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崩：AI 泡沫之后，黄金时代才会开始

美国印第安纳州北部，新卡莱尔镇，沿着 20 号公路往东开，一年前窗外还是你能想象的最标准的中西部农田，棋盘格一样铺开的玉米和苜蓿草，偶尔一座谷仓。

现在不一样了。七个灰色的矩形盒子压在那片绿色上面，没有窗户，水泥路面还在反光，制冷管道在侧面排成一行一行。你再往远处看，另有二十三个同样的盒子正在打地基。等全部三十个建成投产，它们吃掉的电力比两个亚特兰大市加起来还多。

地球上没有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会在会议室里坐定，翻完幻灯片，然后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印第安纳的玉米地里，同时开工三十个耗电量超过大城市的巨型建筑。"这种事不会从冷静的计算里长出来。

它是从别的地方长出来的。从一种你每天在财经新闻里听到被骂的东西里长出来的，从一种每个谨慎的人都在警告你要远离的东西里长出来的，从一百年前的人叫它"铁路狂热"、二十年前的人叫它"互联网泡沫"的东西里长出来的。

AI泡沫。

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在二战结束后写过一本不太好归类的书，叫《被诅咒的份额》。巴塔耶这个人横跨了好几个领域，写小说，搞社会学，也做经济学和哲学。在这本书里，他论证了一件反直觉的事。

他说，任何经济体面对的根本问题不是稀缺，而是过剩。

这句话很反直觉。人类社会每年生产的能量和资源，其实很早就越过了勉强活命的水平。任何一个没有处在战争或饥荒中的社会，都存在一个"多余的份额"，吃不完，用不完，存也存不下那么多。那它去哪了？

在更古老的社会里，这个多余的份额被烧掉的方式非常具体。埃及人用它堆金字塔。中世纪的欧洲人用它盖哥特式大教堂，那些尖顶在功能性上毫无必要，纯属过剩能量的排泄。阿兹特克人用它办祭祀，玛雅人用它打城邦战争，波利尼西亚人用它造独木舟去横渡一片不知道对面有没有陆地的海洋。这些全都不是理性项目，全都是"被诅咒的份额"的燃烧仪式。

巴塔耶把镜头拉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年生产出来的过剩，不是粮食，不是柴火，而是资本。流动的、寻求回报的、永远在等下一个风口的金融资本。它的"被诅咒的份额"烧在哪里？

烧在泡沫里。

这个洞察的份量远远超过"泡沫是因为人蠢"。泡沫不是人类愚蠢的证据，它是文明级别的能量排泄机制。 它的功能不是筛选好项目，而是讲一个足够大的故事，把过剩资本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不计回报的方式吸进去，然后烧掉。

理性的钱做不到这件事。理性的钱会算 IRR，会看退出路径，会要求三到五年的盈利预期。理性的钱永远不会允许你把几百亿美元砸进一项十年内都看不到商业模式的底层技术。

只有狂热的钱才会。只有那种被一个宏大叙事点燃的、不再关心季度报表的、相信"这一次不一样"的钱，才会用修金字塔的速度去修铁路。

这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真正的起点。泡沫不是技术革命的反面，它是技术革命的一部分。 它不是意外事故，它是一台引擎。那些被所有人在狂热期痛骂为"疯了"的投资，那些被所有人在崩盘后哀悼为"完了"的废墟，在每一次技术浪潮的历史里，结果都是同一件事：它们替下一个时代铺好了铁轨。

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泡沫会不会破。它当然会破。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在日常讨论里几乎听不到有人认真谈的问题：泡沫破了之后，什么东西会留下来？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的东西，被谁拿到了？

问这话的人不是我，是一个硅谷风投。他的文章给了我说这些的第一个冲动。

一个风投，盼着烧掉自己的资产

他叫维贾伊·潘德，背景值得先交代一下。

潘德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结构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三系教授；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上发表了三百多篇同行评审论文；创建了 Folding@home，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分布式计算项目之一，用全球志愿者的闲置算力来模拟蛋白质折叠。然后他进了业界，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当了十年普通合伙人，管理超过三十亿美元的生物和健康投资基金。现在他自己开了一家叫 VZVC 的风投公司，继续投 AI 和生命科学的前沿。

