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三大陷阱

作者：黄裕舜

（Brian Wong）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随着美国全球领导力衰退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减少、公众对政府和机构的信任危机日益加剧，以及人工智能企业的快速崛起让有效监管难以跟上其步伐，全球治理如今日益受制于三个相互交织的陷阱。这些趋势叠加，削弱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对从安全、公共卫生到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重大跨国挑战的能力。

我给来自国内外学生讲授全球地缘政治时，总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什么事让我夜不能寐？

这个问题出奇地难以回答，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着无数挑战：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危机，从人工智能的骤然兴起（尤其在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领域及其潜在的破坏力）到“大国竞争”的外溢效应。诸多挑战都要求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秉持务实态度，具备清醒的现实主义认知。

各国围绕这类重大全球性议题开展互动，正是“全球治理”概念最直观的体现。全球治理可宽泛地定义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及多边机构对涉及全球多数人口的跨国性难题进行管理。这里需要强调“治理”，而不是简单二元对立的“竞争”或“合作”，尽管二者在治理过程中难以避免。

在我看来，当前全球治理深陷金德尔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人工智能利维坦陷阱三重困境。厘清这些名称或许是我们真正理解后续行动的第一步。事实上，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占世界人口20%的中美两国，更关乎除它们之外的全球绝大多数人口。

金德尔伯格陷阱

在解释特朗普重返权力中心的原因时，许多分析认为，是选民对其前任拜登的经济政绩不满起了主要作用（与特朗普2016年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如出一辙）。另有分析认为，民主党竞选阵营的自由主义倾向使其社会议程对中间选民而言过于激进，令人反感。

然而，一个可能被忽视的因素是，铁锈地带和摇摆州的许多人日益相信，美国卷入了过多与他们自身利益毫无关联的“海外项目”。也就是说，民众认为美国一直在为他国买单：战争、安全与防务（涉及北约和中东）；贸易（美元堪称美国最大出口品，由此引发特里芬难题，并赋予该国维持经常账户逆差的“过度特权”）；多边机构（如资助世卫组织和国际援助）。

种种不满正中特朗普及其同盟者下怀，更确切地说，被他们巧妙利用，从而为他重返权力巅峰铺平了道路。

特朗普系统性拆解美国“全球导向机构”（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到对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捐款）的猛烈势头，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迄今仍保持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国会（较小程度上）的抑制，但破坏已经造成。《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美英德加及其他发达国家继续削减资金，到2030年可能增加940万人死亡，其中约250万是五岁以下儿童。

从缅甸和刚果（金）持续的地区安全动荡，到埃博拉疫情反复（与刚果冲突交织）等公共卫生挑战，从普遍的粮食短缺，到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冲击，世界正面临严重的公共产品供应匮乏。

▲6月24日，ISC.AI 2026（第十四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宣布打造“中国版Mythos”。

中国会是答案吗？中国已将联合国常规预算供款占比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以上，目前仍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然而，尽管北京积极支持可再生能源转型、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如新冠期间的疫苗和口罩）以及推进人工智能治理规范，但却无意（或许有充分理由）充当世界警察。对比而言，美国在80个国家设750多个军事基地，中国仅有一处。随着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均衡且选择性地撤出军事力量，如果有的话，谁来填补这一空白？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指这样一种现象：政府极度不受欢迎后，会陷入信任赤字与合法性缺失的自我强化危机，即便后续出台合理的政策，这些政策也不被公众信任。

美国近年声誉受挫是显而易见的，哥本哈根民主指数显示，该国的净好感度已进入负值区间（-16%），落后于俄罗斯（-11%）和中国（7%）。由于在关税问题上反复无常且单边加税、决定对伊朗动武，以及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和乌克兰的言行威胁到北约主权，美国在主要北约盟国和欧洲伙伴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

在太平洋另一边，五年前我曾撰文指出，部分中国外交官早年强硬、尖锐的对外表态，影响了中国国际支持度。尽管近年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如“中国热”的兴起，以及全球对其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实力的认可，但中国在同欧盟的关系方面仍难取得突破。2025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超三分之一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对手”，其他G7国家也类似。

但问题并非中美两国独有。过去十年，欧洲和东北亚发达民主国家反体制情绪持续高涨，反精英民粹主义崛起。从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到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这些人物对当权者构成切实的威胁，这说明，其结症远不仅源于信息茧房或人工智能虚假信息，这种难以化解的极化现象反映了社会经济不平等、身份政治等积弊，以及僵化的建制派无力应对新兴权力挑战者的现实。

人工智能利维坦陷阱

第三个陷阱涉及人工智能的扩张，及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

9650亿美元、852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是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和OpenAI的最新估值。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我们是否应当将此类估值视为反映公司质量与价值的客观现实？这样的价值对谁来说才有意义？

▲到2026年中期，Anthropic的年化收入有望超过OpenAI。

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一直被描绘成国家间“竞赛”，即中美对阵，欧盟偶尔被附带提及。但这种框架本身具有误导性：近期事态表明，尽管关联密切，但Anthropic和OpenAI这样的私企绝非美国政权的延伸。即便监管倾向更强的中国和欧洲官僚体系，也难完全掌控本土科技巨头，虽然一些观点认为，布鲁塞尔是以牺牲不可预测的创新为代价来换取监管的可预测性。

事实上，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被忽视挑战并非来自单一国家，无论俄罗斯、美国、伊朗、古巴，还是朝鲜，而是来自强大的科技寡头，它们借“智识卓越”的伪装和“颠覆性创新”的光环获得免责特权。在资本主义西方（至少），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一个财富向少数参与者——创始人、机构投资者和少数企业高管——不对称集中的场域。比这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未经选举的个人同时积聚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那么（西式民选）国家就是答案吗？从监管应对上的敷衍冷淡看，比如最近针对Anthropic的Fable 5和Mythos 5的限制措施，全球多国政府显然在知识和能力上不具备有效监管的条件。尽管各方大谈人工智能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时代究竟需要哪种类型和质量的整体治理，人们却鲜有关注。

这三大问题严峻、持续且令人担忧。本文未提供解决方案，但或许承认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也永远不会有简单的万灵药，才是应对这三个陷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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