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华西坝的药用植物园

平心静气。

——今天的编辑 彭主任

成都的植物园中，最大、最为人所知的在金牛天回镇。原本，这里只是一片植树林场。上世纪80年代，川大教授、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先生提出，是不是可以把林场建成植物园。1985年，多方努力下，建好后的成都市植物园终于开门营业。

还有个植物园，规模偏小，聚焦的植物种类要单一、垂直一些，和川大和华西也有很深的渊源，兴起的年代甚至比成都市植物园要长得多，但它一直低低调调，偷偷厉害。

偶然在华西坝的川大华西校区发现，并踏入这片图书馆背后的药用植物园，我第一反应是惊奇：地段更黄金的市中心，竟然还有这样一座治愈系的植物秘境。

此时，正是大多数药用植物开花或种子成熟之际。园中，植物飘出清香。简介显示，这里种植了800余种药用植物。比起装在药柜里的枯枝或成品药的冲剂，“原来益母草是长这个样子的！”鲜活的植物让人惊喜连连。

植物园中，宜人的环境自然没得说。更让人生奇的是，众所周知，华西协和大学最早是一所由西方传教士创建的教会大学，那些近百年前的外国医生，他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多心思去收集、栽培中草药？到底看上了中草药的哪点儿好？

一座很有气场的药用植物园

华西坝上的这座药用植物园现在的位置，是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图书馆背后、毕启路南侧。

2019年末从钟楼荷花池附近的老址搬迁过来时，人们还在担心，会不会养不好，会不会有人采摘搞破坏？它们可都是学校代代积累下来的宝贝。

经过近6年的生长，以今时今日的状态来看，多虑了。一踏入园中，就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华西坝其他地方的气场，宁静治愈，充满美好的生机。如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药用植物园的面积不算大，但布局紧凑有致。

园内按植物的生长习性划出了几个区域。阳生草本植物区光照充足，种着喜阳的药材。荫生植物区依靠乔木和灌木的树冠遮挡，给喜阴的植物提供了合适的光照条件。

藤本植物沿着廊架攀爬生长，水生区里荷花和菖蒲等共存。说起华西坝上的荷花，都认为钟楼附近的最美最有意境，药用植物园中的荷花，也有十足的韵味。

园中，监控全覆盖。单独的名贵植物区和温室冷室区都是大门紧锁，里面藏着更为珍贵的药用植物，比如红豆杉、桫椤、水杉、金花茶等。珍稀保护植物在这里各安其所，川芎、川麦冬、川乌、川白芷等川产道地药材也长得繁茂。

植物园区域极好的生态，吸引了很多鸟类在枝头花间蹿上蹿下。相比起每种药用植物都有专属的信息、功效介绍牌，鸟儿自由来去，很难认清。

它们有的在枝头翻找吃食，守护正在学习飞翔的幼鸟；有的在乔木间穿行，鸣声清亮；还有的，成群来此停歇。不知不觉，植物园也成了鸟类的秘境。

大隐于市的药用植物园

厉害着呢

因一座重新规整过的、公园化的药用植物园，漫步华西坝逛大学校园的人又多了一个要专门绕过去散步的地方。

看着眼前的变化，老一辈华西坝人会谈论起，上世纪50年代，毕启路两侧曾是苹果园，后来变成绿化队的苗木基地。直到现在，以药用植物园的面目示人。

植物园的样式很新，但不意味着底蕴很浅，是完全新建的。华西坝上的药用植物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时，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师生就在学校里有意识地栽培、积累部分药用植物。1950年，药用植物种植圃正式在华西校区第三教学楼附近建立，由药学系生药教研室负责管理。

1958年，成都修建共青路，也即是人民南路，一条大道把校园分为两部分。修路占了学校的地盘，作为补偿，政府又赔偿划拨了部分土地给学校，药学院的种植苗圃得以搬迁到学校荷花池附近的后坝，有了更大的空间升级为药用植物园。

就算在条件艰苦的岁月里，药学系师生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依然不断从全国各地采集药用植物回园栽植、驯化。几年下来，就收集了数百种植物。

发展至今，可以说，华西坝上的这座药用植物园，是中国高校中建设最早、品种最多的药用植物园之一。

华西坝上的西方医生

怎么就盯上了中草药

如前面提到的，华西坝上的华西协和大学，是中国现代高等药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早在1932年便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制药系。制药系的课程体系与科研方向，大多以西方现代药学为蓝本。

彼时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的外国医生，怎么会对中草药、对药用植物产生浓厚的兴趣？怎么就从初期的怀疑排斥，到最终经过实证研究进行开发利用？

答案，或许可以从1892年说起。

那一年，加拿大皇后大学医学博士、华西协合大学主要创办人及首任校董会主席启尔德在成都四圣祠街开办了仁济医院，即现在的市二医院。

有个问题很现实，病人多，西药昂贵却匮乏，怎么办？他注意到，四川、成都民间用来对付疟疾和水肿的“草根树皮”好像真的管用。

启尔德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些民间单方。日记里的朴素文字，无意间成了西方医学界窥探清末中国民间用药生态最早、也最客观的一手文献。

二十年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加拿大医学博士莫尔思试图去读懂这些药用植物。随着深入川康藏区考察，莫尔思被一套独立于希腊罗马医学体系的经验智慧折服。

1929年至1936年再度执掌医学院期间，他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著作《Chinese Medicine》。这本书很重要，系统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了中医诊疗与藏区药用植物，被公认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医的最佳英文综述，扭转了许多国际同行的刻板印象。

与此同时，美籍瑞典裔医学博士、存仁医院院长兼华西医学院妇产科学教授李哲士正背着标本夹走进横断山的云雾里。在1927年至1929年担任医学院院长的同时，他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的身份，多次深入川藏交界的高山峡谷。

白天采集，夜里烘干压片，他将西方植物分类学引入了这片未知的领域。其撰写的《川藏边界药用植物研究》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填补了国际学界对横断山区民族药用植物认知的巨大空白。

然而，真正让中草药在科学殿堂里站稳脚跟的，是加拿大药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药学博士米玉士。

米玉士很厉害，他是华西制药系创办人兼首任主任，1918年就在华西坝创办了制药专修班和制药厂，希望培养药学人才并开发四川的药材资源。

在米玉士的指导下，华西团队从随处可见的“三颗针”等草药中成功分离出小檗碱，也就是黄连素，制成了高效低毒的抗菌制剂，拉肚子一般会吃这玩意儿。

这个巨大的突破，不仅解决了战时缺药的燃眉之急，更打破了“中药不能西制”的成见，其“中药现代化”的模式被国际药学教育界奉为早期范本。

可以说，这一批早期华西坝上的专家学者，在中药走向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有丰富的实地考察的经历，但不可能随时外出深山收集研究药用植物。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创造条件，将部分药用植物种在学校里，更方便地观察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

当然，随着药用植物园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如今园子也具备了更多的功能属性。它不仅限于资源保护、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还有了科普、景观、休闲等综合性功能。

去华西坝看荷花之际，不妨再在植物园中小游一番。

今日编辑 | 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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