换句话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和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个正在泡沫化的赛道上。

然而，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标题直译过来就是：让它崩。

他甚至说，"我是一个风投，我告诉你们，去为那场会烧掉我自己资产类别的崩盘叫好吧。"

这是什么情况？一个管了三十亿美元的人。一个所有利益都绑在 AI 泡沫里的人。他不是站在岸上对水里的人喊"你们迟早要淹死"。他是站在船上说：让这艘船沉。

他的文章有一半篇幅都在承认估值荒谬、承认数据中心支出已经失控、承认他认识的一半投资人都在暗自准备迎接下跌。不过，他的论证比"承认泡沫"多走了一步。

他看到，泡沫和终结泡沫的崩盘，不是通往黄金时代的绕路。它们就是通往黄金时代的道路。

这个判断，他不是第一个做出的人。他是站在一个女性经济学家的肩膀上。她的名字我接下来会写到，她的书我在今年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推荐过，那篇讲的是 OpenAI 为什么大概率会破产。今天我要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用她的框架。

在那之前，我想先和你一起想清楚一个根本问题。

为什么必须是狂热的钱

卡洛塔·佩雷斯。委内瑞拉裔，后来入了英国籍。2002 年，她出了一本书叫《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今年刚刚出了中文新版。如果你对科技周期只打算读一本书，就读这本。

我在之前文章里推荐过她的书，详细写过她的五阶段模型：爆发、狂热、转折点、协同、成熟。这里不重复展开了，我只挑和今天主题最相关的部分来说。

佩雷斯把过去两百五十年里的五次重大技术浪潮摊在桌上，一段一段比对。1771 年的工业革命。1829 年的蒸汽和铁路。1875 年的钢铁和电力。1908 年的石油和汽车。1971 年的信息与通信。五次。

比对完之后她发现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实：五次浪潮，演的是同一个剧本。

每一次都从爆发期开始，新技术出现，少数先驱者和早期投资者入场。然后金融资本看到机会，大规模涌入，泡沫膨胀，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社会不平等拉大，这是狂热期。

然后泡沫破裂，经济衰退，社会在剧痛中被逼着重构制度，这是转折点。然后新制度终于和新技术逻辑对上了，经济进入普惠性增长，大多数人的生活真正改善，这是协同期，也就是黄金时代。

注意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跳过的细节。狂热期，也就是被同时代的人痛骂为"疯了"的那个阶段，不是剧本里的 bug。它是剧本里的feature，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狂热期，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但为什么？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佩雷斯提供了结构，但她没有解释最底层的那个因果。为什么必须是狂热的钱？为什么不能是理性、审慎、经过充分论证的战略投资，按部就班地建好基础设施，然后平稳地进入繁荣？

刚才我提到巴塔耶。他的"被诅咒的份额"恰好补上了佩雷斯缺失的这块底层逻辑。如果泡沫的本质是过剩资本的燃烧仪式，那理性的钱天然不适合当燃料。理性的钱太谨慎了，它会在第一个不确定性面前停下来。狂热的钱不一样。狂热的钱被一个故事点燃之后，它会用完全不计回报的速度往未来倾倒资本。

我们看一下历史。

1840 年代的英国铁路狂热。任何一个手里有地图和一把尺子的人，圈出一条想象中的铁路线，就能融到一笔钱。投资者抢着给那些五年后都未必能铺完第一段轨道的公司开支票。1

847 年崩盘，大部分铁路公司破产。但铁路网络全部留下来了。英国的国内市场被这张网络整合起来，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是跑在这些铁轨上的。那些铁轨是破产的铁路公司替一个帝国铺的。

19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电信公司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在全球海底铺设光缆，每一家的商业计划书都预测互联网流量每三个月翻一番。2000 年纳斯达克崩了。Pets.com 死了，Webvan 死了，eToys 死了，铺设光纤的那些公司大部分也死了。但光纤在地下，全部都在。

YouTube 是 2005 年才上线的，Netflix 流媒体是 2007 年才推出的，iPhone 和移动互联网是 2007 年以后才爆发的，云计算、SaaS、社交网络、短视频，所有这些后来定义了我们生活的技术，跑的全是那些已经破产的公司铺设的光纤。

