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崇威：中国最后一位进士，活到99岁1969年去世

1969年上海，九十九岁的钱崇威老人溘然长逝。

这位中国最后一位离世的进士，曾在大清帝国的殿堂里挥毫泼墨，被钦点为翰林；也曾在东京的法政大学钻研律法；更在日寇的铁蹄下，宁死不肯弯腰。

他活了九十九年，走过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他虽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却像一块活化石，身上刻着中国近代史最深的几道纹路。

一、末代进士

1870年，钱崇威出生在江苏吴江松陵镇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自幼天资好、又肯下苦功青年时代便考进了江阴的南菁书院。

二十七岁又中了举人，却在离进士一步之遥的会试环节卡了壳。

直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原本的正科考，恰遇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改成了恩科。朝廷上下没人明说，可谁都隐约感觉到——这可能是最后一科了。

会试、殿试，一关一关地闯。放榜那天，钱崇威的名字出现在二甲第五十七名。赐进士出身。紧接着的朝考，他成绩列一等，被选入翰林院，成了庶吉士。

从县学童生到翰林院庶吉士，中间隔着无数人的落第和半生蹉跎。那年他三十五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搁在以往，是仕途的起跑线。可钱崇威这批人不一样——他们一脚踩在了时代的急刹车上。

殿试刚落幕，1905年朝廷一纸诏书：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就此画上句号。甲辰科进士们，从此被称作“末代进士”。

钱崇威刻了一方印，只四个字——“甲辰翰林”。此后几十年，写字作画，落款处常常钤上这方印。有人问他：“这四个字，一辈子也挂不掉吧？”他没解释，只是笑笑。

科举停了，可读书做人的那套标准还撑着他们的骨头。只是这块骨头，很快要被丢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里，重新打磨。

二、转身与坚守

中了翰林，椅子还没坐热，新政就来了。朝廷要改官制、办学堂、修法律，一批年轻官员被选派去日本公费留学，专攻法律、警政、财政。钱崇威的名字就在名单上。

1905年，他放下四书五经，东渡日本，进了东京法政大学法科。

从翰林到留日法学生，跨度大得离谱。有人打趣：“咱们靠八股出来的，去学洋律例，合适吗？”他答得干脆：“不合适也得合适，朝廷要改，总不能抱着四书五经过日子。”

在日本，民法、刑法、法院体系，这些过去只在奏折里见过的词，成了每天的功课。脑子里的框架从“忠君爱国”一点点换成了“法治”“权利”“程序”。

1910年学成归国，清廷授他翰林院编修，又让他出任江苏咨议局议员。身份挺拧巴——旧科举的产物，新政下的议政之人。好在学过法律，讨论预算、条例，比那些老派士子顺手。

可刚上手，辛亥革命来了，清朝没了。

民国初建，北洋政府搭司法班子，有留日背景又做过咨议员的钱崇威成了稀缺货。1912年，他被任命为江苏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实权在手，他常撂下一句话：“办案要对得起案卷，对得起老百姓。”这话听着平常，搁那会儿却有点扎眼。

北洋时期，司法受干预是家常便饭。证据再足，上头一句话就得改；涉及权贵的案子，干脆叫“压着别理”。钱崇威碰得多了。有一回，关系案卷送到案头，牵涉当地大员亲属。下面递条子求“从宽”，他只回四个字：“照律办理。”

这么“较真”，很快成了别人眼里的“不懂事”。压力越堆越厚，加上实在受不了官场里人情案、人情官那套，他干脆辞了职，理由是“司法黑暗，苞苴成风”。

检察长不干了，别人觉得可惜，他倒松了口气。之后在上海、吴江之间来回跑，卖文鬻字，渐渐淡出政治中心。

可命运没打算让他安安静静当个写字先生。

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上海，吴江也跟着沦陷。钱崇威年近七十，躲进好友朱元直家避难。没承想，朱元直转头当了伪吴江县长，还跑来劝他出山，任伪副县长。

话说到这份上，他没拍桌子，没破口骂人，只干脆拒绝——做官可以，给侵略者做，不行。

朱元直面子上挂不住，甩了句硬话：“你以为你还是翰林？现在谁做主，心里没数？”钱崇威没再辩，悄悄离开吴江，去了上海。

“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化空间还在。他卖字卖画，教几个学生，日子清苦，但至少不用看伪政权脸色。

这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凡是敌伪贴出来的告示，他趁雨夜一张张揭下来。抗战胜利时攒了一百五十多幅，全数上交，后来成了指证汉奸的证据。

没有口号，没有壮烈。一个快七十的老人，能做的就这些。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守住了读书人最本分的一条底线。

三、谢幕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已经八十岁的钱崇威，有着前清翰林、民国旧官的身份背景。他对清代制度、科举运作有第一手的经验，又有留日法律的经历，这种知识结构，在当时极为罕见。

经过考察，他被邀请参与文史工作。1954年10月，钱崇威出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同一年，他还当选了江苏省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史馆的工作外人看着清淡，其实相当繁杂——整理旧档案、访问地方耆老、考订人物生平。

对他来说，这反而是一个用上毕生所学的岗位。翰林院时代的经史根底、留日时期的法律概念、在司法系统中见过的实际运作，都在文史整理中找到了位置。

有年轻工作人员向他请教甲辰科殿试的情形，他说得非常简明： “殿试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热闹。场面很静，皇上不说话，监试官念题，考生低头写字。真正的压力，不在题目，而在你知道这是最后一关。”

在文史馆，他拒绝扮演"清朝遗老"，更在意把毕生记忆转化为可供后人查考的史料。

1969年，九十九岁的钱崇威病逝于百岁门槛前。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进士，就此作古。

回望这一生，他身上叠着三重影子：

作为士大夫，他从童生一路走进翰林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刻进了骨头里。科举废了，制度没了，做人的那套尺子始终没丢。

作为法律人，他东渡学法，执掌过省级检察厅，一心想按条文办案。可制度与现实的裂缝，远非一己之力能弥合。碰壁后，他选择了退场。

作为文化人，他以笔墨糊口，晚年扎进文史堆里，把个人记忆变成了公共财富。

有人问他最看重哪个身份。他想了想，自嘲道："前面的都当过，最后还是当个读书人省心。"

这句"读书人"，看似退回原点，实则藏着一种固执——无论时局怎么变换，读书、明理、守节，是他唯一认准的尺子。

钱崇威走后，靠经义、制艺、科举入仕的那个世界，彻底翻篇了。留下来的，不过是几行档案、几方旧印，和一段快要模糊的平生。

一个时代从他身上开始，也随他一起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