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角色的人”：横漂青年的身体政治与生存美学

张亦弛，南开大学社会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摘　要］在中国影视产业的边缘地带，横漂青年的身体在权力机制与行业结构的影响下，不仅脱离了自身掌控，而且沦为背景化、工具化的存在。他们的主体性在身体被操控、被忽视、被剥削的身体政治中逐渐抽离，于社会与精神双重层面陷入了“无角色”的境地。然而，横漂青年并未完全受制于权力规训下的身体政治，而是在权力的缝隙间发展出一套充满能动性与灵活性的生存美学——通过自我关怀以确立主体地位，基于自我赋能以维持生活动力，并在自我反思中转变发展方向、发掘自我价值。横漂青年以能动实践回应身体规训，在身体异化中重塑主体意识，在不确定现实中展示抵抗智慧与审美创造。

［关键词］横漂青年；群众演员；身体政治；生存美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迎合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带火了一批又一批影视明星。然而，影视生产的幕后环节还有这样一群不起眼的人——他们虽仅仅作为主角的陪衬、画面的背景，但却是几乎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离不开的关键存在。这个特殊群体便是“群众演员”。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的横店影视城是当前国内最大的群众演员登记与常驻地，影视城演员公会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横店累计演员注册人数已逾13万，其中常驻人员超过9000人（李悦、蒋肖斌，2023）。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影视作品中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由于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这一群体又被称作“横漂”，即常年离乡漂泊于横店、以群众演员事业为生的外地人群体。在横漂群体中，35岁以下的青年占比达83.52%（猎聘大数据研究院、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影视与文旅研究所，2021）。这些青年人或怀揣对表演的热爱与成为演员的向往，或为缓解漫长的就业过渡期带来的生活压力，踏入演艺事业的最基层，开启了一种全新而特殊的工作与生活状态。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文化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区域与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催生了横漂青年这一独特的工作群体，他们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的产物（刘辉，2015）。由于横漂群体的形成具有短期“突生”的特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体系尚未得到充分完善，这为行业规则、资本逻辑等多重社会力量的渗透创造了空间，而青年人涉世未深，且正处于自我认同建构的关键阶段，外在文化与技术支配对其主体性的冲击和分离更为深刻（孔婧、王智，2020），甚至可能带来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将学术研究的触角伸向社会科学领域较少涉足的演艺圈，观照这些身处基层的青年演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从多样化社会生态透视社会心态特征的必然要求。

2015年，暑期档电影《我是路人甲》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横漂青年这一群体的关注，有人称其为“追梦者”，有人却怒斥其为“疯子”“懒汉”。实际上，无论哪种评价都不足以概括这群青年人。前者忽视了他们在工作场景中遭受的身体苦难，后者则未能以开放的眼光欣赏其充满主体性的生存之道。从研究现状看，当前国内围绕横漂群体和群众演员所开展的研究比较有限，其主题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从宏观、结构化视角切入，客观分析群众演员群体的工作问题，并探索解决方案，如针对群众演员的特殊工作属性而展开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刘燕飞，2016）、群众演员遭遇工伤的权益保障研究等（杨兴坤，2017）。其二，将理解作为重点，探索群众演员的群体特征与心灵世界，如聚焦群众演员在影视生产链中的工作特性与生活困境等（闫薇，2022）。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多秉持典型的外部视角，将以横漂青年为重要构成的群众演员对象化为社会弱势群体，却少有研究从内部视角出发，透过横漂青年生存困境的表象，观照其主体性危机的深层根源与重建策略。基于此，“身体”的概念作为连接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体验的枢纽，或能为相关研究视角自外向内的跨越提供可能性。

横漂青年的演员属性注定了他们要“靠身体吃饭”，以镜头前的身体从事的非生产性劳动为社会带来文化产品。身体是他们进入横漂圈子的前提和实现等级跨越的资本。然而，横漂的群众属性又注定了他们的身体是明星演员“活的身体”的陪衬，是“无角色”的工具性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身体往往是被忽视的。不仅如此，群众演员特殊的劳动过程可能进一步带来身体异化，化身为规则与纪律的权力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心灵世界。工作与生活中的身体政治，对横漂青年的自我认同与意义感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他们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些问题构成了群众演员研究需进一步探索的主题。

基于此，本文将从身体视角切入横漂青年群体的工作与生活境况，揭示横漂青年的身体如何脱离主体掌控，引发其在职业定位、自我认同与生活意义建构等方面迷失自我的被动状态，同时展现这一群体在身体异化与认同危机的现实状况下形成的多样生存风格，探索其重构连贯性自我认同的心态特征与实践逻辑。本研究希冀以横漂青年为窗口，为理解当代青年劳动者在结构化力量下的自我迷失困境与重构策略，提供连接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的身体视角。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身体政治：身体的建构性与能动性

