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无罪判决59｜湖南吉首法院：校园霸凌中的正当防卫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聚焦一起发生在中学校园内的正当防卫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作为指导性案例第225号发布的江某某正当防卫案，让一名因遭受校园霸凌而持刀反击的初二学生，在法律上被正名——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人的罪犯，而是依法行使防卫权的受害者。这起案件历经一审、抗诉、二审撤回抗诉，最终以“遭受学生霸凌时的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裁判要旨，为广大未成年人面对校园暴力时如何依法自卫划清了法律边界。本案由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无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准许抗诉机关撤回抗诉，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40批指导性案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江某某时年14周岁，系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因春游时与同班女同学聊天，邻班同学胡某认为江某某“招惹其女朋友”，要求买烟赔礼道歉，后又嫌烟不好不要，遂产生殴打意图。此后，孙某某、胡某等人多次拦截、拉扯、踢打江某某。案发当日午饭后，孙某某纠集陈某甲、陈某乙、吴某等共15人将江某某围堵在厕所内，陈某甲扼勒其颈部将其摔倒在地并骑坐殴打，孙某某等人一拥而上踢打。在被群殴过程中，江某某掏出事先藏在衣袖中的折叠刀乱挥，捅伤陈某甲腰背部、划伤吴某大腿。群殴暂歇后，陈某乙又从背后掌掴江某某，江某某转身捅刺其腹部一刀。经鉴定，陈某甲、陈某乙重伤二级，吴某轻微伤。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江某某构成正当防卫，宣告无罪；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期间撤回抗诉，无罪判决生效。

那么，判决无罪的理由是什么，都遵循了哪些司法逻辑？

一是防卫意图实质认定：拒绝将“不甘示弱”等同于“斗殴故意”。

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观意图——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还是为了报复攻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个常见误区是将防卫人的某些“不完美”表现——比如事先准备工具、面对挑衅时言语回击——简单等同于斗殴故意。本案再审——实际上是二审阶段维持一审无罪判决——法院明确指出：不能仅因行为人面对霸凌时不甘示弱、使用工具反击等情节，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

这一判断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面对持续升级的霸凌，14岁未成年人的言语硬撑，往往是维护尊严、避免被进一步欺凌的心理防御机制，而非追求暴力冲突的真实意愿；事先将一把刃长仅4.5厘米的非管制折叠刀藏在袖中，是在明知即将面临多人围殴时的预防性自我保护，而非主动攻击的预备。法院没有被“事先准备工具”“言语挑衅”这些形式要素所束缚，而是穿透形式看本质——江某某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承受霸凌的地位，从未主动制造或激化矛盾。这一裁判要旨，将“防卫意图”与“斗殴故意”作了清晰切割，为无数身处类似困境的未成年人确立了行为预期。

二是防卫时间连续判断：群殴“暂停”不等于不法侵害“结束”。

公诉机关可能提出的一个质疑是：第一次群殴暂停后，江某某是否已经脱离了危险？其第二次捅刺陈某乙的行为是否仍属于防卫？法院明确回答：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不应机械地以侵害行为的物理停顿为判断标准。江某某第一次反击后虽然群殴暂歇，但他仍然被围困在厕所内，背靠矮墙坐在地上，并未脱离被继续侵害的危险环境。陈某乙紧接着从背后掌掴，表明不法侵害仍在持续进行。法院将两次反击纳入同一不法侵害的连续过程中加以整体把握，传递出清晰的司法信号：在群体性霸凌中，侵害的“暂停”不等于“结束”——只要防卫人尚未脱离侵害现场、仍面临继续侵害的现实危险，防卫权就始终存在。

三是防卫限度综合权衡：1人对15人，持刀反击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在防卫限度问题上，司法机关最忌“事后诸葛亮”式的冷静审视。法院在本案中确立了正确的判断方法：立足防卫时的具体情境，从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一般认知的角度，综合考量双方力量对比。15人对1人，是压倒性的暴力优势；一把刃长仅4.5厘米的非管制折叠刀，在群体暴力面前不过是最低限度的自卫工具。法院没有简单比较“工具对工具”——侵害人用拳脚、防卫人用刀具——而是比较“整体实力对整体实力”。更重要的是，江某某持刀乱挥属于防御性反击，群殴暂停后也仅在被掌掴时转身捅刺，并未主动追击散开的侵害人。防卫手段的节制性，恰恰说明其目的限于制止侵害而非报复伤害。法院据此认定：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四是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不能用成年人标准要求14岁孩子。

本案最令人动容的司法智慧在于：法院两次强调“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和“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一般认知”的判断标准。这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照顾”，而是实事求是的司法理性——14周岁的初中生在面对15人围殴时，不可能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那样精确计算反击的力度和部位，不可能在混乱与恐惧中从容权衡每一种防卫手段的“最优解”。以成年人的标准苛求未成年人，既不公正也不合理。这一裁判要旨，为未成年人防卫案件确立了不同于成年人的判断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传递出明确的司法态度：法律不鼓励以暴制暴，但法律也绝不苛求遭受霸凌的未成年人在面对暴力时做“完美的受害者”。对于遭受霸凌的未成年人而言，法律应当是其最后的庇护所，而非对其施加额外苛责的枷锁。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两次捅刺、两人重伤”的客观后果，面对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的指控压力，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并未被“有人受伤即犯罪”的结果导向所绑架，而是穿透形式看意图——是防卫还是斗殴？穿透时间看连续性——侵害是否已经结束？穿透手段看力量对比——1人对15人，持刀是否“过度”？让公众看到：司法不应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应是对法律精神的深度审视。

我们应该为坚守法律底线、捍卫司法理性的法官们喝彩！向作出无罪判决的人民法院致敬！也为长期致力于推动正当防卫制度正确适用的法律人点赞！

无罪判决，既是法治进步的生动注脚，也是对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坚守初心的最好致敬！

谢谢！@湖南高院@吉首市人民法院@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本科、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曾任某网络科技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华等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