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是如何研究出几车废纸的？

话说宋江大哥带领众头领招安之后，最让宋江头痛的，便是这个时迁同志的安排工作。

想那时迁，绰号“鼓上蚤”，一百单八将中排第一百零七位，上应“地贼星”，本是盗贼出身，专干些飞檐走壁、偷鸡摸狗的勾当。

如今进了体制，总不能再让他重操旧业，若闹出什么丑闻来，梁山泊的脸面往哪里搁？

宋江想了几天几夜，也没想出个好方法来。

这一日，他把吴用请来，摆上酒菜，二人对饮。宋江愁眉不展，将心中忧虑说了。吴用手捻着胡须，沉吟半晌，忽然笑了起来：“哥哥不必烦恼，小弟倒有一计。”

宋江忙问何计。

吴用道：“如今这世道，什么人都能搞研究，什么人都能成专家。咱们不如成立个研究机构，让时迁进去研究一辈子，既洗白了他‘地贼星’的臭名，也算给他个安身立命的去处。”

宋江皱眉道：“什么机构好呢？”

吴用笑道：“就叫梁山泊文化艺术研究中心。调圣手书生萧让去任主任。萧让写得一手好字，又是正经出身，有他坐镇，面子上也过得去。至于时迁嘛，慢慢学就是了。”

宋江听了，拍案叫绝，当即拍板。

时迁初到研究中心，两眼一抹黑。他哪里懂什么艺术？他懂的是怎么翻墙头、怎么撬锁头、怎么从人家屋里顺走东西。可既然来了，总不能混不下去。

于是时迁下定决心，天天练书法，并拜萧让为师。

起初，萧让是死活不肯教的。他萧让是什么人？一手仿宋体字冠绝天下，连蔡京都夸过的。收一个偷鸡贼做徒弟，传出去岂不坏了名声？

可架不住时迁死缠烂打，今天送一幅蔡京的字，明天拿一张苏东坡的画，件件都是真迹。萧让看得眼热，心里掂量再三，终究还是收了这弟子。

时迁这个人，旁的本事没有，但有一桩，资源多，人脉广。他那些年走南闯北，认识三教九流的人，如今虽然招安了，可旧关系还在。

他能搞来资金，有了资金就好办，在重要刊物上发论文、出书，都不在话下。连萧让也不得不求这个弟子帮忙。于是师徒二人精诚合作，共同署名发论文，出版书籍，倒也拿了不少成果奖。

没过几年，时迁便评上了副研究员，接着是研究员，又混了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从此以后，时迁便不再和萧让合作了。

他手下有了一帮学生，做项目、发论文、出版书籍，全是学生们在干，他只要署个名就行。做项目时，他是学科带头人；发论文出书，他永远是第一作者。

他的学生私下里不叫他时老师，都叫他时老板。

时迁这人精明得很，他知道光靠学生还不够，还得往上爬。于是他又折腾出许多名堂，申报各种课题，什么“宋代建筑美学研究”“古代盗墓文化与艺术”“梁山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题目一个比一个大，经费一笔比一笔多。

书也越出越多，一年出个七八种，每种印几千册。这些书印出来，卖又卖不掉，便全堆在中心的成果展厅里。

展厅的书越堆越多，从地上堆到天花板，一排排一架架，密密匝匝，像个巨大的纸牢笼。后来连展厅都堆不下了，又占了两个办公室和一个仓库。时迁倒是不在乎，反正不用他掏腰包。

他关心的是：出了多少书，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项目。这些东西，是他评职称、当主任的敲门砖。

果然，时迁后来由研究中心副处长升为处长，又由处长升为副主任，最后坐上了主任的位子，成了赫赫有名的艺术研究专家和泰斗。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时迁在艺术研究中心干了二十多年，也该退休了。退休那天，梁山泊分管文化方面的副头领花荣亲自来到文化研究中心，为时迁颁发荣誉证书，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时迁同志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的巨大贡献。花荣还向大家介绍了新主任——京东大学艺术院毕业的博士乔大新。

乔大新上任第一天，到中心各处走走看看。走到二楼成果展厅时，他愣住了。只见满屋子全是书，一堆一堆摞到屋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办公室主任在旁边介绍：“乔主任，这些书大多是时迁主任在位时出版的，有一百多种，几十万册。书卖不出去，又不好处理，就全堆在这里了。我担心哪天房子被压塌了，出安全事故。”

乔大新皱了皱眉，说：“书太重，确实有安全隐患。这样吧，出于安全考虑，把这些书拉到造纸厂卖掉。为了顾及老主任的面子，拉走时，你派人到造纸厂盯着，现场用粉碎机粉碎掉，不要流到外面去。”

办公室主任连连点头。

第二天，造纸厂派了车来拉。一车一车地拉，足足拉了好几趟。中心的人站在门口看，有人小声嘀咕：“研究了二十多年，就研究出这几车废纸？”

后来有一天，时迁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揭露时迁的不少书存在抄袭，有的整章整段照搬别人的成果，连错别字都一模一样。消息传开，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感叹道：“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个‘地贼星’，偷东西偷惯了，从前偷人家的金银财宝，后来偷人家的学术成果，说到底，还是个贼。”

宋江听说这事，长长叹了口气，对吴用说：“军师，你当年说让他搞研究能洗白‘地贼星’的臭名，如今看来，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洗不白啊。”

吴用苦笑不语。

这正是：

鼓上蚤本惯偷梁，

窃得虚名满纸荒。

二十年间书万卷，

尽归纸厂作原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