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身体往往是缺席、被动、非主体的存在。随着尼采、梅洛-庞蒂等哲学家对笛卡尔主体主义意识哲学和理智主义传统的批判与超越，身体成为“思考人之为人”的基础性存在（郑震，2009）。社会理论界对“身体转向”的研究传统可被概括为建构主义视角与反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身体研究：前者认为身体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作为社会制度的具体表征；后者则认为身体独立于那些表征它的话语形式，并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建构（曾清林、陈米欧，2010）。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二元的。身体政治的概念便隐含着打破“结构—能动”二元边界的理论潜力。它既具有强烈的建构意味，认为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总是在不断规训人们的身体，又涉及能动的实践色彩，承认个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王华，2012）。在身体政治的出色研究者福柯看来，依靠规范和纪律规训身体是现代化背景下权力控制的重要技术。通过对人体各种机制（如运动、姿势、态度）的精准掌握，以及严密划分时空的不间断强制，“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福柯，2012：156）被不断制造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认为身体只能任由权力摆布而毫无能动性。晚年的福柯认为，个体能够通过“自我的技术”以反抗权力，即允许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或通过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生存方式施加影响，以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快乐、纯洁、智慧、美好、不朽的状态（李晓林，2003）。这种现实而具体的生活实践即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福柯视之为个体对权力技术的一种能动性、策略性的反抗形式，其核心在于将权力对身体的塑造权部分夺回个体手中，以此重塑主体性。

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将身体政治理论的适用范围从常态推向例外状态。他以“赤裸生命”的概念指出，权力在保护与培育生命的同时，也将某些身体排除出共同体的范畴并对其进行支配。“创造一个生命政治性的身体是至高权力的原初的活动。”（阿甘本，2016：10）但在后期计划中，阿甘本进一步思索了激发生命创生能力的可能性，认为身体一边持续地接受（权力的）指令，一边在其独一的生命经验中反将其悬置并推向极致的内在化（陈琦，2022），承认了身体具有自我觉察和主动行动的能动性。同时，身体政治在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呈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创造性。巴特勒将身体政治的基本目标定义为认识身体的物质性，认为这一物质性被社会文化力量管控，但身体能够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对结构进行反应与修正（柯倩婷，2010）。这些身体政治理论家对身体能动性的理解与福柯的生存美学思想不谋而合，即避免将身体政治简单抽象为“压迫—反抗”的二元对立，而是权力与主体在日常实践中的交织：个体身体在被规训、支配的同时，也可能通过策略性顺应、微抵抗与自我技术等，实现持续的自我创生。

身体理论，尤其是身体政治理论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分析视角，它将影视产业链中对群众演员具体的身体规训现象系统性地上升为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微观政治学：权力通过规范、标准等规训技术，将身体塑造为高效的生产工具。然而，身体政治理论的思想脉络同样说明，权力与反抗始终并存，横漂青年在权力夹缝中谋求生存的思想状态与行为方式，是他们作为能动主体的自我彰显与认同重构。

（二）劳动场景中的身体政治

对劳动者身体进行使用甚至侵占，以此保障生产活动的高效进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作为一门充满现实关怀的学科，社会学对劳动场景中的身体政治探索从未止息。

一方面，既有研究试图还原劳动者所遭受的身体政治表现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有研究指出，在身体集聚化的生产场景（如工厂）中，施加于劳动者的身体规训主要体现于时间表、纪律条文、操作培训、工作检查等治理技巧（王华，2013）。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资本俨然已不满足于对体力、技能等身体产品的剥削，而是进一步追求情绪、感觉（如微笑、关怀、热情）等身体要素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积极投入，使得劳动者对情绪进行有意识管理的“情绪劳动”也成为一种商品化的存在（Hochschild，1979）。这种“制造微笑”（袁同凯、冀禹洁，2023）的情绪劳动隐藏了资本对身体的剥削实质，但无疑将对劳动者造成情绪累积、情感耗竭等负面影响。此类研究注重揭示劳动者活生生的身体被转化为生产工具的权力控制机制，倾向于将身体塑造为一个单向承受规训力量的被动客体，却淡化了劳动者在日常实践中所保有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力图剖析身体政治背后隐匿的权力运作逻辑，并揭示劳动场景中的身体政治所带来的冲突与后果。相关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劳工制度通过剔除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正常感觉与情感意识，不断促生身心异化的“商品人”（吴红涛，2019）。对身体健康的损害是劳动者所遭遇的身体政治最外显的特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马克思，2018：306）。此外，充满肉体与情绪控制的劳动场景也深刻塑造着劳动者的精神认知（满永，2011），如自省意识、情绪感知能力、群体认同等，在分割工作场景与日常生活的同时（Mears & Finlay，2005），造成了身份区隔（秦洁，2010）。这一研究取向采取高度批判的视角，将劳动者所遭遇的身体政治塑造为一种被单向压制的受害者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劳动者身体与权力互动的复杂图景。

