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公平——从工农兵大学到高考恢复的历史叩问

网上曾经有个说法，“工农兵大学如果一直坚持，中国早成世界第一科技大国”。这个说法的理由是因为工农兵大学培养了131名院士。可是恢复高考以后，77级高考录取生后来当选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合计181人。这么多年的工农兵大学培养的人才还不如77级一年的多。

现在的高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填报志愿，想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大学，机会平等随心所欲。可是在那段特殊时期，工农兵大学看的是出身而不是分数，如果你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你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没有。

工农兵大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只有了解它你才知道什么叫公平？

1966年，由于特殊原因高考暂停。1970年，北大、清华提交了一份试点报告，很快被中央批转。文件中写道：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招收对象是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
工农兵大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本来是想让普通大众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让教育资源向底层劳动者倾斜，是一次想要实现出身公平、劳动公平的大胆尝试。

理想很丰满，现实残酷。没有统一、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个人学习能力不再是入学的核心依据，家庭背景、人脉关系、行政话语权反而成为能否走进大学的关键筹码。《中国知青梦》记载：1972——1976年，通过走后门、特殊推荐渠道入学的学员，七成以上具备干部家庭或强政治关系背景 。

钟志民退学事件就是工农兵招生“走后门”最标志性案例。1972年，钟志民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他不愿长期务农，依靠父亲（父亲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打招呼、托关系，下乡仅3个月就“走后门”入伍当兵，成为部队步兵班长，又凭着父亲的关系被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

钟志民进校后发现大量踏实务农、劳动多年的知青、普通工人没有门路拿不到推荐名额，自己仅凭干部特权轻松进入名牌大学，内心产生强烈愧疚。钟志民正式向南京大学党委提交《退学申请报告》，承认自己靠父亲特权走后门入学：“走后门不是小事，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是剥削阶级私有观念残余。我占用了本应属于工农群众的上大学机会，我要退学回到农村劳动，用实际行动批判这种歪风，把名额还给真正扎根一线的青年。”

钟志民靠父亲上大学现象不是个例，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多地反映县级干部子女大量通过关系占用工农兵大学名额，普通工农子弟拿不到推荐指标。教育部整理情况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审议，亲自修改、审定《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周恩来在文件送审稿上手写批示：“招生走后门，从县一级就开始失控。县委掌权，名额私分，名为招收工农，实为干部子弟特殊通道，严重脱离群众，损害工农群众利益，必须坚决纠正，一查到底。”（《周恩来教育文选》）

工农兵大学追求的是结果均等的绝对公平，却变成权力关系人情的博弈，表面上是向广大工农兵群体敞开大门，实则关上了寒门学子依靠自身努力突围的通道，最终造成了更大的隐性不公。

工农兵大学的学生文化基础太差，这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压制人才。1972年北京11所高校调查：高中文化的约20%，初中文化的约60%，仅小学文化、甚至初小（小学二三年级）的约20%。高校被迫开设大量基础补课（算术、语法）才能开课。
1973年，周恩来、邓小平推动在工农兵推荐招生中增设文化课考查，试图补救高等教育生源质量。下乡知青张铁生参加招生文化测试成绩很差：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仅6分。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抱怨文化考试、希望凭劳动表现推荐入学的信。当时的舆论人全盘否定文化课选拔，鼓吹“读书无用”,张铁生就成了反潮流英雄，俗称“白卷英雄” 。工农兵大学看中的是劳动表现和政治推荐，你就是天才也没有用。

“交白卷反而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彻底的反智主义，让中小学生轻视文化课学习，基础数理、外语长期荒废，造成长达十年的青年人才知识断层，94万工农兵学员仅产出131位院士成才效率极低，直接导致改革开放初期高端科技、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33位科教专家参会。武汉大学查全性痛陈工农兵学员推荐招生制度四大弊端：
1. 埋没人才：有文化、爱学习青年得不到机会；文化基础差的人凭推荐占用名额。
2. 坑害工农子弟：没有关系的普通工农青年没有机会，社会流传说法：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
3. 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走后门、请客送礼。
4. 摧毁基础教育：中小学生不用读书，老师不敢抓学习，读书无用论泛滥。

1977年10月21日，中央正式宣布恢复高考；12月考试，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正式终结1970–1976年工农兵学员推荐制度

全社会扭转“读书无用论”，吹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角！

恢复高考统一考试提供了不看出身、不靠权力推荐的客观标尺。下乡知青、工人、农民、普通干部子弟拥有平等竞争上大学的机会，打破特权垄断，重塑社会公平正义，完全打破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之类。

工程院院士孙逢春高考前在家乡山村务农、在砖瓦厂做工，孙逢春自豪地说，“高考改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在师资班同届同学中先后出了三名院士，另外两位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原校长周绪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原主任陈政清，都为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光明日报《我是被高考改写人生的一代》）

张艺谋高考前在咸阳棉纺厂做了七年搬运工，1978年高考，张艺谋凭借美术、文化课考试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陈建功高考前十年一直在京西煤矿做掘进工人，1977年参加首届高考，凭文科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

庞众望（清华博士），河北沧州特困家庭：母亲双腿残疾、父亲有病，全家靠捡废品维生，2017年考入清华精密仪器系。

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年轻人的最大希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最坚固的基石，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的阶梯。从特殊年代工农兵大学到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选拔模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平等什么是公平！如果努力一文不值，背景出身决定前途，那么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高考所守护的不是一场考试，而是统一规则下的机会平等，今天的高考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人们追求"机会公平”的步伐不会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