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超大规模性、技术革命与宏观经济的再平衡

曹远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曹远征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1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31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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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体制下的微观经济基础决定了宏观经济表现的系统性特征

杨瑞龙教授《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1994年出版）揭示了不同体制下的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影响，使宏观经济表现具有了相互区别的系统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产权清晰的厂商组织，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对利润的追求加剧着市场竞争，而市场的竞争又强化着对利润的追求，这种相互激励的微观经济基础造就了宏观经济表现的系统性特征一一过剩。这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均衡，且是常态，人为的宏观经济管理因此而提出，并集中体现为侧重于需求侧的总需求管理。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附属于政府的生产组织，是以预算最大化为目标，追求管理更多的人、场有更大的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更高的级别及地位。这种微观经济基础所产生的行为必然导致"投资饥渴"，需求膨胀，其结果必然造就出宏观经济表现的系统性特征一一短缺。这也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且是常态。由于以浪费为代表的过度需求造成数量平衡上的困难，宏观经济管理因此集中体现为侧重供给侧的配额管理。

之所以说上述两种经济状态是均衡的，是因为没有外力作用，状态将会持续维持。但这不是价格和数量都可以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相对于理想状态的瓦尔拉斯均衡，两者都有系统性偏差，进而形成各自的弊端。从长期看，计划经济的弊端大于市场经济——激励不当，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信息失真，决策失误，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大。正因如此，改革是必然的，全球各计划经济体不得不向市场经济方向转轨，并且不可逆转，这已被国际经验无数次验证。

该书出版正值中国1994年1月1日开启的宏观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本书既从理论建构上铨释了以往十余年的企业改革，为包括外汇、金融、财政、税收等在内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在政策安排上提醒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应关注其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总结，本书对理解和分析当下宏观经济也有三条意义：第一，宏观经济表现具有深厚的微观经济基础；第二，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的理想状态，现实的宏观经济均衡有着系统性偏差，该偏差由微观经济基础决定，进而决定了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第三，不同微观基础带来不同的宏观经济系统性特征的原因是制度。这就意味着宏观管理方式若要变化，须有制度，尤其是微观经济基础层面的制度再造。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殊均衡，源于"超大规模性"这一新型微观基础的形成

1、PPI连续41个月负增长，非传统周期的新现象

截止今年三月，PPI己连续41个月负增长。这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现象，其微观基础是俗称为“卷”的经济行为。依照前所述及的分析逻辑，这是一种特殊均衡——可描述为一种非货币型通缩，属于总量分析中的短边均衡，即数量均衡，但价格不均衡，表现为实际GDP增长为正，而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GDP增长，即价格负增长。PPI自2022年10月至2026年3月连续41个月同比负增长，持续时间跨越三年。这既不同于理论上的瓦尔拉斯均衡，也超越了现实经济中的“过剩”或“短缺”均衡的分析框架，意味着它开始拥有了自身的微观经济基础，其行为是以没有利润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并持续维持生产。这种广泛存在的为维持现金流的增产不增收的行为，亦即是“卷”，如何理解？

2、越过科斯意义上的个企业最佳规模边界的中国微观经济基础

“卷”意味着中国的微观经济行为正在越过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最佳规模边界，预示着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己从原来意义上的企业转变到产业链层面，甚至更高层面。按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企业是因规模效应而存在的——边际成本随规模扩大而下降，边际收益上升，直至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构成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边界以内，产品的获得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有组织生产，在边界以外，产品的获得是通过市场的买卖，也就是另外企业的生产。换言之，从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角度观察，企业的大小取决于该产品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的规模效应，超过该规模效应的点则应是市场的交易，构成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但当前中国微观经济基础表现超越了传统的认知，企业行为似乎越过了企业的边界：不顾及边际成本的上升，不担心边际收益下降带来的利润负增长，却持续扩大生产并长期维持，从而超出单个企业范畴，成为产业乃至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甚至更高层面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卷”是产业现象，是一种超出传统规模效应的规模形态，其竞争模型已不是一般的企业竞争，而是行业寡头垄断竞争，是一种类似托拉斯的行为，可以将其概括为“超大规模性”产业组织形态，构成当前宏观经济非均衡的微观基础。