来自资本、制度、文化的权力对劳动者身体形成强力的规训与操控，这一事实形塑了劳动场景中的身体研究者对结构化、制度化要素的分析偏好。实际上，身体并非在完全被动的状态下参与劳动。正如能动的身体研究传统以及福柯的生存美学思想所意欲表达的，个体拥有在实践过程中重构身体意义的能动性（万仞雪、任叙昂，2025）。劳动中的身体往往是被结构性力量规训与压制的被动存在，但人们有能力在无孔不入的权力渗透中通过“自我的技术”，找到最舒适的主体存在状态。

因此，在劳动场景中展开身体政治研究须采取辩证的视角，一方面敏锐捕捉资本、制度与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对劳动者身体的规训、利用与消耗，另一方面注重呈现劳动场景中的个体所展现的韧性、智慧与策略。劳动者充满能动性的“自我的技术”不一定遵循冲突视域下的反抗逻辑，而更偏向一种在既有权力场域中的有限调适与自洽，但它深刻反映了劳动者主体建构生活意义、维护心理健康的努力。权力与身体的作用与回应、互动与交缠共同塑造了劳动者的复杂主体性，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将导致对劳动场景中身体政治理解的扁平化。

（三）分析框架

劳动场景中的身体研究将身体视作被操控客体的批判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身体政治理论对身体能动性的彰显。针对这一不足，本研究尝试以“结构—能动”的辩证视角观照横漂青年群体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政治，揭示这些青年人处于特殊劳动场景中的身体，在权力规训下脱离主体掌控的“无角色”状态，同时发现他们用以重塑主体性的生存美学，为理解当代青年在结构性困境中的生存方式与心灵世界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

一方面，横漂青年所遭遇的身体政治表现为身体的客体化与失控。在项目制、高替代性与身体劳动工具化的劳动场景中，权力往往通过物化身体的方式实现高效治理，使劳动主体失去对身体风险、身体意义与生活节奏的掌控。另一方面，横漂青年用以应对“无角色”处境的生存美学，是其重塑自我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生存美学是横漂青年面对主体性受限的结构困境时所采取的实践策略与意义生产方式，包括对身体的自我技术、对生活的审美化处理等，是个体在无角色的失控感中创造秩序、找回自我的应对之策。

该分析框架将“结构—能动”置于同一主体化机制中加以把握：权力通过身体治理技术，将横漂青年推入无角色的处境；横漂青年则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自我技术形成了独特的生存美学。作为对无角色处境的有效回应，其主体性在身体政治与生存美学的交织中被不断塑造、修补与重组。

三、研究方法

基于横漂青年群体在职业结构、生活方式与主体经验层面的复杂性与情境性特征，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融合深度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探索了在具体语境中这一群体的生活境况、心态特征与实践逻辑。2024年6月至9月，笔者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对15位横漂青年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40~90分钟。

根据访谈提纲，本研究意欲了解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受访者在从事群众演员工作前的教育、职业经历；其二，受访者作为群众演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接戏方式、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资情况等）；其三，受访者对群众演员工作的基本态度；其四，受访者在群众演员圈内的生存策略与未来计划。同时，笔者以受访者身份与从业年限为依据，从访谈样本中进一步选取了三例典型个案（S1、S8、S12），对其日常生活与工作轨迹进行了参与观察。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对横漂青年的工作内容中隐含的身体政治及其作为应对之道的“生存美学”作以设身处地的认知与理解。

在研究资料分析阶段，本研究将结合访谈录音所转写的文本材料，以及笔者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所记录的田野笔记，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文本编码与类属整理，力求在微观经验与宏观理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解释联结。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从横漂青年的工作生活状态、思想情感与未来规划中，重点提取其在影视生产链条中的身体异化体验与自我认同状况，及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多样生存风格，以揭示身体规训与青年主体性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在横店，群众演员通常被分为“群众演员”（此处指狭义上的群众演员，是群众演员这一群体中级别最低、分布最广泛的人群）“前景演员”“特约演员”三种类型，三者均为广义上的群众演员。从群众演员到前景演员、特约演员，其工作机会与工资待遇层级递进，对演员外形条件、演技水平、工作资历的要求亦随之提升。为深入了解群众演员群体的整体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在个案选取环节，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的方法，样本构成涵盖三种不同职业层级的群众演员，并尽可能兼顾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籍贯等维度的均衡分布，以此确保样本在横漂青年群体中的代表性与典型性。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

