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其士集团六女一子争产案：家族信托的三个“黄金健康期”，过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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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家族办公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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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2026年6月，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场庭审，将已故其士集团创办人周亦卿家族的内部裂痕再次推到公众面前。

长女周莉莉入禀法院，指出父亲绝不会将全数股份交一人继承，挑战父亲2015年遗嘱的有效性，要求以2009年遗嘱为准。案件编号为HCAP22/2019。

这又是一启典型遗产纠纷案件，近年来此类案件在企业家群体里层出不穷。

周亦卿白手起家，一手缔造了其士集团这个商业帝国。他用一生积累了财富，却在最后关头未能完成财富的有序传承。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的专家曾指出，企业家做好传承规划要把握三个“黄金健康期”——身体意识健康期、家庭关系健康期、资产负债健康期。三个健康期，缺一不可，过期不候。

其士集团案遗产纠纷案，恰好是一场三个健康期尽失之下的家族信托悲剧。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01：

创始人周亦卿与其士集团

周亦卿（1935年9月－2018年7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舟山，1952年移居香港。1970年创立其士集团，业务涵盖建筑、酒店、保险等领域，逐步发展为跨国企业。其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16年1月8日，周亦卿严重中风，此后30个月处于植物人状态，2018年7月29日离世，享年82岁。

周亦卿育有六女一子：长女周莉莉（Lily）、二女周蕙礼、三女周惠苓（Lina）、四女周蕙芝（Lisa）、五女周蕙蕙（Violet）、六女周薇薇（Vi Vi）及七子周维正（Oscar）。

周亦卿家族核心成员关系示意如下：

02：

遗产纠纷的源头在哪里？

周亦卿于2015年10月订立了人生最后一份遗嘱。遗嘱的核心安排极为悬殊：夫妇持有的其士集团逾62.76%股权——即1.89亿股——全数交由五女周蕙蕙继承；其他财产分10份——妻子分得3份，五女周蕙蕙分得2份，长女周莉莉、二女周蕙礼、三女周惠苓、四女周蕙芝、六女周薇薇：各分得1份，七子周维正分文未得。这是最终遗嘱的定稿。

负责为周亦卿准备遗嘱的律师卓昭华在庭上作供时提到，在遗嘱起草初期，六女周薇薇曾在2015年4月的一封电邮中给出过一个不同版本的分配指示：财产分为10份，妻子得3份，其余7份由7名子女平分。但这一早期方案并未出现在最终遗嘱中。律师在庭审中还披露，周亦卿在2015年遗嘱中曾手写明确指示 “take out Oscar‘s name（除去周维正的名字）”

在立遗嘱的同时，周亦卿委托六女周薇薇研究成立家族信托。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三个“黄金健康期”逐一瓦解。

（一）资产负债健康期：从“研究”到“中风”的九个月空窗
彼时，其士集团尚处正常经营状态，资产负债层面本具备设立信托的条件。然而，从2015年4月六女周薇薇受命研究信托，但整个过程中始终停留在研究层面，从未转化为实质性的法律架构或行动。到2016年1月周亦卿严重中风，整整9个月的窗口期被白白耗费。

律师卓昭华在庭上供称，旧遗嘱曾写明遗产在其死后80年才可分配，因此当时无法通过新遗嘱成立信托。这固然是技术层面的障碍，但9个月的时间，本足以寻求专业解决方案。遗憾的是，专业顾问亦未能提供有效支持——律师认为信托“太繁复”而建议转介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多次会面却未提供任何实质意见。

2016年1月8日，周亦卿严重中风，资产负债健康期的大门重重关上。

（二）身体意识健康期：一旦失能，一切归零

2016年1月8日之后，周亦卿沦为植物人，丧失一切行为能力。在长达30个月的植物人状态后，他于2018年7月离世。

家族信托必须在创始人意识清醒时完成。一旦身体健康的窗口关闭，所有未完成的意愿、未落实的架构、未说明的意图，都再也无法推进。

原告方曾在庭上质疑，周薇薇在父亲中风后有意淡化了信托设立事宜。周薇薇对此坚决否认，并指出父亲中风后，家人曾共同讨论过这一问题，还一起咨询了法律意见，最终决定不申请成立信托。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创始人已丧失表达能力、无法再传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时，家族成员集体商议得出的“不设立信托”这一结论，与创始人本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之间，究竟是否一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无人能够回答。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曾强调，身体意识健康期是三个健康期中最为紧迫的一个——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失去便永不可逆。周亦卿的案例正是这句话的佐证。

（三）家庭关系健康期：沉默的决策与破裂的信任

比前两个健康期更令人唏嘘的，是家庭关系健康期在创始人离世前的悄然瓦解。

周亦卿的手写笔记中明确记录了对七子周维正的不满：“（七子）不认为要跟千年传统，不拜年，父母也可不认……不尊重家人”、“拍台、撕支票，和孙子6年才拍一张相；目中无人。我也不知怎么做”。

遗嘱中，七子分文未得，而五女独得全部股份——这种极端悬殊的分配方案，叠加父亲从未向子女解释决策理由的沟通风格，使得家庭关系在创始人离世后迅速走向破裂。

五女周蕙蕙在庭上坦言父亲“个个都惜”，但“的而且确会偏心”。当被问及父亲为何如此安排时，她坦言“也没有想过原因”。六女周薇薇作证称，她与长姐周莉莉在父亲中风后关系逐渐破裂——“以前关系非常之好”。