投资者赔掉了裤子。光纤留了下来。

这是发生在 2000 到 2010 年之间最真实的经济事实。泡沫的产物永远比泡沫本身活得更久。

好了，历史聊够了。此刻的 AI 在佩雷斯的五幕剧里演到哪一场了？

一万亿美元在烧，AI泡沫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如果不自欺的话，现在的AI大概处于第二幕的尾声。狂热接近饱和，转折还没到，但你仔细闻，空气里已经有它的味道了。

先看几个数字。不是那种"据业内人士估计"的虚数，而是真有人从需求端一笔一笔算过的那种。

阿齐姆·阿扎尔，英国科技评论家，在全球科技决策圈里属于不需要自我介绍的那种存在。他有一个研究团队，花了几个月做了一件之前没有人认真做过的事。他们不是从供给端数芯片出货量，而是从需求端逐笔去重统计，把整个生成式 AI 经济的第一张完整地图画了出来。

结论是这样的。过去十二个月，全球生成式 AI 的终端市场真实收入是 1100 亿美元。年化运转率 1750 亿美元。增长速度大概是当年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互联网同期的三倍。而且这个是客户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真金白银，不是投资人账户之间转来转去的那种。

但翻到另一面，数字就有点让人坐不住了。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三家，2026 年的总资本开支预计超过 6000 亿美元，其中差不多四分之三直接扔进了 AI 基础设施。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算过一笔账：这三家公司的资本开支加上股东回报，已经超过了它们自己产生的内部现金流。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能靠自己的利润来养活自己的扩张了。未来几年，它们需要从公开市场上额外融资 1.5 万亿美元来填这个窟窿。

1.5 万亿。这个钱从哪来？从养老金、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的口袋里来。从那些本来应该买美国国债的机构手里来。微软和谷歌正在和美国联邦政府争夺同一批资本。这个事实本身，比任何估值指标都更能告诉你泡沫走到了哪一步。

关于资本环境的长期变化，哈佛商业评论最近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直接：廉价资本终结了。它的逻辑很简洁。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把利率压到地板以下，大企业借钱的实际成本在那十几年里趋近于零，税后借贷成本甚至低于通胀。

现在三股力量在同时推高长期利率：联邦债务持续膨胀，AI 基础设施在烧一个史无前例的窟窿，能源系统，包括电网、核电站、输电线路升级，同样需要天文数字的投入。贝恩的宏观趋势研究组预测，到 2030 年，大型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会回到高个位数。

这个趋势的含义比它听起来更深。它不只是说借钱变贵了，它是说随便借钱、随便试错、随便烧钱的那个时代，在结构上结束了。

但先别急着下结论。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数据，也是阿扎尔团队从需求端挖出来的。

token 的价格每跌 10%，token 的消费量增加 12% 到 18%。总支出不降反升。这不是一个新现象。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蒸汽机效率提升以后，英国的煤炭消费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暴涨了，因为更便宜、更高效的蒸汽动力打开了之前根本不存在的用途。

一百多年后，AI 的 token 和当年的煤炭服从同一条曲线。价格在降，需求在涨，而且涨得比价格跌得更快。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能简单说这个泡沫是空的。它下面垫着真的东西。真的电力在被吃掉，真的水泥在搅拌，真的制冷管道在工厂里被弯成需要的形状，真的收入在增长，几百万真的工程师、设计师、分析师、学生，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和机器一起想问题。

泡沫和虚假不是同义词。泡沫是价格跑到了价值前面，跑出去很远。但价值本身是存在的。 跑在前面的那个距离就是泡沫本身。跟在后面的那个东西，就是下一代的基础设施。

这就自然引到了下一个问题。价格跌回来的时候，那些真的东西，哪些会留下来？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的东西，会被谁拿到？

崩盘不是谋杀，是清洁

回到潘德。他那篇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泡沫会破"的预测，那个不需要他来说。他真正独特的地方是下面这个判断。

