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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能让瘫痪者喝可乐、打麻将,情绪发生器可以植入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脑中,AI病友可能比真人病友更懂你的困惑……如果技术可以改变情绪、增强认知、甚至模糊人与机器的边界,我还是“我”吗?
在「九千光年和TA的朋友们」播客第四期,都市快报编委陈欣文与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长聘副教授、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双聘研究员李忠伟,展开了一场关于脑机智能的深度对谈。本期节目探讨了脑机智能时代的人机协同、意识与身体的关系,以及那个让所有家长焦虑的问题:未来的孩子,该拥抱技术还是退守肉身?以下是本次访谈的精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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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如何真实发生
九千光年:您既是哲学教授,又是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双聘研究员。哲学家去实验室主要做些什么?
李忠伟:浙大的脑机智能实验室非常跨学科,里面有做芯片的、计算机的、医学工程的、人工智能的,还有心理学的、管理学的,甚至有一个“神经管理”实验室。哲学团队的任务主要有两块:一是研究脑机智能中与意识有关的问题,二是伦理。
我原来做现象学、心灵哲学、分析哲学,研究人类的意识体验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身体意识、与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交往。我发现,意识和心灵是有结构的,比如“意向性”结构: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的每样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沙发是温馨的,椅子是可以坐的。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往往不是冰冷的物质体,而是有温度、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问题来了:从主观体验的角度,世界是一个样貌;从完全客观的第三人称角度,世界又是另一个样貌。脑机接口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去综合理解这两种样貌。
九千光年:哲学家和科学家怎么合作?
李忠伟:做交叉学科,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学校把你们凑在一起,也不是课题上的合作,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果科学家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或者你觉得科学家特别傲慢,失去了信任,什么都不要谈。
从组织上,浙大把我们5位哲学老师双聘到实验室,安排了位置;从研究上,我的学生要修脑神经、fMRI图像识别——他们不需要考90分,70分就够了,但足够让哲学思考不至于“空对空”。
我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嵌入实验室,做交叉哲学”。从组织上嵌入,从研究上嵌入,从人才培养上嵌入。真正的哲学不一定产生在哲学系,反倒可能产生在科技工作者自身的反思当中。有些科学家切切实实关注哲学问题,他们自己也阅读意识哲学、佛学、心理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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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困惑到患者体验
九千光年:脑机接口技术离普通人很远吗?它会带来哪些现实的伦理问题?
李忠伟:很多人担心的是“人类成为有机养料被机器统治”,那是非常远景的担忧。但我觉得更现实的担忧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有一些人植入了“脑起搏器”或情绪控制器来治疗帕金森、癫痫。但这些器件往往需要通过手机控制器进行通讯,而它们的通讯保密级别并不高,这就容易产生安全隐私问题。这不是科幻,这是现在就需要开始注意的问题。
九千光年:您去体验过强脑脑机接口产品,作为哲学家,您的感受是什么?
李忠伟:我去之前已经比较了解,所以没有特别震撼。强脑做的是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但浙大的实验室其实做的是侵入式技术路线。
我现在带着学生参与一个抑郁症的脑机接口治疗项目。我们在患者植入前、中、后做访谈,了解他们的主观体验。有些抑郁症患者有典型的“失实感”——他不是简单的情绪不好,而是没有动力去参与这个世界,看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你戴上眼镜看得越清晰,他越难受,觉得这个世界越假。这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意义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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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功能不等于“我”的延伸
九千光年:为什么有功能不等于有意识体验?机械肢体为什么很难产生“这是我的身体”的认同?
李忠伟:2020年,浙大通过植入芯片帮瘫痪的张大伯实现喝可乐、打麻将,甚至手写汉字。但目前的脑机接口主要是单向控制:通过神经电极提取信号,解码运动意图,然后控制机械臂。
这跟我们的肉身手臂很不一样。我们不仅控制自己的手,还时时刻刻从手上接收到知觉反馈,从而让触摸和控制更加精细。更重要的是,本体感受——我的手给我温暖的感觉,这才是“我的”。如果只能有限控制,手上没有任何感觉和温度,那它就只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而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经典例子:你用右手去摸左手,被抚摸的同时也是抚摸者。但如果你去摸一个机械手,你固然能摸到它,它却感觉不到被触摸。这说明,尽管你能控制它,但它不属于你的身体边界。
九千光年:人工智能会有意识吗?它会控制人类吗?
