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日军俘虏在中国战俘营的真实生活情况

在昨天推送文章的评论区，有一位读者认为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在国军战俘营的日军战俘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的国军基层官兵尚且难以温饱，根本不可能养活突然多出来的一百万张吃饭的嘴。绝大部分国军战俘营中的日军战俘都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导致有相当数量的战俘被饿死。而且很多基层国军官兵对执行“以德报怨”政策阳奉阴违。掠夺和欺辱日军战俘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行为。

以下翻译日军第116师团步兵第109联队第1中队老兵冈本道彦的个人回忆录的最后两章，此人回忆录为自印本，生动形象的体现了战败后日军底层士兵战俘的真实处境。

湖南省荣家湾的俘虏生活（昭和20年10月至21年4月）

在芷江作战中伤痕累累、被遗弃在最前线深处的“岚”兵团，在湖南省宝庆迎来了终战。

当我们第一中队到达岳阳南方、荣家湾一个叫隋受九的部落时，民家庭院里晒满了棉花，在初秋的阳光下显得洁白耀眼。那是九月三十日。

作为设营班先行出发的我，确定了中队指挥班、第一、第二、第三小队各自借宿的民宅，将居民赶走并分配好房间，当晚便在那里宿营。按以往惯例，次日早饭后应煮好两顿饭的量前往下一个宿营地，但由于没有接到出发命令，第二天也继续在此宿营。

月份进入十月一日后，天气骤然变冷。之后两天也没有移动，结果我们就在这户民宅里一直住到了第二年四月。庭院里晒着的棉花，后来被主妇们用嗡嗡作响的纺车纺成了线，在附近黄沙街的工厂里染色织布，最后在各家各户做成了衣服和布鞋。在穿上这些衣服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一直受着他们的照顾。当然，在这里被收缴武器并解除武装后，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日军官兵管理所”。

原本去别处或住在土屋里的居民立刻回到了各自的房间，士兵们理所当然的被赶到破烂的土屋里住。尽管如此，对于让身上长满跳蚤和虱子、脏兮兮的战败国士兵长期寄宿的中国人民，我不得不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宿营的那户人家姓易，是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庭。这是中国特有的大家族。

家长名叫易发启，是一位亲切但完全是顽固不化典范的老人。他的老伴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摇摇晃晃、心地非常善良的老太太。傍晚时分，她把鸡赶回鸡舍时，会一边喊着“喔喔”，一边仔细地抚摸每一只鸡的羽毛。她还会给病得虚弱的士兵喂粥，但随着病人越来越多，她似乎也渐渐忙不过来，感到很为难。

长子夫妇性格勤恳，家周围田地里的活儿几乎都是这对夫妇干的。他们似乎也是家长发启老人最宠爱的人。士兵们给长子起了个绰号叫“勤快人”。在我们滞留期间，这对“勤快人”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孩。

次子是个单身木匠，人很好，但有点流氓习气。当士兵们为没有柴火而发愁时，他会带他们去别人家的山林偷伐，并从中抽成。有时偷伐的士兵逃跑不及被抓住绑在松树上，他明明也是同伙，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山林主人家交涉，把人要回来。

他经常惹怒发启老人，被老人拿着扁担追打，但他只是逃跑，绝对不还手，有时挨了一棍子还会对着士兵这边吐舌头，是个让人恨不起来的家伙。士兵们私下里都在传，这家伙和“勤快人”的老婆关系暧昧。

绰号直截了当，就叫“木匠”。

三子名叫易三周，是位小学老师，也是隋受九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我们滞留期间，他与妻子离婚，并与另一位女性再婚了。

此外，还有被绰号为“耳朵”和“穷光蛋”的发启老人的弟弟夫妇，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维持生计，但他们经常挖破墙壁，偷走中队宝贵的粮食——红薯。易家的人虽然都很温和，但那七个月的拘留生活确实非常悲惨。

虽然蒋介石发布布告称“以德报怨”，但是，驻扎在附近的中国士兵中，还是有不少素质低劣之人前来掠夺，抢走鞋子和衣服等，让士兵们懊悔不已，感叹要是还有武器就好了。

这一点作为战败国的俘虏只能认命，但粮食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称中国方面的配给规定是每人每天五合米（笔者注：一合相当于150克），外加适量蔬菜和每周一斤猪肉。但不知道是中国方面故意不给，还是日本方面有人克扣，大概两者都有吧，送到我们手里时，每人每天只有半合米或者两根红薯。所谓的“甘蓝”蔬菜，叶子中途就掉光了，只剩下坚硬的茎秆。至于猪肉等动物性食物，七个月里我们一次也没见到过。