本研究样本包括在群众演员领域初入行的探索者、体验者与从业多年的资深横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未曾接受过正规的演员技能培训，且从事群众演员事业通常未超过三年。虽然样本数量有限，但其在年龄、职业轨迹、地域来源与从业时间等方面的异质性，有助于本研究捕捉横漂青年群体在身体经验与主体认同等方面的多样化形态与同质化特征，符合质性研究追求信息饱和与深度理解的研究逻辑。

四、遭遇身体政治：

权力与结构影响下的身体异化

身体是权力技术与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体日常实践的中介（伍小涛，2015）。在横店影视产业的权力场域中，横漂青年“无角色”的身体作为主要劳动工具，在工作与生活中受制于弥散化的权力规训，在无意义的劳动中与心灵产生剥离，并在权力主导的结构化分层中服务于晋升的目的。横漂青年所遭遇的身体政治，成为引发其自我认同迷失与主体性困境的外在力量。

（一）被剥夺的身体

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多重力量，往往通过日常化的机制、技术与关系网络对个体身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在适应现存体系过程中的身体表达呈现出一定的规范化特征，并对此浑然不觉。然而，横漂青年所参与的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身体政治，更类似于阿甘本意义上的“例外状态”——他们对加诸己身的身体政治具有明确认知，并往往以“没有人权的一群人”聊以自嘲，对于身体自主权的失控感充斥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身体失控以外显的形式存在于群众演员的工作场合，恶劣的工作环境与枯燥的工作内容共同造成了横漂青年身体权力的“被剥夺感”。“服装道具都是反复拿来用的，又脏又臭，说不定还有细菌和病毒，但也得硬着头皮穿上。”（S14）“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很常见的，我最长的时候连续工作了近40个小时……说是工作，其实就是等着导演喊，但也不像你想的那样轻松，窝在那儿久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加上片场都是冬冷夏热，难熬得很。”（S12）由于工作时长不确定、工作内容高度单一且工作场景缺乏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群众演员的劳动相较于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体力劳动，对劳动者身体工具性的强调与规训将更加显著。在此情况下，横漂青年们的基本身体需求（如保持身体整洁与充足休息）都无法被满足，由此造成的身体耗损通常不被计价与补偿，甚至其劳动风险的属性也被隐藏。

“等待”是横漂青年工作的重要一环。这种等待一方面具有必然性——由于横漂青年们长期工作经验的累积，它已变成其认知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极具不确定性——因缺乏行业规范的支撑，等待的时间长短是不固定的。“不可能说一到场就立马拍上戏，得等导演到场，灯光布景就位，大牌明星先拍完自己的戏份，才轮得到我们这些小喽啰。前两天我接的一场戏要求凌晨两点半集合，第二天凌晨一点才下班，实际拍戏的时间也就一小时左右，其他的时间都在等。”（S3）

实际上，群众演员的等待是供需关系失衡的结果与权力运行的产物，他们缺乏相应的资本以获取免于等待的机会，而这些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恰恰是无须等待的导演和大牌明星所独占的。漫长等待的具身体验反映在他们的认知与情感反应之中。“一开始还好，等得久了还是难免觉得焦躁，不仅仅是因为无聊，而且感觉时间都被浪费掉了。”（S10）由于等待的枯燥性，身处其中的横漂青年往往对时间的流逝格外关注，且以“浪费时间”为之定义，引发焦虑与不确定的心理体验（邓玥馨，2024）。在此过程中，权力以制造等待、侵占时间的治理方式，将横漂青年的非劳动时间转化为可被随时激活的潜在劳动时间，同时把他们的身体置于在场但不被看见的尴尬位置，从而左右他们的行动节律、情绪感受与具身体验。

此外，群众演员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横漂青年的身体往往受到不分工作内外的长时段操控。笔者在对S8日常工作生活的参与观察过程中发现，横漂青年的生活轨迹依循两条线索，即“接通告”与“跑通告”。“通告”是演艺行业内专用术语，意为“演艺工作与活动安排”，可将接通告简单理解为接戏，跑通告理解为拍戏。对于横漂青年而言，接通告的重要程度要大于跑通告，因为能否接到通告关乎自己的工资收入与晋升机遇，所以他们往往将工作内外的闲暇时间都用来接通告。