李忠伟:我一般拒绝回答这类过于玄思的问题。目前知识界对此非常分裂:有的老师说AI已经有意识了,有的老师说AI不仅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从原理上看,目前的深度学习网络是对人类神经元活动的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但它并没有穷尽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我们的神经元不只是0和1,还有漫长的演化历史,还有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特征,不仅仅是携带信息的器件。人类对自己大脑如何工作,其实远没有搞清楚。
与其担心AI有意识后控制人类,我更担心的是有人用AI控制其他人。算法推送、战场上的无人机,比AI更可怕的,仍然是人类自己内部的问题。
九千光年:如果未来脑机接口可以增强情绪、提升学习效率,甚至植入知识,您怎么看“增强人”这个问题?
李忠伟:首先,我们所有人都已经不是“自然人”了——我们用手机、电脑、汽车、眼镜,某种意义上都已经是“增强人”。有哲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天生赛博格》,我们生下来就已经不是自然人了。
但脑机接口、基因技术这类“自我技术”确实不一样。原子弹、汽车不改变人性,但它们可能改变人性本身,甚至影响我们的物种。谁最终受益?如果增强只成为少数人的特权,社会不会允许。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人比我们富有1万倍,但如果他比我们多1万倍的孩子,整个社会就会反噬。
从子女教育的角度,我觉得要“进一步,退一步”。进一步:拥抱新技术,了解它、使用它。退一步:越是拥抱技术,越要记住自己从哪里来——要重视具体性、肉身性、实际性,要去徒步、去读经典、去和真实的人交流。
九千光年:脑机接口改变了人的情绪,患者会觉得这个情绪是“自己的”吗?
李忠伟:我们访谈了三四位最近半年被植入情绪发生器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大部分人情绪有所改善,有的达到临床治愈。我们问他们:“你觉得这个情绪是自己的吗?”答案很让人惊奇——很多人说:“我不关心。只要心情好起来,能继续日常生活就行。”
但有一位患者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情绪发生器的工作模式,不能让我在应该不开心的时候开心。比如亲属去世,它不能让我仍然感到开心。这给哲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情绪不是单纯内部状态的调控,它是我们和世界打交道的一双手。我们通过情绪来触摸世界,对悲伤的、危险的事情做出反应。脑机接口参与的,不是对内部东西的简单调控,而是参与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环路之中。
九千光年: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虚无缥缈,看手机越多,实感越少。为什么会这样?
李忠伟:这涉及到“明证感”和“明证性”的割裂。有些失实感患者,从理性上、证据上都能看到你、摸到你,但就是不相信你是真实的——他的明证感消失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失实问题,只是有些人更严重。你看手机越多、打游戏越多、和AI交往越多,你的实感就越少。真实感和非真实感在正常人当中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年轻人觉得数字宠物就是宠物,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是真实,但那是你的真实,不是我的真实。很多人不这么认为。这些基本概念的意思本身会不会变化?人性总是变化的,技术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真实感的基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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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杭州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建议
九千光年:如果让您给杭州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提一个建议,您会说什么?
李忠伟:我觉得可以把做哲学的、产业界的、科学家的、还有普通公众聚在一起聊聊。各方的诉求需要交流,这样人工智能才会有一个更协调的发展。
具体来说,我在实验室的工作中想到一个点子:很多患者做脑机接口手术前是两眼一抹黑的,他们最信任的不是医生或技术专家,而是“同病相怜”的病友。如果我们能搜集大量病友的经验和数据,做一个“AI病友”大模型,它站在患者自己的角度来现身说法,可能更能解释病友心中的困惑。
这个想法就四个字:同病相怜。它可以打通学术研究、伦理规范、产品服务和健康产业。这也是哲学家嵌入实验室能带来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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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邱雨茜 熊文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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