这样下去大家只能饿死，所以除了病人外，其他人早上喝点掺了杂草、不用筷子的稀粥，或者空着肚子只吃两根红薯，三五成群地到各处部落寻找工作，帮人干农活，或者受雇制作土砖，努力自谋生路以换取粮食。但粮食绝对量的不足实在无法解决，很快大家脸上的油光就消失了，变得干巴巴的，身体瘦骨嶙峋，仿佛一折就断。如果突然看起来变胖了，那就是死亡的前兆，这就是所谓的“战时营养失调症”导致的死亡。

每个人都在拼命求生，每个人都在忍受着饿鬼道的煎熬。有一名一等兵，作为补充兵来到战地，却一次战斗也没参加，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幸运的。他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脸上没了油光，心想必须补充脂肪，于是在去鹿角港领取粮秣时，溜进街上的豆腐店偷喝了炸油豆腐用的油，结果立刻引发了剧烈的腹泻，几天后便死亡了。

大队会报上甚至还出现过“空腹时切勿摄取浓厚油分。柳树上的虫子可食用，但蔷薇芽可能导致中毒死亡，故切勿食用。”这样奇怪的通告。可想而知当时为了填饱肚子，到了何种地步。

易家人的话题不觉成了题外话，那么回到易家三子易三周先生身上。我和三周君经常用军用汉语和笔谈聊郭沫若和鲁迅的话题，他似乎对我评价很高，经常给我看他自己写的诗。诗里随处可见“日寇”、“倭寇”等字眼，写满了对日本军队的谩骂。

日本军队确实坏，但我总觉得有些不服气，忍不住想捉弄他一下。

“话说三周先生，我也把现在的境遇写成了一首诗，您看如何？”我写下了中学时在汉文课上学过并记住的一首诗给他看。

休道他乡多苦辛

同袍有友自相亲

柴扉晓出霜如雪

君汲川流我拾薪

我们当时的生活确实每天都在为砍柴和挑水而奔波，这首诗简直就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样，绝不会让人觉得是借来的七言绝句。不出所料，三周先生显得非常惊讶。我问他：“听说诗讲究平仄，我这首诗还可以吗？”他回到自己房间，拿来一本看起来很难的字典，一边对照词句，一边嘟囔着“仄仄平平仄仄平”之类的，连连感叹，然后说：“冈本先生，写得非常好，但‘友’字不合平仄。”

我从一开始就用了中国古老的兵法，故意留下一处破绽，装作思考了一会儿，说：“那用‘朋’字怎么样？”他查了查字典，觉得这样很好，非常佩服。看到他这副样子，这次轮到我因为担心露馅而变得坐立不安了。

然而麻烦的是，两三天后，三周先生带了两个看起来像同事的人来了。

似乎是听说这里有个奇怪的人。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在写复员准备的登船人员名单。因为听说可能会乘坐美军的船，名单上写着“Lieutenant Yoshiaki Morita”或“Sergeant Tatu Harada”之类的。三个人看起来非常佩服，摇着头离开了。我感到更加陷入了困境，开始担心接下来该怎么办。

然而，谁知道什么会带来好运呢。三周先生介绍我去洞庭湖干滩往西五户人家远的一个部落里，一户看起来很富裕的人家，那是我为了自谋生路而找的工作。于是，我带着五六名士兵去打工了。

那家据说是中国军队前炮兵连长的家，家里住着四十岁不到的主人、三十岁左右的夫人，还有一个七岁左右、看起来教养很好的小男孩，一共三口人。

主人非常友好地说：“工作有的是，比如铲平后山填平湿地，或者整理房前屋后，你们就多待一阵子吧。”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三周君的介绍信给了我很好的评价，但他竟然还提到了冈本班长会写诗之类的事，看来三周君真是多嘴了。

事已至此，我心一横，想只能硬着头皮装下去了。听说主人是前军人，我就说：“我以前在安庆时，看到城门上刻着曾国藩的字，曾将军率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湘军，应该就是这一带的勇兵吧。”因为说了这些话，这位前连长大人非常高兴，对我倍加关照。

