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华岛事件：南吞琉球还是北窥朝鲜?日本当时算盘打得有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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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初期的1868年4月，明治政府派遣对马藩主宗义达为处理朝鲜通交事务官员，并于12月携带“书契”出使朝鲜。在“书契”中，写有“皇室”“奉敕”等字样，而由于朝鲜只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皇室等这些写法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故朝鲜政府认为日本的此种做法使朝鲜处于低于日本的地位，从而拒绝接受“书契”。

1872年朝倭馆改称日本公馆，为此釜山朝方拒绝与日使交涉，并宣布中止与倭馆的交易。日本国内便以“受到朝鲜的侮辱”为由，掀起征韩运动。虽然此事一度暂时停止，但“征韩”并没有就此罢休。日本对朝鲜的觊觎由来已久，此时其侵略朝鲜的原因可以有以下几点。

其一，经过台湾出兵和吞并琉球，使明治政府敢于置中国的抗议于不顾，努力创造吞并邻国的既定事实，并开始把朝鲜作为其第二个侵略对象。其二，除了地理位置上朝鲜离日本最近外，在历史上，传说5世纪在日本九州及朝鲜半岛南部建立过“任那国”，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时期就发动过侵略朝鲜的战争，由于遭到中朝两国的坚决抗击才没有得逞。

但这些历史成为激励明治政府当权者重新觊觎朝鲜的动力和侵略朝鲜的“历史根据”。夺取朝鲜就成为明治政府新的目标，对日本来说夺取朝鲜作殖民地将成为其建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志，也是未来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的重要立足点。

其三，明治以前，日本对朝鲜的轻蔑态度就已随处可见。到了维新后，日本各界深受福泽谕吉等媚欧美、毁亚洲的思想影响，许多寡头政治家、军阀，如山县有朋等都以夺取朝鲜为目标，并以中国为假设敌国，努力增强军备。第四，面对国内政治变动而出现的混乱，要通过对外扩张战争来使“内乱之心转移到对外，以实现国家振兴之远略”(1873年8月17日西乡致板垣退助的信)。

1、江华岛事件的始末

在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得手后，明治政府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征韩”上，挑起江华岛事件就是日本侵略朝鲜的前奏。

1875年9月，在外务省少丞森山茂的建议下，明治政府派“云扬”等两艘军舰在朝鲜内海测量、挑衅，并炫耀武力。在受到朝方开炮警告后，日军舰炮击朝鲜炮台，趁机派陆战队登陆烧毁朝鲜官衙、民宅等，并攻陷永宗城。这次事件得到了英美等国的认可，日本替英美强迫朝鲜开港，开充当西方鹰犬的先声。10月5日，木户孝允一改以往反对征韩的态度，提出意见书，要求自任特使前往朝鲜“问罪”。

文称：“征韩论起，臣深虑内治未洽，故主张先内后外之论。今其对我军舰暴击，则明白与我为敌，我内治虽未能洽，岂能徒顾内治而弃其外务?是我不可不举朝鲜事件之始末。”

木户的意见立即得到政府批准，后因其生病未果。1876年2月明治政府派遣黑田清隆(参议兼开拓长官)、井上馨(外务大臣)为全权办理大臣，以六艘军舰为后盾，向朝鲜“问罪”，并威胁如果朝鲜不同意开港，将派军队登陆，模仿列强强迫自己开港方式上演了一出以武力强迫朝鲜开港的话剧。在明治政府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名义发布的对黑田训条(1875年12月)中要求“对侮辱我国国旗要求相当的赔偿；交涉重点以扩大对朝贸易为主，在朝方接受我上述要求后，关于云扬舰的赔偿可视情况而定；修好条件须超越德川时期旧例等”。