他说崩盘能做三件繁荣期绝对做不到的事。三件只有崩盘这种暴力机制才能强制执行的好事。

第一件，它完成建设。你注意一件事。音乐停止的那个瞬间，你低头看脚下：新基础设施已经在下面了。电网已经接上了，数据中心的钢筋混凝土已经凝固了，数百万人的技能和肌肉记忆已经被训练出来了。

这些东西不是在崩盘那一刻突然从天而降的，它们是在狂热期用超量资本砸出来的。狂热之所以叫狂热，就是因为它用一种理性投资者无法理解的速度，把未来十年的基础设施提前建完了。芯片会迭代、会折旧、会在几年后变成废铁，但电网接入留下来了，数据中心外壳留下来了，那一代人使用 AI 的思维习惯留下来了。

第二件，它让资本恢复清醒。这不是道德训诫，是真实的激励机制切换。繁荣期的资本问的是一个叙事问题：这个故事能融下一轮吗？它追逐风口，追逐估值倍数的纸面游戏。

崩盘之后，资本被教育了一遍，它问的是一个更土的问题：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自己赚到钱？这两个问题对应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形态。前一种造独角兽，后一种造企业。独角兽靠故事活着，企业靠现金流活着。泡沫期批量生产独角兽，崩盘后幸存下来的才是真正的企业。

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它强迫社会做一件繁荣期绝对不会做的事：坐下来，重新设计规则。

繁荣期有没有人能讨论"AI 应该怎么被治理"这类问题？当然有人在讨论。有人一直在讨论。但他们的声音被钱的声音压住了。AI 的版权边界在哪里，算力基础设施该掌握在谁手里，什么工作即使 AI 做得更好也应该保留给人类，什么样的决策永远不能被自动化。

这些问题在繁荣期没有答案，不是因为人们不想回答，而是因为不回答的人赚到的钱比回答的人多得多。

崩盘改变的就是这件事。它用一种没有任何其他机制能替代的方式，把旧答案在同一个瞬间全部作废。"市场永远正确"？不，市场刚刚错了。"指数永远涨"？它刚跌了。"大象永远不会倒"？你看地上。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有一段话，被后来的人反复引用了一百年。

他说："危机恰恰在于，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无法诞生。在这个空位期，形形色色的病态症状都会出现。"

葛兰西说的"空位期"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段什么都没有的空白时间。它是一段旧答案已经全部作废、但新答案还没被生产出来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什么都愿意信，因为他们之前信的东西刚刚被证明是错的。

你仔细体会一下这种状态。假设你是 1929 年 10 月 30 日早晨醒来。昨天你的股票还值今天的好几倍，昨天你还相信华尔街的银行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昨天你还觉得美国的繁荣是永久性的。今天这些信念全部碎了。你看着报纸不知道该信什么。但你又必须信点什么东西。人在这种状态下的判断力是最脆弱的，也是最容易被点燃的。

这就是空位期。很危险，也很珍贵。

危险在什么地方？危险在，空位期不挑答案。哪个答案传播最快、组织力最强、给出的情绪满足最满，它就填进去。正确的答案从来不一定跑得最快，让人在情绪上最舒服的答案才跑得最快。

珍贵在什么地方？珍贵在，这是好答案唯一能大面积被人听见的时刻。繁荣期，好答案的声音被钱淹没了。崩盘之后所有人都在听，所有人都在找，所有人都在等一个能让自己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的解释。

潘德把这个逻辑浓缩成一句话：

”泡沫决定问题在什么时候被提出。我们决定在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架子上已经放了什么东西。“

软着陆是一种你看不见的慢性死亡

写到这里，应该会有人觉得我在说崩盘是好事。有人在崩盘里失业，有人攒了一辈子的钱蒸发掉，好公司跟坏公司一起被拖下水。不会有人替崩盘叫好。

这篇文章真正要说的重点，其实不是崩盘本身，而是崩盘之后那个极其狭窄、稍纵即逝、但也是唯一能重建规则的机会窗口。我们应该问自己的是，你有没有为那个窗口提前做准备。

而且，这里有一个更残酷的逻辑需要你面对：不是所有的"不崩"都是好事。

首先，崩盘和萧条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崩盘是被动的，泡沫有多大，纸面价值跌回真实价值的那个瞬间就有多惨烈，这件事不听任何人的。但萧条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它取决于我们重建得有多快，有多好。

