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那只夜莺——评赵徐沁萌的剧作《我没错》

朱炫静（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爱情总是胡言乱语，却总叫诚实的人们上当受骗。” 在王尔德《夜莺与玫瑰》中，一只弱小的夜莺为成全穷学生的爱情，甘愿牺牲自身，以歌喉与生命浇灌出一朵明艳的红玫瑰。可这倾注全部心意的玫瑰，最终却被随手丢弃，任由车轮碾轧，落得凄惨收场。王尔德创作此文，本意是歌颂纯粹爱情的珍贵，痛斥拜金主义，但我却忍不住为夜莺抱不平：为他人的情爱耗尽自己，当真值得吗？

赵徐沁萌创作的剧作《我没错》，主角王素香孤身进城，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嫁给了已有同性恋人的宋毅阳，又被强势婆婆哄骗，通过手术怀上孩子。一边被婆家利用，一边得不到丈夫半点温情，她如同栖身高树的夜莺，满心渴求一份真挚纯粹的爱意。故事尾声，她下定决心搜集证据，直面丈夫一家对峙，尽显人物身上迸发的勇气，完整勾勒出角色破茧成蝶的成长轨迹：从初入城市、懵懂怯懦的乡下女子，蜕变为敢于借助法律与婆家对峙的坚强母亲，正是 “为母则刚” 最生动的写照。最终她成功夺回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情节令人动容。王素香在结局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可我不禁设想：倘若没有偶然撞见宋毅阳的聊天记录，又机缘巧合结识身为律师的苏玫清，这场弥天大谎是否会持续一辈子，让所有人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放眼当代中国社会，绝大多数拥有相似遭遇的女性，都没能拥有这般圆满的结局。《中国 “同妻” 生存调查报告》首次界定了这一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同妻数量约一千六百万。2010 年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前，同妻群体隐匿于男同性恋群体身后，是更为边缘、鲜为人知的存在。正如张北川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言：“‘同妻’一词，由一群命运酸楚的女子创制…… 指代与存在同性爱恋倾向的男性（学术范畴包含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等，日常统称‘男同’）缔结婚姻的女性。” 同妻是极具本土特色的社会现象，在传统家庭伦理的层层束缚下，她们在婚姻中长期承受家庭暴力、零性生活或极少性生活等多重重压。时至今日，同性恋相关话题仍未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普遍接纳，同妻更是身处社会夹缝的弱势群体，在这类特殊婚姻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维系婚姻、解除婚姻，都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与阻碍。

国内庞大的同妻群体催生了大量线上 “同妻互助群”，她们抱团倾诉、彼此慰藉，读来令人心生酸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团队耗时三年，持续追踪调研国内网络社群中 173 名同妻。调研数据显示，受访对象中超九成遭受过家庭暴力，三成女性在婚姻中几乎无性生活，仅有三成选择离婚。“173 名受访者里，18 至 25 岁共 46 人；26 至 35 岁共 84 人；36 至 45 岁 25 人；46 至 55 岁 14 人；55 岁以上 4 人。” 在 “丈夫是否存在夫妻性生活” 相关调研中，5% 的同妻表示半年同房不足五次，另有部分受访者称夫妻几乎无亲密接触、完全没有性生活。除此以外，超九成受访同妻长期遭受冷暴力、肢体冲突乃至严重暴力伤害。同妻承受的痛苦，不只源于无性婚姻与缺失的夫妻情感联结，更潜藏着健康危机：丈夫的性取向让她们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危人群。早在 1993 年，北京便出现男同性恋者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案例；2008 年，某直辖市一场艾滋阳性感染者交流活动中，四十余名男性感染者均为男同，其余十余名女性，全部是他们的妻子或固定伴侣。三年追踪走访、线上访谈的数据显示，仅有 31.2% 的受访同妻选择离婚。后续研究表明，多数同妻不愿解除婚姻，核心顾虑集中在子女抚养与经济独立两方面，正如剧本中的王素香，也曾因儿子宋子涵、贪恋城市生活而犹豫不决。

同妻悲剧为何在中国集中涌现？根源在于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酿成悲剧的过错不在同性恋群体本身，而在于桎梏同性恋者人生选择的传统礼教与异性恋霸权。想要消解同妻困境，关键在于整个社会文化对同性恋群体建立包容与理解。正是大众对同性恋较低的接纳度，才让无辜女性沦为传统观念的牺牲品。同性恋本身并无过错，真正有错的，是强行将陈旧世俗标准强加于他们的社会环境。在我看来，剧本里深陷泥潭的不只是王素香，宋毅阳一家同样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譬如宋母刘改霞，行事强势果决，出身农村，自幼接受全套传统观念。爱子之心与陈旧思想相互拉扯，最终驱使她走上欺骗陌生女子的道路。她保守固化的观念、暴躁强势的性格，搭配丈夫宋刚在家中懦弱顺从、长期缺位父亲职能的状态，共同造就了儿子宋毅阳孤僻怯懦的性格。父亲是男性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男孩接触到的第一个男性范本，父亲的形象会直接影响孩子自我认知与人格塑造。但宋毅阳成长于畸形家庭：父亲卑微无主见，母亲独掌家庭大权、控制欲极强。双重环境让他内心自卑，又潜藏着强烈的逆反心理。