多数横漂青年拥有10~20个微信通告群，群内的导演、领队（领队通常由资历较老的群众演员发展而来，他们与许多导演、剧组建立了长期密切的联系，并在群众演员圈子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新剧在群众演员中的选角工作会委托他们来完成）、选角工作室等会不定时发布需求群众演员的通告，其中多数通告按照群内报名的先后顺序选角，这意味着接通告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拼手速”过程。因此，时刻低头紧盯手机通告群，以免错过最新通告是横漂青年们的生活常态。“每天两眼一睁就是看群找戏。”（S8）

工作的不确定性、寻求下一份工作的期望、对自身可替代性的忧虑，种种因素使得横漂青年的身体与心灵始终处于无法放松的紧绷状态。在新技术的助推下，源自通告发布者与群众演员间层级关系的权力也进一步延伸到了对后者身体层面的调度与管理上。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与更多的机遇，放弃对身体的掌控权是横漂青年迫不得已的选择，其身体属性在“工作与找工作”的循环往复中渐趋机械化。

（二）背景化的身体

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贯穿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实践逻辑，而且在个体与社会、身体与外在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和作用。具体而言，生命意义涉及生活目的和目标追求、个体重要性和价值感、生活连贯性和统合感、满足感和成就感等多方面内容（张荣伟、李丹，2018）。现代化背景下，工作是获取生命意义的重要平台，人们以工作为生计的同时，也渴望在工作中表达真实、完整的自我，重视在工作中的意义性体验（王明辉等，2009）。

然而，不少横漂青年将自己工作的价值划定为“无意义”。“观众关注的都是帅哥美女，你一个群演，谁会看你一眼？你就是一块背景板、活道具，与花草树木没区别。”（S15）在他们看来，扮演角色的主演的工作才充满意义感，而自己的劳动价值仅仅在于扮演道具的身体。同时，作为“无角色”的人，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具有主体性，而是与无生命的“物”一样，是一种背景性质的存在。身为活生生的人却扮演着毫无生机的身体，他们无法从这样的劳动过程中获得诸如价值感、成就感等生命意义体验，在身体与心灵的交互感知中产生“工具—价值”的割裂感受，而群众演员工作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与不连贯性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感受，甚至发展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否定。“很多时候，拍完戏都不知道自己在演怎样的 剧 情，也 不 知 道 自 己 在 演 什 么，时 间 久 了 也 会 产 生‘有 什 么 意 义’的 想法。”（S9）

“背景化”是对群众演员身体的基本定位，当这种工具性要求与身体的能动性发生碰撞时，结果往往是权力对群众演员身体管理的进一步深化——活生生的身体毕竟不同于无生命的道具，它能够在一遍遍的尝试与操演中，不断开拓演出效果提升的空间。群众演员的身体作为“拍摄道具”具有绝对服从的特性，因此，剧组为了追求最佳镜头，往往要求群众演员进行重复性的拍摄。“网上有人说群演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哪那么简单……一个镜头往往要NG（Not Good 的缩写，即‘未通过’之意）十几次才能拍好，反复‘走大街’‘攻城门’，甚至躺在泥里一连几个小时都是常态。”（S4）对于同一动作的反复操演，横漂青年所承受的不仅是身体层面的疲惫与煎熬，更是在精神层面对自身劳动无意义认知的固化，从而进一步削弱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感知。

（三）等级化的身体

身体无疑是演员群体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对于群众演员而言亦如是。横漂青年不仅将身体作为谋生的工具，而且仰仗身体实现身份与待遇的升级。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鲜明的层级结构不仅存在于导演、主演与群演之间，也存在于群众演员内部。如前文所述，横店的群众演员通常分为群众演员、前景演员、特约演员三类，其间存在工资待遇、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差别。横漂青年若想实现“等级跨越”，则需要经过以身体为主要标准的考核（见表2）。由于横店演员公会未曾发布官方数据，表中“数量占比”为笔者依据访谈内容与观察结果的估算。

成为特约演员几乎是每个横漂青年的最终目标，不仅因为特约演员的工资待遇与工作机遇有所提升，而且因为其有机会在镜头前作为“龙套角色”露脸甚至讲台词。这意味着群众演员的身体能够通过镜头前的展演，实现从“死”的背景到“活”的角色的转变。这是许多向往演艺事业的横漂青年梦寐以求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机遇也对群众演员的身体提出了新要求。“群演谁都能干，不挑人，但是‘特约’在普通人中基本算是中上等的身高和长相了。”（S3）基于身体的外形与演技，群众演员内部形成了一套严格划分的等级结构，并在其中形成了一条显在的身份鄙视链。“一些‘前景’‘特约’真以为自己变成大明星了，整天巴结导演，对我们倒是大呼小叫的。”（S11）演员公会所组织的等级考试，以官方权力赋予身体资本以高度重要性，促成了横漂青年内部的层级结构化。在这种情况下，横漂青年外在的身体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唯一尺度，而身体表达真实自我的内在属性却被不断削弱。