同时在三条给黑田的内谕中则更加露骨地表明了明治政府对朝鲜的侵略企图。

“朝鲜可能以不予理睬，或不接待来使或等待中国命令等方式拖延时间，对此应强调，两国旧交未曾经过中国中介；我务必直接与朝鲜交涉，而避免通过中国的间接交涉。朝鲜肯定会询问中国后再答复，我则以兵力在京城(汉城)屯驻，提出强迫其赔偿之难题。

下述各项为我向朝鲜要求必须接受之条件：

（1）釜山(原有贸易地)之外开放江华港口为贸易之地；（2）承认日舰在朝鲜海的航行自由；（3）对江华事件谢罪。

如对方没有对我使节行使暴力和凌辱，但拒绝我要求时，则应留下我政府将另作主张之声明，迅速归国，注意保全使节之体面。

12月28日三条又对黑田发出“内谕”称：“关于前两条的具体实施时间的决定权可授予使臣见机行事。”

明治政府对朝鲜政策的核心此时已经十分清晰。其一，它非常介意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极力避免中国的介入，力争以强压弱，单独同朝鲜签订条约，在强调朝鲜独立的同时，公开提出日舰队在朝鲜领海自由航行等不平等条件。日朝修好条规使日本得到了超出其期待的好处，朝鲜被迫开港范围也远不止江华港，还包括京圻、忠清、全罗、庆尚、咸镜五道之各两个沿海通商便利港口(条规第五款)。

实际上该条规及其条规附录和“在朝鲜国议定诸港之日本国人民贸易规则”等签署后，使日本较其他国家在朝鲜的贸易地位中处于绝对优势。明治政府同时派遣森有礼使华，得到中国“不强预其政事”，“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的说法后，自身还未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日本开始扮演新殖民主义者的角色。

连英国驻日公使也认为，日朝修好条规是日本模仿1858年日英通商条约的产物。在日本试图要摆脱欧美列强强加于自己的不平等条约之时，却把同样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邻国朝鲜，使朝鲜“独立”于中国，是其建立和扩大在朝鲜势力，最终吞并朝鲜的第一步。

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款规定，朝鲜国是“自主之邦”，日本要以此否定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以便插手朝鲜事务。而在朝鲜看来自主提法不过是以往东亚国际秩序中的“自主”。结果是明治政府通过日朝修好条规强迫朝鲜开放釜山等三个港口，并得到在朝鲜沿海进行测量、制作海图及勘查的权利，强迫朝鲜承认在朝日本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权，而且日本货物进出朝鲜时可以免除关税。

在日本对清政府的说辞中，突出强调朝鲜的独立地位，但并没打算给朝鲜以平等待遇。其“朝鲜自主”不过是要实现自己对朝鲜的单独控制的基础。该事件成为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一步，也为发动甲午战争，控制朝鲜埋下了伏笔。

其二，明治政府通过建立日朝不平等条约体制，取得了对朝鲜贸易的垄断特权和无关税特权。从而开始加紧了对朝鲜的经济渗透和政治压迫。继吞并琉球王国之后，日本又以西方式手法使朝鲜的“自主之邦”条约化，迈出了在“保卫朝鲜独立”口号下武力吞并朝鲜的重要一步。

2、觊觎韩国的缘由

1870年代明治政府早期进行的几次扩张性战争或武力吞并、武力威胁的行动基本上是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政策的效仿。明治政府试图通过对邻国显示武力的做法，来向列强表现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特征，同时又试图以武力打破已经被西方削弱，但还存在的旧的东亚国际秩序，并侵略一些仍然在旧体制内，而列强又尚未“充分注意”的国家，以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充当亚洲的霸主。

同时，1870年代的对外扩张战争及侵略还具有很强的对内缓和矛盾的性质，“战争”以“安内”也是近代日本国家对外扩张的原动力之一。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形成，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则更多地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性质，即以追求领土扩张、经济掠夺、武力殖民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侵略政策目标，并建立侵略中国大陆在内的日本帝国主义体制。征韩论与对台湾、琉球的侵略吞并在明治政府的决策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论，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