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人的性取向由遗传先天决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一支遗传学研究团队提出，X 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 Xq28（俗称 “同性恋基因”），能够影响男性性取向。贝利与皮拉德的双胞胎相关研究同样具备说服力：研究对象分为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普通亲兄弟三组，统计若其中一人为同性恋，另一人同样是同性恋的概率。数据显示，同卵双胞胎同步为同性恋的概率达 52%，即一对同卵双胞胎中，若一人是同性恋，另一人有约五成概率拥有相同性取向；异卵双胞胎该概率降至 22%，无血缘共享的普通亲兄弟仅 9.2%。这一结果印证性取向具备遗传基础 —— 同卵双胞胎拥有完全一致的遗传物质。贝利与皮拉德也补充说明，遗传仅代表概率倾向，并非绝对注定。由此可见，同性恋不该被指责批判，可大量同性恋者迫于家庭、社会压力，不敢表露真实取向，只能与异性结婚、甚至生育后代，这才是矛盾的核心。当代年轻人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虽持续提升，但老一辈多数仍将同性恋视作一种疾病。许多子女坦白性取向后，本应是依靠的父母，反而最先站在对立面。相关调研显示，国内男同性恋选择与异性结婚的比例远高于海外，除去社会包容度差异，“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类传统观念枷锁，无疑是重要推手。

但同妻群体遭受的伤害真实且沉重。2008 年，遵义女子孟君（化名）结识在贵阳工作的曹凯（化名），二人一见钟情，相恋三个月便登记结婚。恋爱期间外出相处，曹凯始终保持距离，仅牵手，无任何亲密举动。孟君起初以为是丈夫尊重自己，婚后才发现对方依旧刻意回避亲密接触。在她反复追问下，曹凯才坦白自身同性恋身份，结婚只为掩盖真实取向。隐忍两年后，孟君患上重度抑郁，2010 年从七楼坠亡，年仅 29 岁。2012 年，四川大学教师罗洪玲长期承受丈夫冷暴力，在得知对方同性恋身份、明白自己只是对方掩人耳目的工具后，常年被抑郁症折磨。6 月 15 日凌晨三点多，她发布最后一条微博：“这个世界真叫人疲倦，那么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两个小时后，身在重庆的父母接到女婿电话，得知女儿坠楼离世。

同妻自杀的悲剧早已发生，未来也未必不会重演。就连现行法律，也未能为这一群体提供完善庇护。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并未将隐瞒性取向列为离婚过错情形，法院判定离婚的核心标准仅有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妻若想举证丈夫存在同性亲密行为、同居事实，并以此认定对方为婚姻过错方，取证难度极大，几乎难以实现。只要男方不同意离婚，仅以对方是同性恋为由起诉，法院一般不会判决解除婚姻关系。而隐瞒性取向骗婚、拒绝履行夫妻同居义务，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婚姻情形。多数同妻遭遇的婚姻建立在男方刻意欺骗之上，提出离婚时往往遭到男方激烈反对，协商离婚几乎无从谈起，只能选择诉讼途径。能成功索要精神损害赔偿的同妻更是寥寥无几。尽管法律规定无过错方离婚时可主张损害赔偿，但男同刻意隐瞒取向骗婚，并不在法定四类赔偿情形之内。现实中，不少同妻为尽快脱离婚姻、争夺子女抚养权，只能做出让步牺牲。一名成功离婚的前同妻坦言，当年自己选择净身出户，才换回孩子的抚养权。更何况，家庭暴力、同性亲密关系这类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搜集取证门槛极高。就当下现状而言，依靠社会道德约束、现有法律体系，一次性理顺同性婚恋、同妻衍生的各类社会问题并不现实，同性恋群体与同妻，都是传统观念催生的社会受害者。

想要避免更多无辜女性落入欺骗婚姻，完善相关法律、普及全面性教育已是迫在眉睫。首要任务是出台针对性立法，为同妻离婚提供明确法律保障与救济渠道；其次要补齐国内性教育短板。我国性教育普及程度严重不足，女性择偶时难以分辨对方性取向，甚至不少男同性恋者婚后才认清自身真实取向。哈工大社会学系调研数据显示，受访 97 名同妻中，94.5% 婚前完全不了解丈夫的性取向，89.9% 婚前从未考虑过配偶性取向相关问题。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应当保持清醒，不被情爱蒙蔽双眼，不必牺牲自我，成为他人掩盖秘密的工具。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端。伴随社会观念进步，越来越多女性应当明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并非一定要结婚生子。剧本结局在我看来存在刻意圆满化的嫌疑：表面皆大欢喜，细想却藏诸多隐患。譬如儿子宋子涵成长过程中，宋家众人能否正确引导他认知特殊的家庭关系；结尾王素香与宋家冰释前嫌，情节处理过于理想化；她最终选择留在宋家，也不利于个人长远发展。剧本立意清晰，完整传递出创作者的价值观念，只是结尾情节打磨略显粗糙，人物台词仍有优化空间，可进一步贴合各角色性格特质。乔治・斯坦纳曾提出：“文学批评应当源于对文学作品的回馈与共情。”《我没错》具备现实社会价值，能够激励更多身处困境的同妻主动寻求法律援助，勇敢直面人生。

愿所有被世俗眼光束缚的人，不必做那只为他人情爱耗尽生命的夜莺，而要成为尼采笔下自由翱翔的云雀。

（《我没错》由西北政法大学剧社于 2019 年 6 月中旬，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小剧场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