标准考核与等级分化不仅使群体内卷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且阻碍了群体意识的萌芽。横漂青年内部在“身份鄙视链”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诸多次级圈子，使得这一群体难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维护群体成员的身体权益，这为权力的纵深影响创造了更大的空间。笔者从特约演员S6处得知，横漂青年即便身处群众演员等级结构的上层，其身体依旧无法摆脱权力技术的控制。“不是说你长得好看、演技好、成了‘特约’就能每天接到戏的。‘特约’那么多，这中间的操作空间很大。比如剧组的导演、副导演让你陪他喝个酒、唱个歌，你能拒绝吗？拒绝了，角色你也别想要了。”（S6）

很多情况下，横漂青年需要通过“出卖身体”的方式换取工作机会，而权力技术的隐秘与狡黠之处在于，它通过等级化的显规则与身体交易的潜规则，反而将“出卖身体”打造为一种“类权力”——唯有身体条件“达标”者才享有“出卖身体”的“权力”，并将之作为获取更多工作机会的资本。由此，基于身体的等级划分与交易在横漂青年的观念中实现了合理化，但其身体往往处于权益保障的真空状态。

五、确立“生存风格”：

通过回归自我完成主体性重塑

横漂青年所遭遇的身体政治——身体被操控、物化、忽视与分级，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权力治理技术下的身体规训。但作为主体的身体与身体控制之间是一种反思式关系（牛天，2025），身体所具备的能动性决定了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性的主体实践，在权力的夹缝中找到新的生存方式，通过非对立性的反抗完成自我的回归。在“身体政治—生存美学”的分析框架下，结合访谈资料可以发现，面对结构化规训下的身体异化，横漂青年通过向内聚焦的自我关怀、寻求上升的自我赋能，以及向外开拓的自我实现，形成了多元化的生存风格。这是他们用以应对“无角色”处境的生存美学，并在“结构—能动”的交织中指向主动化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性重塑。

（一）自我关怀：以“自我的技术”确立主体地位

无所不在的权力总是以各种标准、原则、规范对身体与灵魂加以限制，打造出受到种种外部约束的主体。基于此，福柯将“自我的技术”置于生存美学思想的中心，即人可以通过由外向内观看的转化，以及实施自身对自身，并由自身承担责任的自我改造行动，形塑独特的自我生存方式（高宣扬，2005）。一些横漂青年用以抗争规训的“自我的技术”，表现为一种观照自我内心的态度，即将关注点由外在的得失转向内心世界的反思。“留在这里的都是心怀演员梦的人……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问问自己，这世道做什么是容易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继续做想做的事情？”（S2）

对他们而言，身体规训固然无法逃脱，但不妨将之视作一种基于热爱与梦想的自我实现之道，由此在关怀自身的框架内通过与自我对话，阻断权力对意识与心灵的渗透。一些横漂青年的自我关怀则体现在对自我感受与体验的强调上。“作为‘特约’跟着剧组四处拍戏的过程其实也是旅行，我跟着一些剧组去过舟山、上海、苏州、北京等许多地方。如果像其他人一样坐在办公室当‘打工人’，我的人生体验便远没有这么丰富。”（S1）在他们看来，群众演员的工作并非无意义的身体劳动，其价值也远远超出维持生计的单一取向。即便身处权力裹挟的漩涡，只要愿意回归自我，生活依旧可被视作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可以说，他们所追求的是内在与外部、身体与世界和谐交融的“审美生存”。

“自我的技术”同时表现为一种改造自身的行动本身，体现为一些横漂青年充满能动性的自我定义与主体性建构。“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但从小就喜欢唱跳表演，也在台词、表情、动作姿态等方面下了工夫学习。虽然这些在我接的戏里不一定能派上用场，但我认为这是一名演员必要的自我修养。虽然咱只是群演，但一定要以演员的标准来对待自己。”（S13）身处不确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为了抵抗身体异化所导致的主体性迷失，这些横漂青年往往会以“演员”身份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在赋予自身职业尊严、抵抗边缘化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认同。