二女周蕙礼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当律师在周家成员面前宣读遗嘱后，她“反应好大”，当场向七子周维正说：“爸爸没分给你呀？你放心！我给一半你！”——随即又追问：“如果周蕙蕙离婚或死于车祸，其士股份会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精准地暴露了股权高度集中、家族治理缺位、家庭成员互不信任的深层危机。

更令人深思的细节是：周亦卿的手写笔记中有一条递补安排——“如蕙蕙（五女）不在给薇薇（二女），薇薇不在给Lina（三女周惠苓）”——这说明创始人对家族内部关系的判断，可能从未与子女进行过真正的沟通。

03：

家族信托为何“难产”？

六女周薇薇还原了2015年那段令人唏嘘的经历，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暴露出在三个健康期逐一流失背景下的系统性失灵：

创始人意愿模糊。 父亲周亦卿从来没说说清楚谁是受益人。周薇薇多次询问成立信托的基本资料，父亲始终未提供。每一次谈到信托，都会“还原基本步”——“究竟想干什么，而未有实质进展”。家庭关系健康期内本应完成的坦诚沟通，从未发生。

专业顾问未能促成。 周薇薇找到律师朋友卓昭华，对方认为信托“太繁复”，建议她寻求KPMG（毕马威）的意见。周薇薇与父亲、五女周蕙蕙多次与KPMG及PwC（罗兵咸永道）职员会面，“惟未获得任何实质意见”。律师“太繁复”便转介，会计师多次会面却不提供实质意见——在资产负债健康期内，没有任何一位专业顾问真正推动客户完成决策。

创始人行动力缺失。 周薇薇在庭上强调，如果父亲真想成立信托，必定会催促推进。但事实是，从2015年4月到9月，信托事宜没有任何进展。创始人虽有设立信托的意愿，却在资产负债健康期内犹豫不决，直到身体意识健康期关闭。 2016年1月8日，一切为时已晚。

03：

三个“黄金健康期”的警示

其士集团争产案，再次为惠裕全球家族智库所提出的三个“黄金健康期”框架提供了最完整的现实的论证。

启示一：三个健康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与”的关系。

资产负债再健康，身体一旦失能，一切归零；身体再健康，家庭关系若已破裂，信托设立过程中的沟通与共识也无从谈起。周亦卿案最令人唏嘘之处在于：2015年他订立遗嘱、委托女儿研究信托时，三个健康期尚存一线生机——但9个月的空窗期、专业顾问的不作为、创始人自身的犹豫，将这三个窗口逐个关闭。

启示二：三个健康期都有“保质期”，过期不候。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所强调的“黄金”二字，核心要义正在于此。我们可以看下这几个案例：

新城控股创始人王振华在2010至2011年间便将家族资产装入海外信托，在2012年新城发展香港上市前，已利用信托持股将个人与家族资产做了有效隔离。当后续个人遭遇“黑天鹅”事件时，家族财富与企业经营得以平稳过渡，女儿至今仍可通过“HuaSheng家族信托”的收益进行资本运作。

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则是在资产负债健康期已严重恶化时方才设立信托。恒大早在2017年便开始系统性财务造假，而许家印直至2019年债务危机初现端倪之际，才在美国搭建起23亿美元的家族信托架构。这一行为后被香港高等法院认定为“欺诈性资产转移”，信托面临被“击穿”的风险。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的信托安排则更为仓促。根据媒体报道，2024年1月底，他手写指示为三名婚外子女各设立7亿美元信托；2月2日签署委托书委托宗馥莉设立三个境外信托；2月25日宗庆后去世；3月14日宗馥莉与三子女签订协议确认信托事宜。整个安排前后不过一个月，且该信托至今尚未正式设立——因缺乏委托人签署的正式信托契约等法定文件，信托效力存在重大瑕疵。

其士集团创始人周亦卿则介于上述三者之间——他在三个健康期尚存时“研究”信托，却始终未能迈过“执行”这道门槛，空留遗憾。

启示三：家族信托的设立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时机问题。

周亦卿的案例证明，从“研究”到“执行”之间的时间差，足以让所有规划付诸东流。企业家往往低估了身体健康不可逆的速度，也高估了自己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威”可以在离世后继续生效。正如惠裕全球家族智库所指出的，传承规划要在三个健康期的窗口内完成——任何拖延，都是在用整个家族的未来做赌注。

启示四：专业顾问的职责是“促成”，而非“转介”。

律师因“太繁复”而建议转介，会计师多次会面却未提供实质意见。在三个健康期的窗口期内，专业顾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建议，更在于推动客户完成那些“重要但困难”的决策。 一个只会说“太复杂”的顾问，配不上家族信托这样的重任。

04：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其士集团争产案的庭审仍在继续。无论法院最终如何裁决，这个家族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是法律费用和公众审视，更是兄弟姐妹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所提出的三个“黄金健康期”框架告诉我们：传承不是临终前的决定，而是贯穿一生的规划。

当资产负债健康期尚存时，创始人犹豫不决，“研究”了9个月却毫无进展；当身体意识健康期关闭时，所有未完成的意愿都再也无法推进；当家庭关系健康期瓦解时，兄弟姐妹之间的信任在利益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三个健康期，缺一不可，过期不候。这或许是其士集团案留给行业最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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