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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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这东西，不是想有就能有的， 一个时代，一种文化，能不能长出幽默感，得看它有没有合适的土壤。
最近一些旧文，发现有人讲得挺明白：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但它的出现，需要一个 “相当程度” 的文化环境，这个 “相当程度” 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思想得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思想自由了，智慧才能得到滋养和舒展，反过来，如果一个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力量特别强大，强大到能 “娱乐化” 一切，那人心就容易变得麻木，甚至虚伪。
麻木和虚伪，恰恰是幽默最大的敌人，因为幽默需要的是清醒的洞察和真诚的表达，这道理，放到生活里也一样。
一个真正幽默的人，通常具备什么条件？无非是两点：一是对人情世故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二是待人接物有比较宽容豁达的态度。
幽默当然有攻击性，但这种攻击性，往往不直接指向他人，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幽默，背后通常是一种 “资历高于他人” 的智慧状态。
如果直接把这种 “高” 用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容易变成尖酸刻薄，所以，高明的幽默，经常以自我嘲弄的方式展开，通过挖苦自己，来映照人类普遍的愚昧和局限。
关键就在于，它不刻薄，它看到了人的毛病，但并不揪着不放，而是用一种从容、自然，甚至带点意外的方式表达出来，一旦刻薄，味道就变了，那就不再是幽默。
顺着这个思路看，魏晋时代之所以能留下那么多充满幽默感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它具备了 “思想相对自由” 这个社会条件，智慧得以活跃，幽默才有了生长的空间。
《世说新语》里有个小故事，就很能说明这种幽默的状态，说的是阮籍、阮咸叔侄，他们和族人一起住在一条路的两边。
路北边的人家比较富裕，路南边的相对清贫些，七月七晒衣节，按习俗要晾晒衣物书籍，北院的富人们纷纷拿出绫罗绸缎，华服美饰，铺陈得满院生辉，颇有些炫耀的意味。
这时候，路南的阮咸怎么办呢？他也晒。他拿了根大竹竿，高高挑起一条粗布大裤衩，像面旗子似的挂在院子里。
有人觉得奇怪，问他这是干嘛。阮咸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意思是，我也不能免俗啊，人家晒衣服，我也跟着晒晒呗。
这故事特别好玩，但你很难用一本正经的道理去解释它，你说阮咸是在讽刺北院的富人炫富吗？好像有点，但又不全是。
北院晒华服，虽是炫耀，也是生活需要，谈不上多大的过错，你说阮咸是自嘲清贫吗？也不完全，阮氏叔侄再穷也是士族，那条大裤衩未必真是日常穿着，可能只是随手找来的道具。
它的妙处，就在于那种 “彼此对照” 产生的滑稽感，一边是满地的绫罗锦绣，一边是高悬的粗布短裤，这种强烈的反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高级的玩笑。
这里没有阮咸对北院富人的具体嘲讽，更像是一个高于现场的视角，在观看并调侃着 “人” 这种存在本身的可笑，包括晒华服的人，也包括晒裤衩的自己。
谁在嘲笑？是一个高于我们的 “笑脸”，在嘲笑我们所有人共有的、那点无伤大雅的虚荣和从众。
谁能嘲笑我们自己的可笑？只有我们自己的智慧，对我们自身愚昧的觉察和调侃，这种智慧对愚昧的、带着宽容的嘲笑，就是幽默的本质。
所以，幽默的诞生需要两个关键条件：外在的社会环境要允许思想自由，让智慧得以生长；内在的个人修养要足够通透豁达，让智慧能以不伤人的方式表达出来。
当这两者兼备，幽默的风气自然就来了，看看那个能晒裤衩开玩笑的时代，再想想幽默为何有时会缺席，或许答案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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