同时，他们会通过学习、培训等自我提升途径，进一步向专业演员的角色定位靠拢，从而摆脱自身“无角色”的现状。“我的经验是，零基础素人来做群演最好报一个表演培训班，磨炼一下演技。这方面的钱不能省，能力越大机会越多。前阵子我跟组时，导演对某个特约的演技不满意，直接在现场的群演里临时‘摇人’。我上过横店影视学院的表演培训班，也经常跟着电视剧练习演技，就鼓起勇气报名试了试，于是拿到了角色。”（S2）此类能动实践并非权力规训下身体的被动妥协，而是在专业化自我要求驱动下的主动自我改造，将被动的外部标准转化为身体技能资本，并以提升精神生命质量、促进自我实现、确立主体地位为最终目的。

（二）自我赋能：以“向上的动力”维持生命韧性

群众演员内部高度分化的层级结构与等级逾越的身体规则是不争的事实，但许多横漂青年对此持有辩证的认知：他们既在现实层面清醒地认识到群众演员、前景演员和特约演员之间的壁垒，又从意义维度将等级的突破视作自我成长的过程。这种双重认知有助于其在鲜明的等级框架内实现自我和解，并促使其通过发掘主体性实现自我赋能，维持生活动力与生命价值感。“许多人到这儿干了几天，戏没接上几场，感觉没有奔头就走了。他们不明白，在横店，资历是除长相外最重要的东西。只要肯坚持下去，总有熬出头的一天。”（S12）

相较于先赋性的身体，资历是后天培养的，是横漂青年能够依靠自由选择、目标设定与自身努力争取来的。群众演员的资历不仅意味着演戏经验的积累，而且是社会资本不断积攒的过程，只要接足够多的戏、接触足够多的人，便能拥有更多向上跃升的机遇，其中的无限可能性构成了横漂青年们发掘自我潜力的动力。“特约工作群有好几个，从一群到三群，越往上升，机会、片酬就越多，对群演的工作时间、跟组经验要求也越高。比如我现在刚升了二群，要求是积攒一年的拍戏经验，提供三个代表作片段，想升群只能靠积累……再熬一年我就能升三群了，基本到天花板了。”（S13）通过制造一种面向未来的线性时间结构，横漂青年将碎片化的身体遭遇纳入阶段叙事，基于对可预见未来的想象投射，将当下的身体损耗重新编码为成长的代价。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横漂青年找到了别样的生命意义。“我知道自己长得一般，能成为特约都是自己摸爬滚打的结果……第一次念台词，第一次特约试镜，第一次和明星对戏，第一次被制作单人海报，这些进步都是经过不断摸索锻炼，一步步走出来的。”（S1）身体的能动性决定了权力无法实现对个体绝对单向度的操控，横漂青年提升主体能力的过程即对身体掌控权的部分收回，并将之应用于提升自我与找寻自我认同上。通过专业能力、技能积累与实践经验等方面的跃升，他们将逐渐改变无角色、可替代的自我认知。

尽管这种“向上跨越”的追求源自结构化的外部环境对成功的定义，但这些横漂青年终会将此类外部评价内化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实现对价值评判权力的回收。追求职业进步也不仅仅是生存策略，而成为连接过去经历、当下努力与未来想象的关键纽带，助其重塑连贯性、稳定性的自我认同。

（三）自我实现：变更赛道追求另类自我价值

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个体自我认同的建构往往是一个动态、持续、反思性的过程。在吉登斯看来，“自我身份认同……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吉登斯，2016：49）。人们往往基于对过往经历的审视、总结与反思来调整自我理解、行为实践与未来目标。面对权力操控与身体规训造成的身体异化，一些横漂青年在对过往经验的持续反思中，尝试转变努力方向。“现在拍短剧的那么多，没必要跟大剧组死磕。短剧剧组对群众演员需求大，我还在里面接到过主要角色，也算是过了一把‘主演瘾’，这成就感可不是以前演摊贩、死尸之类的‘龙套’能比的。”（S5）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微短剧”以浓缩化剧情完美契合了个人休闲时间碎片化的现代特质，且具有投入成本低、生产周期短、进入门槛低等特点（周思灼，2022），已经成为横店影视文化产业的新兴品类，并为横漂青年提供了一条自我实现的捷径。网络微短剧往往因资金投入量小，对演员的外形、演技等身体要求更低，且提供了更多主要角色的演员位置。基于此，横漂青年们即便身处高度结构化的演艺行业，也有机会通过能动的策略调整掌握身体主动权，借助新的跳板跳出“无角色”的主体性迷失困境，重新挖掘自我价值。

