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里，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中国

今天是七月一日，105年前的今天，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而有关“中国”是什么，我们听过太多答案，政治的、地理的、文化的。许倬云先生在他九十三岁那年，交出了一部凝聚毕生心血的著作《经纬华夏》。他说，他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这不是一部按朝代顺序排列的史书，也不是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的传奇，只有从生命中流淌出来的平实语言。华夏文明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而是此刻依然在我们血脉里流动的东西。

在《经纬华夏》里，许倬云先生没有复述王朝兴衰更替的传统叙事脉络，而是着眼于“三大核心区”，从地理角度来讲述华夏文明孕育生长的过程。

第一个核心区是黄河流域，这里的土壤松软而深厚，用木耒就能翻开，非常适宜早期农业的发端。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部落和国家。文字从卜辞中生长出来，秩序与礼法的体系逐渐成型，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奠基。

豫西黄河平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最为众多、种族最为复杂的地区。不同的人群、种族在这里互相交流，彼此激荡，可谓是集中国新石器文明之大成，在其晚期散发出瑰丽的色彩。

第二个核心区是长江流域。这是一条贯穿东西的漫长地带，上接古老瑰丽的三星堆，经过吴楚大地，下连丰饶精致的良渚文明。当中原的战火向南燃烧，这片土地总能承接住文明的火种，并赋予之新的面目。

“秦岭——汉水——淮河线”以南这一地区气候温和潮湿，植被饱满，物产丰富，尤其河口湖滨处处沼泽，乃是稻米的原产地，水产众多，人不知饥。

第三个核心区是东南沿海。从西南云贵地区延伸到南岭、武夷山，这一地带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边缘之地，然而，这里丰富的砂石资源使工艺完成了由铜到铁、陶到瓷的技术转变。同时，丰富的航行活动也将内陆与太平洋彼端更广阔的世界相连。

由四川盆地开始往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丘陵、江湖地区，是中国的第二区。这一核心区又延伸出另外一个从东南到南部的沿海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我们称其为第三区——它是前两个核心区的融合及延伸，两个末端在东南交汇构成的第三个重要文化区。

在三个核心区之外，还有太平洋深处移民华侨组成的第四区，向西、向北包括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太平洋的广大北方，这些区域并非各自孤立地发展。它们在数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不断地碰撞、交缠、融合。而文明的形成只是开端，华夏文明的珍贵之处，在于无数次冲击之后，依旧没有中断。

《经纬华夏》并不回避痛苦。

许先生经历两个世纪，目睹过战争与流离。他写这本书时，字里行间有一种近乎温热的关切——他关心文明的韧性从何而来，也关心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安顿自己。

他在书里写到了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的冲击。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曾不断遭受外族侵扰，如“五胡乱华”的时代，突厥猖獗的时代，金人、辽人、蒙古人接连南下的时代，最后是满人入主中原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数次面临危急的局面，也不过只是朝代的更替。但是，1840年以后中国所遭遇的危机，不仅是国家要灭亡，连文化也要被抹灭。 时局的转变，个人的遭际，使他们下定决心要寻访、培植一批有用之才。他们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推行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学习西方的语言、数学、科学、工艺、军工、造船等等…… 他们一面作战，一面学习西方的知识，了解到西方经济力量的强大：仅以上海言之，在西潮的影响下，居然在开埠后的短短十几年间，就由黄浦江边的滩涂地，一跃而为世界性的大港口。

但每一次危机，也都是一次重组的机会。旧的框架崩塌了，新的可能性才会生长出来。

他也写到了抗日战争。那是一场整个民族共同承受的苦难，无数人在炮火中流离失所，无数人用生命守护着最后一点尊严。但正是这种在危难下迸发的认同感，形成了惊人的凝聚力。

是的，中国面临挑战，中国不再让步。 “国家”两个字，从此有了真实的意义。此后八年的苦熬，锻炼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姊，以及那时还是幼儿的我们，心中想的是：没有国家，还有我们个人吗？从那时候开始，无数青年随同他们的学校，徒步走向后方。在炸弹声中，大学生弦歌不断，教授夹着半部完成的稿件，在旷野、在山间继续完成他们的一篇篇著作。

书写这段历史时，时年92岁的许倬云先生多次感伤，但他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渲染上，而是着眼于每一次危难后，废墟上长出的新的芽苗。

正因如此，许倬云先生没有就此搁笔，在他看来，理解文明如何诞生、如何延续，最终都是为了思索和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今天的我们，应当把文明带向哪里。

从长江黄河孕育的上古文明，到如今富强的现代中国，读《经纬华夏》，最能感受到的是时间的纵深。

许先生在《经纬华夏》的最后，把视野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他谈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的共存，谈论华夏传统之“大同”对如今时代的意义。

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是个人为全体，全体也为个人。在个人到群体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责任，也有相对应的义务。而群体的存在，则是提供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工作，有群策群力的动力，可以共同走向成功。 每个个人的抱负，应当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过程，从近到远，逐步扩大，最后达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顿所有的人类。在这“大同世界”没有实现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我在这里祈求：各位读者，请不要仅仅将这本书视为“教科书”。我在书中提出的课题，乃是希望各位借此机会思考：人类该如何避免互相伤害，而走向互利共存？言及于此，心情十分沉重。借用王阳明心学的“四句诀”其中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希望我们不再滞留于“无善无恶”的静止状态，我们必须要有所裁断，有所取舍。我们将来面对如此严重新局面的态度，应非对抗，而是劝说。

这些话，出自一位九旬老人的笔下，带着岁月的沉淀，也带着不改的热忱。

正如他在序言里所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教导，而是为了让年轻人有方法、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在这个意义上，《经纬华夏》既是一份来自过去的礼物，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今日，一群年轻人在上海的石库门里聚在一起，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一个大多数人还不识字的农业社会。他们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的路径。

这一切放在五千年的尺度里，不过是短短一瞬。但正是这一瞬，承接了此前数千年的积淀，也开启着此后无数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