虽然并没有给工资，但至少能让我们吃饱，不至于营养失调，而且还分给我们一点久违的猪肉。

就在某一天，作业时因疏忽大意，一棵大树倒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砸坏了房子的围墙和屋瓦。主人听到巨响跑出来，急忙指派士兵们去查看人员是否有伤亡。我回答说人员平安，但因损坏了房屋深表歉意，主人却说只要没受伤就好，便放心地回屋去了。

夫人是一位内敛的美人，她中国服装领口处的胭脂色令人印象深刻。当主人说“班长，休息会儿吧”并请我进屋喝茶时，夫人会端出年糕或包子等点心。她知道我带回去会分给士兵们一点点吃（大概是儿子看到后告诉她的），所以每次起身时都会多给我一些，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士兵们也干得很起劲，把房前屋后以及田地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多亏了这一点，大家都没有营养不良，身体都很健康。

由于接到中队通知，出发在即，要求归队。我将此事告知主人，他非常惋惜，挽留我能否再多待一阵子。但毕竟是曾经的军人，既然说接到了命令，他也只能无奈地说，既然是命令那也没办法，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我们烧掉了铺床的稻草，整理好隔断的土砖，将起居的土炕清理干净，便与这家人分别了。

在门口，当主人、夫人和儿子站着送行时，我们列队行了“向中看齐”的敬礼，夫妻俩似乎眼含泪水。我们也感到胸口发紧，于是下令“向右转，齐步走”离开了。走了一段路回头看时，三个人还在那里目送我们。直到现在，那家人依然是我怀念的对象。

就这样，时隔许久回到易家，在待了两三天后的深夜，命令下达，大家匆忙准备出发。当时大约是凌晨三点，易家所有人都点亮了菜油灯，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们。

有些爱说怪话的人，说他们那是为了监视我们，怕我们带走什么东西，但我还是认为他们是真心实意地送别我们。

老太太似乎在哭泣。

那个流氓木匠看起来也有些寂寞。

就这样，这群手无寸铁、衣衫褴褛的士兵，离开了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来的隋受九“日军官兵管理所”，走在漆黑的田埂小路上，向着通往岳阳的军用公路走去。

如今，发启老人和老太太应该都不在了吧。

我们当时在的时候出生的那个“勤快”孩子，现在也已经是中年人了。

而现在应该已经是一家之主的那个“勤快”孩子，是否也变得像发启老头那样固执了呢。

虽然在中国湖南省的拘留生活十分艰苦，但也有过与温暖的家庭心灵相通的日子。

复员之旅 昭和21年4月至6月19日

从隋受九部落出发抵达岳阳时，我本以为从这里可以一路乘船沿扬子江顺流而下，没想到却是乘坐敞篷货车前往武汉，随后沿京汉线北上至郑州，接着不知为何又渡过黄河，在新乡的货车上过了两三天，又返回郑州，沿陇海线向东行进至徐州，再沿津浦线南下，以绕行四边形长边三侧的姿态抵达南京，随后又在扬子江畔再次乘货车前往上海集结。这种令人厌烦的陆路行程，据说是由于扬子江已受共军威胁无法航行，我不禁惊讶于中国的国内局势竟已如此紧张。

这段漫长的铁路运输究竟花了多少天，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在停车期间，我们屡次遭遇中国士兵的掠夺，连水壶和杂物袋都被抢走，但无法进行物理抵抗的士兵们只能按照事先的指示，大声呼喊或敲击货车侧板，试图用声音进行威慑，就像鸡舍遭到黄鼠狼袭击时，鸡群只会发出凄厉的叫声吵闹一样，实在凄惨至极。

从河南省信阳一带开始，有三名中国军队宪兵随车警卫，掠夺虽停止了，但这次似乎又不得不行贿。负责此事的军官似乎在为“涉外物资”之类的事情苦恼，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

在汉口和郑州之间有个叫驻马店的车站，停车时，坐在前一节货车上的同年兵、担任翻译的宇都宫伍长笑着对我说：“喂，冈本，下来吧。”我背负着众人羡慕的目光下了货车，默默地走进镇里。虽然担心会不会出事，但想到他担任翻译这一特殊职务，应该没问题，便跟了过去。我们走进一家店，里面土地上放着油污斑斑的桌椅，他对老板说了些什么，说“有时间，喝一杯吧”。我当时担心宪兵来了怎么办，或者火车突然开了怎么办，但当高粱酒和油腻腻的油豆腐端上来时，我便下定决心喝了起来。