此外，一些横漂青年敏锐地捕捉到当代网民的“猎奇心理”，借助快速发展的新媒体平台，在结构化选拔体系之外开拓了更加多元的自我实现路径。“一年前，我在‘哔哩哔哩’（国内知名的弹幕视频网站）上发了一段自己的拍戏日常小视频，发现流量很好，群演的生活在网友看来很新鲜。于是这一年我把重点放在了拍 Vlog（Video Blog的缩写，即视频博客）上，给网友介绍我们群演的工作生活、喜怒哀乐，收获了不少粉丝……我现在也算是个群演兼‘Vlogger’了。”（S7）

当以身体为标准的严格晋升机制限制了群众演员的自我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横漂青年利用自身从事演艺事业所积攒的专业经验，转向短视频拍摄或直播等工作。在风格化、戏剧化的自我讲述中，将自己所经受的身体遭遇转化为在互联网世界“被看见”的资本。新媒体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横漂青年能够绕过群众演员的等级体系，直接对接观众市场，生产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频、Vlog等文化产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不再是扮演背景的身体与“无角色的人”，而是独立且唯一的主角，能够面向庞大的数字社会展现最真实的自我，并在与粉丝群体的深度互动中收获别样的自我价值。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演艺行业内部，这些横漂青年们并未固守群众演员的位置，也不甘于向权力主导下的身体规训妥协，而是在持续性的反思与实践过程中形成流动的自我认同，在群众演员、自媒体人、创业者等角色的灵活切换中，完成能动的价值创造与自我实现。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身体为棱镜，深度考察了横漂青年在影视产业中的工作与生活境况。研究的中心内容在于呈现横漂青年遭遇身体政治与确立生存美学这一“结构—能动”的辩证过程：行业结构与资本交织而成的权力网络，通过身体规训使得横漂青年的身体工具化；也正是在这一身体异化的场域中，横漂青年通过创造性的生存美学实践，展现了重构自我认同的主体能动性。

横漂青年作为国内影视产业边缘的一群“无角色的人”，在充满权力规训与控制的行业结构中，遭受着多重维度的身体政治。权力技术的操控使他们的身体在工作内外脱离了主体掌控，充当背景的无意义身体劳动削弱了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感知，层级结构的话语与规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身体被剥削的程度。然而，横漂青年的故事远非单一的受害者叙事，他们能够通过反思性、策略性的能动实践找回主体性——无论是在身体规训的现实中回归对自身的观照与改造，在权力划定的等级框架内部寻找提升的动力，还是在舒适区之外开辟全新的人生价值，横漂青年能够在权力规训的缝隙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风格”，以多元化的方式完成自我角色的回归与主体性的重塑。这种处于结构化权力与能动自我之间，既不可避免地被操控与形塑，又尝试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横漂青年在特殊劳动场域中的主体化机制。

将能动性分析与主体性视角引入身体研究，是包括福柯在内的身体理论家留下的宝贵遗产。横漂青年的身体政治与生存美学是身体所兼具的建构性与能动性的现实体现，证明了身体不仅是权力规训与渗透的对象，而且能够通过能动灵活的抗争实践，在权力与结构的夹缝处实现审美生存。对于更为广泛的青年研究而言，横漂青年的案例亦具备超越群体边界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对青年群体的自我认同危机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剖析，必须置于其身体所嵌入的现实环境与社会结构中加以理解；另一方面，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拼搏于各行各业的青年一代正以其坚韧的生存智慧，通过能动性的身体实践与自我整合，顽强地维系生命历程的意义感与自我认同的连贯性。

在近年来劳务派遣、平台化就业、零工经济等灵活用工形态不断扩张的现实情况下，一些青年劳动者面临着工作机会碎片化、缺乏劳动保障等困境。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对横漂青年身体政治与生存美学的描述与分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非典型劳动者的生命体验与自我认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实关怀的研究案例，同时证明了即便是处于权力网络边缘的普通人，也在不断尝试着对抗身体异化与书写真实自我。这种有限协商与自我管理的尝试既体现了青年劳动者对结构性约束的适应与调和，也揭示了其在不稳定劳动秩序中的能动性实践。

然而，这一事实同样意味着可替代性、风险外包、绩效评价等不确定因素业已侵入青年劳动群体的日常生活。在不可避免的身体政治影响下，应通过制度、组织与社群等层面的外部支撑，扩展青年劳动者对自我的掌控边界，使其生存美学转化为一种可持续的主体化方式。例如，以更清晰的劳动边界、基本保障与救济机制，改善边缘劳动群体的生存境遇；以平等的互动规则与可见的评价标准，避免劳动者的客体化体验；增强各类组织互助网络的可获得性与韧性，使个体化的生存美学转化为包含互助与自我照护的集体性实践，等等。

责任编辑：裘晓兰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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