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中苏核危机

1969年，“同志加兄弟”的中苏两国，不仅分道扬镳而且爆发了热战。3月2日、15日，珍宝岛武装冲突，苏军中了埋伏，阵亡58人负伤94人。

1969年8月13日，苏军在新疆裕民县边境，依样画葫芦伏击了中方一支28人的巡逻队，造成中方27人牺牲、1人重伤被俘。

随着局势的发展，苏联红军重兵压境，在东北西北驻扎150万精锐部队，各种装甲车坦克组成钢铁洪流，摆出一副打大仗的姿态。中方也抓紧部署，双方剑拔弩张。

这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崔可夫元帅，联手提出了另一个“一劳永逸彻底摧毁中国核能力和军事能力”的计划，即对中国正在发展的核设施进行系统性的轰炸。

但是在苏维埃最高会议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外交部长葛罗米科，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东方与中国全面开战是错误的。最终会议，决定授权柯西金与中国领导层对话，给事态降温。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通过中苏高层专用热线电话，要求直接与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总理通话，商谈边境冲突解决方案。但是中方女接线员，平常喊口号习惯了，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直接怒骂柯西金是“苏修坏蛋，没有资格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并且直接挂断电话。柯西金连续4次拨打，均被拒绝。此次事件导致中苏温和派的沟通渠道彻底断裂，苏联军方强硬派全面占据上风，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核打击计划。

1969年7月，苏联军方在莫斯科召开绝密政治局扩大会议，格列奇科正式提交“对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完整预案。具体是动用远东部署的120枚中程弹道导弹，携带数百万吨级核弹头(总当量相当于2000枚广岛原子弹)，一次性摧毁中国所有核设施(酒泉，罗布泊，青海)、军工基地与政治中心(沈阳，长春，鞍山，北京，南京，青岛，上海)，争取“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核威胁”。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正式该预案。依旧是格列奇科和崔可夫强烈支持，柯西金和葛罗米科柯坚决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表态有限同意，但要征得美国的同意。

倒不是老勃怕美国，而是当时世界主要是美苏争霸。这俩国的核力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了避免自己的核武器被猝不及防摧毁在发射井中，美苏双方都奉行“发射即反击”的策略，即只要监测到对方发射核弹，无轮目标是不是打自己，都要在十分钟内将全部核弹射向早已预定的对方打击目标。所以为了避免美国误伤自己，这个打击计划需要知会美国人。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式通报苏联的完整打击计划。

1969年8月21日，尼克松总统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经过彻夜辩论磋商，全票否决了苏联的要求，明确反对对华核打击。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核尘埃会随北半球西风带，直接覆盖日本、韩国、西太平洋区域。美国在该区域部署的25万驻军将遭受严重的不可逆的核辐射伤害。第二，苏联人没有信用，万一他们以打击中国为名，实际要打击美国核基地，美国没法中途做出反应。

1969年8月22日，美国正式回复苏联大使，反对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并且明确表示，只要苏联对中国发射任何一枚核导弹，美国将立刻对苏联本土发动全面核报复。

1969年8月28日，考虑到中美当时并无可靠的信息传递渠道，尼克松授意《华盛顿明星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独家报道，将苏联的绝密核计划全部公之于众。

全球立刻一片舆论哗然，世界各国纷纷谴责苏联的核冒险行为，苏联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勃列日涅夫暴怒，大骂美国人的“出卖与愚弄”。而尼克松耸了一下肩，只轻轻的说了一句：“众所周知，美国没有秘密。”

1969年9月，中国进入了全国一级战备状态。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全国随即开展全民动员。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开始开挖防空洞、地下工事。中央党政机关、高校、车工企业，按照“山、散、洞”原则，向西南、西北三线山区疏散转移。形势非常严峻，一触即发。

1969年9月11日，越南胡志明逝世，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赴河内吊唁。在返回途中，绕道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进行了3小时40分钟的会谈。最终双方达成共识，立即停止边境武装冲突，双方军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恢复中苏边界谈判，避免动用核武器，从而在根本上缓和了一触即发的战争风险。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启动，苏联军方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也被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搁置。

但双方敌意还在，1969年-1989年，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军事对峙，陈兵百万。直到1989年5月，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才算是实现了双方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