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的“人口蓄水池”快见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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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晨婷

随着各地人口增速放缓，最能“吸人”的省会城市也开始放慢脚步。

根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2025年，27个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增量合计为110.57万人（南昌尚未公布）。虽然已超百万，但相比2023年的163.6万人和2024年的163.07万人，出现了明显下滑。且27城中，有17个出现了人口增量下滑的情况。

27个省会城市近三年常住人口变化（制表：读城记工作室）

2021年前后，贵州、湖南等地陆续提出“强省会”战略，但这场狂飙突进的人口红利期似乎正在退去。不少省份的强省会战略开始告别单纯集聚人口的上半场，迈入以产业、人才为核心的下半场。

合肥、南昌突然降速

观察27个省会城市去年的常住人口增量，最令人意外的是合肥。

作为过去十年“强省会”的正面标杆之一，合肥在2021至2023年间，常住人口增量分别达到9.5万、16.9万和21.9万人，一路高歌猛进。2024年，GDP总量早已破万亿元大关的合肥，凭借14.9万人的增量顺利跨入千万人口俱乐部，跻身“双万城市”行列。

然而，2025年，合肥的人口增量骤降至0.3万人。

这并非孤例。虽然截至目前南昌尚未宣布其2025年常住人口数据，但根据江西全省以及其他城市的数据测算，南昌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出现明显下滑。而在2024年，它还增加了10.22万人。

贵阳、郑州、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量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2024年人口增量第一城贵阳，从19.96万人的增量跌至2025年的6.64万人；郑州从2023年的18万人降至2025年的5.2万人；杭州与成都也分别从14.6万和13.5万的高位，回落至7.6万人和6.1万人。

合肥是去年省会城市中的GDP增速冠军，杭州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成都、郑州、贵阳等地的经济增速也都跑赢全国平均线，因此产业经济并非这些城市人口增量放缓的根本原因，而是全社会的人口流动逻辑已经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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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强省会”的本质是全省要素的一体化集聚，通过行政力量将省内的教育、医疗、交通及产业资源高度向省会倾斜。

以贵阳为例，贵州省于2021年提出并实施的“强省会”的五年行动计划，从优化空间布局、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强化用地保障等十个方面推出35条支持措施。此后几年，贵阳经济首位度从2021年的24.1%提升至2024年的25.5%，年均增长超10万人。

但从人口动力学来看，省内迁移的蓄水池并非无穷无尽。当乡村及县域的年轻劳动力基本被省会吸引后，更进一步的增长就依赖于省域之间的竞争。

与此同时，普通地级市正在凭借更高的“性价比”对省会形成反击。如安徽芜湖、江苏苏州、广东东莞等强地级市，通过深度嵌入全球或全国产业链，组建了独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例如宜宾在动力电池与光伏产业上的爆发，芜湖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繁荣，都为本地及周边群体提供了不逊于省会城市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但在生活成本上，地级市的优势更加明显。

叠加公积金政策优化等因素，年轻人回归强地级市正逐渐成为新趋势。

从抢人口到拼产业

但也并非所有省会城市都在出现人口增量的收缩。

长沙连续三年常住人口增量稳定在10万人左右，2025年达到10.49万人；济南则从2023年的1.88万人一路逆势冲高到2025年的10.1万人；南京也实现了从3万人到6.15万人的V型反弹。

在长沙工作的刘兆认为，长沙能稳定吸引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房价低，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激增的背景下，长沙工作机会虽然不如一线城市，但对从一线城市回流的青年来说，这个城市在中西部的性价比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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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来看，2025年像是一个分水岭。在总和生育率低位运行的存量时代，城市的竞争重点开始发生转移。

常住人口绝对增量的优先级或许会下降，产业增加值与科技创新的含金量将更能决定省会城市的江湖地位。

一个拥有先进制造业集群、高精尖产业体系和高附加值岗位的城市，即使人口总量微增、持平甚至略有回落，依然能牢牢掌握区域经济的话语权。

对于合肥来说，虽然在2025年常住人口总增量上踩了急刹车，但其围绕新能车、集成电路等构建的产业体系逐渐成型，“风投之城”押中的长鑫科技等企业带着城市驶向未来赛道。

再如成都押注低空经济，杭州深耕人工智能，本质上都是在主动完成从“人口红利”向“产业红利”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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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转型相伴而生的，是传统“抢人大战”到人才的竞争。

今年以来，南京发布“人才政策2.0”，为顶尖人才提供最高1亿元综合资助，给博士提供1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并以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为牵引，加速打造高水平人才集聚平台。

郑州则以引进人才团队为方法，2026年郑州的人才引进计划中，明确年度目标为引进顶尖领军人才团队44个，海外优秀人才176人及青年人才27.5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高端人才的流动也绑定了城市的社会公共服务软实力。比如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都依赖青年人才的持续流入。

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之所以在整体常住人口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下，依然能维持着极高的青年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净流入率，靠的也正是其中高端产业承载力以及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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