会的那份投诉函了。

那封写给总统的信中，直指在印尼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多重困境：税费大幅上涨、工作签证受限、多个重大项目遭搁置，部分大型矿区配额缩减超过70%。商会还指出“税收、环保、林业等领域的执法标准不透明，执法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正常申诉渠道受阻，涉事部门相互推诿、拖延回应，有些问题只能通过收取高额费用的第三方中介才能解决。”

印尼有学者评论说：“为了维护与伙伴国家的关系，中方在发表评论时通常比较谨慎。如果他们发出那样的警告信，就说明做得太过分了。”多家媒体也用“罕见”“打破外交默契”来描述此举。以往的中国商会，极少以这种公开、正式的方式向东道国最高层表达诉求。

在我看来，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比信的具体内容更重要。

以往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怎么应对不利的规则环境？大致两种策略：要么接受给定的规则，默默承受；要么遇到不利就想法钻空子。规模小的时候，这些策略勉强够用；一旦做大了，接受规则意味着持续吃亏，钻空子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清算，都不可持续。

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参与到规则构建中去。

这不是要去对抗东道国的规则，而是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诉求、参与博弈，推动规则朝更透明、公平的方向演化，或者说，参与到更合理规则的构建中去。印尼商会的这封信，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印尼政府的反应也初步表明这种方式有效：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随后会见了多家中资矿业企业代表，表示“已同意暂缓”上调矿业特许权使用费和出口税。

印尼商会的努力，不只是印尼一国的个案，它代表着中国企业出海到一定规模后势必要走的路。

美云跨境品质七步法

美的出海平台和印尼商会的努力，是中国企业走向出海成人礼的两个侧面。美的回应的是“硬支撑”——生产、供应链、物流这些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印尼商会回应的是“软保障”——规则、制度、政商关系这些看不见的制度环境。

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硬支撑，出海就是裸奔；没有软保障，做大了也不安稳。

五、出海的成人礼

把前面几条线收在一起看，中国企业出海的全景图就清晰了。而这张全景图的底色，是一场成人礼。

第一，出海是大势，是被迫长大。超大规模顺差引发贸易战，倒逼着前台溢出，中台则仍会留在中国。出海不是转移，而是重新配置；就像年轻人离开家乡，不是背叛，而是成长。

第二，人民币升值会加速这一进程，是长大的催化剂。超大规模顺差不可持续，人民币升值是化解顺差的根本手段。升值推动更大规模前台出海，出海前台从国内中台采购中间品，会倾向用人民币结算，可能拉动出人民币货币圈；中国可以发行人民币国债充实社保，又能在国内托住失业压力。两条逻辑合流，出海推力倍增。

第三，出海需要平台赋能，是学会抱团。“不出海是等死，出海是找死”的困境，需要大企业牵头来破局。日本综合商社证明，把贸易、金融、物流、政商协调整合成系统，中小企业出海才不再是裸奔。美的的“出海合伙人计划”是重要起点，踩过的坑就是最好的避坑指南。但方向比案例更重要：中国企业需要的不是一个美的，而是一批“美的”，以及“美的”们尚未补足的金融平台和规则构建能力。

第四，出海到一定规模必须参与规则构建。接受规则是生存，参与规则是生长。从钻空子到定规则，是中国企业出海最关键的成人礼。印尼中国商会的投诉信，隐约是个象征性事件：中国企业开始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走向主动的规则参与者。

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出海，才刚刚开始。走出去只是第一步，站得住才是真本事。站得住，靠的不是单打独斗的勇气，而是一套系统——平台铺路，规则护航，金融托底，人民币开路。

我在美的泰国工厂门口看到“出海合伙人”几个字时的兴奋，原因也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出海，而是中国制造业大规模出海开始走向成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