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天天谈创新，却很少理解创新？——爱因斯坦1928年的回答

编译者按：

今天，“创新”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词汇。

政府谈创新，企业谈创新，大学谈创新。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让创造力成为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创新来自天才的灵光一现，还是来自知识的长期积累？它依赖市场竞争，还是依赖制度设计？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和培养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这些问题看似属于21世纪，其实早在近一个世纪前，爱因斯坦就已经认真思考过。

1928年，苏联即将创办一本名为《发明家》（Изобретатель）的杂志。编辑向欧洲几位著名人士发出问卷，希望他们回答有关发明与发明家的十个问题。收到问卷的人中，包括爱因斯坦。

（这10个问题分别为：1.谁才算是发明家？2.发明家是天生的，还是可以通过学习培养？是否可能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成为发明家？3.发明家应具备哪些素质：天赋、知识还是勤奋？这些素质主要来源于智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4.在社会的组织者与执行者结构中，发明家属于哪个阶层？他们应被视为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工厂工人？5.我们需要哪种类型的发明家：独自工作者、在发明家社群中协作的工作者，还是在工会体系内工作的发明家？6.发明家在改进和优化生产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7.发明家对其发明拥有专利垄断权，这对国家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8.有哪些最有效的方式，让发明家能够分享其发明带来的收益？9.哪件事更重要：完善现有发明，还是集中精力进行全新、开创性的发明？10.你如何预测发明活动的前景，特别是展望2000年？）

今天读来，爱因斯坦的回答最令人惊讶之处，也许并不是他的答案本身，而是他提出问题的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创新理解为一种神秘能力。似乎发明家总是在某个瞬间获得灵感，然后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爱因斯坦并不这样看。在这份问卷中，他首先否定了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在他看来，发明的本质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将已知的手段进行新颖组合，从而以尽可能经济的方式满足人类需求”。

这句话看似平淡，却触及了创新最核心的问题：创新并非凭空创造世界，而是重新组织世界。后来，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新的组合”（new combinations），并据此建立了现代创新理论的重要基础。爱因斯坦虽然不是经济学家，却从技术发明的角度抵达了十分相近的结论：真正重要的不是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元素，而是在别人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发现新的联系。

因此，他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没有知识自然无法进行真正的发明，就像没有语言就无法作诗一样。”

这句话几乎是在提醒所有试图追求创新的人：创造力并不是知识的对立面，而是知识的更高形式。没有长期积累，所谓灵感往往只是幻觉。

但爱因斯坦的思考并未停留在个人层面。

今天，当人们讨论创新时，常常关注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然而爱因斯坦却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即便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已经出现，我们又如何识别他们？

在他看来，真正困难的并不是鼓励人们提出想法，而是在大量空想者中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

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在科研机构、企业还是大学，新的想法从来不缺。真正稀缺的是判断力——判断哪些想法值得支持，哪些人值得信任，哪些尝试值得承担风险。换句话说，创新不仅是创造问题，更是识别问题。

爱因斯坦甚至因此反对建立所谓“发明家协会”。因为在他看来，这类组织很容易沦为空谈者的聚集地。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建立能够识别和支持真正创造者的机制。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对于制度与创新关系的思考。爱因斯坦既承认专利制度对于激励发明的重要作用，也清醒地看到它可能带来的垄断问题。与此同时，他也相信国家可以通过组织和扶持促进创新，但又警惕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因循守旧以及政治因素对创造力的压制。

这种平衡感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赞叹。因为直到今天，人们仍在争论：创新究竟更多来自市场，还是更多来自国家？来自自由竞争，还是来自有组织的规划？而爱因斯坦的回答似乎是：任何制度都可能促进创新，也都可能阻碍创新。制度本身并不是最终答案。真正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让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脱颖而出，并获得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

在问卷最后，爱因斯坦还提出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却发人深省的判断。随着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精细，少数天才的重要性将逐渐下降，而良好的平均才能将变得更加重要。

这句话出自1928年，却仿佛是在谈论今天的世界。在大科学时代，在跨学科合作成为常态的今天，伟大的创新越来越少是孤独天才的杰作，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网络、团队协作和组织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天才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创造力本身正在呈现新的形态。

因此，当我们重读这份不足千字的问卷回复时，看到的已经不仅是一位物理学家的零星感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长期观察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的思想者；一个既尊重个人创造力，又关注社会制度的人；一个既相信自由想象，又深知知识积累和现实条件重要性的人。

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谈论创新。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新思考爱因斯坦在近百年前提出的问题：创新究竟是什么？是天才的闪现，资本的投入，制度的设计，还是人类不断重新组合世界的能力？

对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回答或许并不时髦，却至今没有过时。

收录于《爱因斯坦全集》第16卷文件279。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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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明家与发明

爱因斯坦 撰文

方在庆 译

对柏林塔贡斯基博士的发明家问卷的回复:

1.我所说的“发明家”，是指能够将已知的手段进行新颖组合，从而以尽可能经济的方式满足人类需求的人。

2.自由的建构性思维与组合能力，以及从中获得的喜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热情——是与生俱来的。没有知识自然无法进行真正的发明，就像没有语言就无法作诗一样。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个人命运的际遇——学校教育、进入工业界的机会、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因此，天赋绝不是促成一项有社会价值的发明的唯一条件，尽管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3.发明家需要具备创造动力、激情、毅力、知识以及对经济问题的洞察力。他们并非来自特定群体，而是继承了思想活跃的前人的精神。

4.将发明家归入哪一类，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在众多空想者中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发明家，并为他们提供实现可行创意的机会。

5.由于识别发明家的难度，我不建议成立发明家协会，因为这种社团很容易沦为懒散者的聚集地。相比之下，更可行的做法是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评估发明并在必要时推动其实现。在国家主导经济的体制下，这种机制更显自然。

6.一切发明都旨在提高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即用最少的劳动获得更多成果。

7.在自由经济中，对发明加以开发利用的垄断性权利（专利）作为激励发明活动的手段是必要的，不过，原则上也可以通过对发明及发明者的系统扶持来对它加以替代。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我认为这种发明垄断主要只是在国家整体面对其他国家时才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在国内所造成的那些损害便不再存在。然而，促进并完善发明的任务就落在国家身上，这又会带来另一类危险：因安逸而产生的停滞、官僚主义、政治因素，以及嫉妒。

8.在自由经济中，可以让发明家按比例分享利润，必要时还可以给他一个合适的领导职位，或者至少给他一个能够施展其专长的岗位。在计划经济中类似，但不再是利润分成，而是部分或完全免除他在其他方面的必做工作。

9.试图回答“是完善现有发明更重要还是专注于开创性发明更重要”这个问题，未免过于自负。值得注意的是，完善现有成果本身也是发明的一种形式。

10.随着工作的组织越来越严密，分工越来越专门，少数人的卓越才能相对于一种良好的平均才能，也就渐渐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