3、超大规模性产业组织形态的演进——从福特制、丰田制到中国新能源汽车模式

回顾经济史，钱德勒将美国一战后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的出现称为“产业中的组织革命”——如果说辛迪加和卡特尔还是价格联盟，但托拉斯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组织，是介于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管理之间的新形态。管理学上，福特制以标准化为特征的流水线生产（所有环节在同一企业集团内完成）降低了固定成本，丰田制以看板制度实现零库存（总装厂加小企业零配件供应的产业链条上的下承包）降低了流动成本，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将这一机制推向极致——大量企业围绕标准产品层层外包、协同生产，形成一个产业链网络，不断增进着规模经济，也扩展着范围经济，进而将包括“村村通电，通公路，通信号”的基础设施外部性也内部化到产业网络中，提升了整个产业网络的规模效应。由此，中国汽车平均售价10万元左右，恰是家庭进入小康的门槛，电动车因此率先在农村市场发展。此时生产已不是一家车厂，而是一组企业、一个产业链条，一张跨国的产业链网络，呈现超越传统企业的超大规模性。

4、从企业竞争到产业链竞争，传统总量宏观政策需要反思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的全球布局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产业链网络，其结果使产业内的贸易，即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从而取代最终产品贸易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冷战崩溃前的1990年，国际贸易量小且70%以上是最终产品贸易，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二十年间，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间品贸易占比超过70%。其中，中国以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网络向世界提供中间品，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中国经济产业门类齐全——联合国目录所有产业皆有，从手工制造到机器制造到高新科技，配套性极强，形成高度耦合的网络。网络节点众多，可相互迭代创新。“零到一”不占优势，但“一到一百”全球最快——全球供应链网络正是以中国网络为基础。即便内需走弱，出口仍快速增长：去年出口中，除“新三样”（电池、光伏、汽车）外，“新四中”（汽车配件、集成电路、电工设备、制药等）出口增长最快，均为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的背后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揭示的产业逻辑——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产业内中间品贸易的增长既是产业规模经济扩大的结果，也是促进产业组织形式演进的原因，其中，跨国公司是典型。回顾历史，一战结束后，随着诸如汽车等产业链长的工业兴起，推动着托拉斯由国内走向国际，最终品贸易因此走向中间品贸易，进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成长为控制产业链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安切斯等人进一步发展出了“企业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与企业组织联系在一起，认为企业生产率的不同决定着是否开展国际贸易以及诸如是否利用外包等形式，进而发育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形成新的微观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卷”也是形成新型微观基础的组织化过程，使全产业链网络的潜在优势转化为超大规模性的现实竞争优势，并由此内生出相应的新宏观经济现象。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当前的宏观经济表现堪比当年经济转轨关键时期——经济正在从旧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向新的均衡跃迁，但新状态的微观基础正在形成中，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处于不确定中。截止今年一季度，名义GDP己连续33个月低于实GDP增长，成为历史上该类宏观经济现象最长的时期，已经预示着仅靠扩大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一时有效，但难以解决根本问题，需从微观基础的制度变迁层面寻求新的宏观调控思路。

三、AI革命正在加速重塑微观基础，未来宏观经济调控中，收入分配政策比增长政策更重要

当前，AI技术方兴未艾，在加速替代劳动的同时，正在改变就业结构和宏观政策重心。超大规模性正被AI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持，AI对劳动的替代趋势日益明显——尤其对不熟练白领替代率最高，这正是大学生群体就业困难加剧的结构性原因。由此预计，“供强需弱”的局面将可能长期持续。当微观基础因技术革命而发生变化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从过去的产出增长转向现在的需求管理外，更向面向未来，转向收入分配。我们注意到，海外学术界讨论AI时代的核心政策已是UBI（全民基本收入）和UBC（全民基本资本）。对中国而言，面向未来政策设计应更注重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提高最低收入保障、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国有资产变现充实社保，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健，也是宏观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思路。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