我们喝空了大约两壶铅制酒壶，这时那三名宪兵一起走了进来，我大吃一惊，心想这下糟了。但宇都宫却泰然自若，说了两三句话，这三名戴着与宪兵身份不符的桃红色领章的年轻人便在同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店老板的态度突然转变自是理所当然，宇都宫与他们交谈的语气——虽然听不懂内容——与其说是对朋友，倒不如说像是对待新兵，听得我冷汗直流，但他们似乎并没有生气。看来他们事先商量好了，我也就放心了，难得喝醉了一次，但他们那热闹的谈话我完全听不懂，只能向给我倒酒的宪兵说声“谢谢”以示礼貌，并对店老板说句“好吃”来奉承。回去时，宇都宫似乎多付了些钱，老板点头哈腰。此后，宪兵见到我时都会咧嘴一笑，仔细想想，宇都宫确实是涉外联络的直接负责人。

至今在《中国大陆分省地图》上看到“驻马店”这个地名，我都会感到怀念，那家肮脏小店里的油腻料理，如今回忆起来竟如同山珍海味一般。

火车本应从郑州向东行驶，却不知为何开到了黄河南岸，在这里让士兵们下车，步行穿过大铁桥。铁桥的枕木等处多有被机枪扫射破坏的部分，或许是担心载着士兵通过时强度不足吧。黄河南岸是悬崖，上面有很多横洞，不知是防空洞还是穴居生活。看着脚下令人眩晕的浊流，有恐高症的士兵紧紧抓着枕木无法站起，但大家都不理会他径直走过去，不知不觉中他也跟了过来。从北岸再次登上货车抵达新乡后，车就停着不动了，睡觉醒来看到的还是同样的风景，持续了两三天，我的脚肿得厉害，怎么也脱不掉系带靴。

下雨时浑身湿透，自然晾干后又再次淋湿，在这样的旅途中，抵达上海时，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广播音乐，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我们被分配到一间大仓库作为宿舍，当混凝土的地面被喷洒上厚厚一层白色的DDT粉末时，我们终于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跳蚤和虱子，深切地感到离重返社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到了这一步，所有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如何尽快平安回国这一件事上。

首先是不能违抗中国军队的意愿，但这与我们下级士兵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最可怕的是传染病，一旦发生，回国日期肯定会被推迟，因此大家都变得非常敏感。

大家担心如果出现作战时那样的阿米巴痢疾就麻烦了，于是对腹泻者进行标记，限制饮食，并被强迫服用军队万能药——正露丸。为此，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勤务——“厕所卫兵”。在野外挖坑铺板搭建的临时厕所里，卫兵手持木棍站岗，记录下腹泻者的姓名并报告给值周官。

无论是执勤的还是被监视的，这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困扰的事，但大家一心只想回国。

白天还能识别出是谁，但夜间如果发出奇怪的声音就会被盘问。通常情况下，打声招呼说“辛苦了”，就算发出“噗”或“啪”等稍微可疑的声音，说一句“刚才那是放屁”，对方回一句“知道了”也就过去了，但那些讨人厌的家伙就没那么容易了。如果是有贪吃之徒，让值班兵弄来芋头生啃，导致腹泻的军官发出“哔”之类的声音，即便对方知道是谁，也会故意刁难地盘问“谁”。如果被盘问两次后不情愿地回答“我是K少尉”，报告就会传到值周官那里，甚至可能落得被禁食的下场。

不过，在上海集结期间幸运地没有发生事故，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登船。我们乘坐据说是日本留存的最大货轮、6000吨级的“日昌丸”从吴淞出发。不用担心空袭和鱼雷的航行令人感激，那依然拥挤的跳蚤铺位现在也不觉得苦了。进港后，因疑似发生霍乱被滞留了几天，昭和21年6月19日下午终于在鹿儿岛港登陆。当真正踏上本土的土地时，那种回到故国的喜悦和从长期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安心感，让我觉得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空了。至此，复员完成，解除召集，军队生活就这样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