其一，对手是不同的。当时征韩战争毕竟是针对一个外国，并可能引发各国的严重关注的战争，而日本自己是否真正准备好一场全面战争也有问题，而出兵台湾则是对“尚未明确主权”的“生蕃”杀害“日本属民”的征讨，尽管可能有与清政府发生冲突的问题，但一可以试探中国对台湾、琉球等政策的虚实，也是对日中关系的一次检验；

其二可以争取确立日本对琉球的法律地位。清政府的态度使其确信对台湾与琉球使用武力都不会遇到更多的国际麻烦。特别是在琉球问题上，在西方国家毫不关心的情况下，日本干脆以武力吞并弱小邻国一-琉球王国，完全不顾。及邻国政府的再三反对和抗议。

第二，明治政权中核心人物都是下级武士、旧藩阀出身者，深受尚武思想影响。以力量(实力)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对方是否有实力是对其采取什么政策的重要尺度。

对待决斗的对手是如此，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对手强大就顺从，对手虚弱就威胁，1853年当美国军舰在佩里率领下到达日本时，日本上下受到美国军舰威力的震慑，而萨摩与长州两藩从攘夷转变为讨幕也是由于认识到无力与洋夷抗争的结果。

面对台湾、琉球、朝鲜等弱小邻国，西方对日本采取的实力政策就成为日本效仿的最好榜样，为了摆脱自身殖民地危机，用西方列强同样的帝国主义手段，以武力侵略来夺取邻国是实现富国强兵等政治抱负的最佳捷径。

3、对外扩张还是对内战争？

1872~1873年，明治政权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开始了对外扩张战争的酝酿、准备和实施。这种扩张政策的提出也酿成了明治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危机，即由“征韩论”引发的政府危机。

应该说，征韩论表现出的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萌发的重要征兆，显示出明治政权试图以武力威胁邻国的最初企图。明治政权模仿西方对付自己的手法，以武力胁迫朝鲜开国，其最终目的是要在大的帝国主义国际环境下，在东亚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小的帝国主义体制，尽管此时要成为这个小帝国主义体制盟主的日本自己也还处于西方不平等条约的半殖民地地位。

为此在国内树立对亚洲邻国的蔑视与自身优越意识。“文明开化、脱亚入欧”就是要向国民说明，自己尽管也被迫接受了西方的不平等条约，但在思想上、体制上也“比中国、朝鲜等优越”。

通过分析日本早期几次扩张行动和决策过程，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明治政府早期开始奉行的对外政策就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质。它一方面全面积极接受西方式国际关系体制及条约体制，另一方面，积极挑战东亚旧有的国际关系体制，并努力采用西方式帝国主义手法打破原有的东亚国际关系体制，但是日本要建立起来的是比旧式东亚体制远为苛刻残酷的、以血腥屠杀为基础的新殖民帝国主义体制。

在该体制中，日本是中心、是“盟主”，其他国家不是朝贡关系，而是成为完全被日本压榨、掠夺、宰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各国内政受到日本全面控制或严重干涉，亲日或傀儡政权是该体制的共同特征，否则就将被日本以武力推翻。所谓西方方式就是以武力为后盾逼迫邻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等方式，是侵略、吞并邻国的“合法”依据。

不管该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不管是以武力胁迫的，还是以欺骗方式获得的，只要有条约，就是“合法的”，就可以在这种不平等、不合法条约的指导下侵略、压迫别国。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都是指导国家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方针，至今也是右翼为侵略正名的依据。

1873年明治政府内部因征韩论而出现分裂的原因在于外征与内治何者优先的问题。争论的结果虽然是征韩论的积极鼓吹者退出政权，但政权本身对朝鲜的觊觎政策并没有改变，而且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对外思想上，所谓大陆派——即通过侵略亚洲国家来建立日本帝国地位的思想流派，从明治政权初始就一直存在。西乡是大陆派主流代表人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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