1929 年崩盘之后之所以变成了一整个大萧条而不是一次普通的熊市，不是因为崩盘本身特别大，而是因为当时的货币当局在旧规则已经明显失效的情况下，又硬撑了四年没有做出改变。四年。四年足够让一次金融崩盘发酵成一场社会灾难，足够让一批本来可以在六个月之内被重新吸收的失业变成永久性的结构性失业。

潘德提了一个比"崩盘和萧条要分开"更极端的判断。他说，软着陆未必是好事。

这句话很反常识。美联储、各国央行、所有的基金经理、几乎所有的商业媒体都在追求软着陆。软着陆的意思是让泡沫慢慢消下去，不要剧痛，不要崩，像气球漏气而不是爆炸。这听起来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但潘德说不是。一个过于温和的衰退从来不打破旧习惯，它只是让增长恢复、让金融继续坐在驾驶座上、让底层的矛盾原封不动地保留。佩雷斯给这种状态取了一个很精确的名字：镀金时代。黄金时代和镀金时代的区别在哪？

黄金时代是制度被重写了，增长的收益被更广的人群分享，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的变好了。镀金时代是增长恢复了，数字好看了，但分配的格局、权力的结构、制度的设定跟崩盘之前一模一样。那些在旧制度下活得最好的利益结构，经过一次温和衰退的筛选，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被加固了。

关于这件事，有一位经济学家给了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但无法反驳的微观解释。曼瑟尔·奥尔森，他在《国家的兴衰》这本书里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社会只要稳定足够久，就一定会长出一层比一层厚的"分利联盟"。行业协会、专业垄断、寻租网络、各种卡特尔，这些结构已经学会了在旧规则下抽取远远超出自己贡献的收益。

你猜缓慢的衰退能不能打碎这些壳？不能，它会做相反的事。

蛋糕在缩小，但这些壳还在，它们会在缩小的蛋糕上进行更疯狂的争夺，每个分利联盟都变本加厉地保护自己那块，因为"蛋糕变小了"对所有人都成立，所以"我要抢得更凶"也对所有人都成立。

只有一次剧烈的、把所有桌子同时掀翻的冲击，才能把这些壳震碎。崩盘的"暴力"在于它不跟分利联盟谈判，它直接清除它们的生存条件。

所以我说的"让它崩"，说的不是盼着别人失业、破产、赔光。

我说的是，有些制度变革，只有在一切常规手段都失效之后才会发生。 缓慢的腐烂比快速的清算更糟，因为缓慢腐烂允许你在病症中活着，并管这种状态叫稳定。

潘德把底线画得很清楚：崩盘不保证你得到黄金时代，它只给你一个机会。而机会的窗口是非常窄的。你如果在窗口打开的时候手上什么都没有，崩盘就只是一场灾难。

"第四支柱"：为崩盘后的世界做准备

好了，那提前准备，到底准备什么？

潘德的方案叫"第四支柱"。他说每一次技术浪潮在转折点之后，前三根支柱会自动长出来。新技术本身，从废墟中被重新打捞出来的旧知识，还有那些不管怎么崩都继续存在的资本。但第四根不会自动长。第四根是"一个关于人在新的时代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共享答案"。

你仔细看这个答案。它不是一份政策白皮书，也不是一套监管框架，它比那些都深。它问的是一个你平常刷手机不会想到的问题：当机器能做大部分我们以前称之为"工作"的事情以后，人的位置在哪里？

不是"人靠什么赚钱"的位置，是"人被用来干什么"的位置。是意义的位置，是尊严的位置，是人之所以还值得被称作人而不是一种可替代零件的那个位置。

潘德说，这个答案不能在崩盘之后才开始想。崩盘来的时候，架子上有什么，社会就选什么。你不提前把东西放上去，放在最显眼最顺手那一格里的，通常就是最廉价、最容易传播、但最坏的那个答案。

我理解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但反复读了几遍之后，有一个地方让我卡住了。

不是说他错了，是他的表达容易被误解成另一件事。"提前建好第四支柱"如果被理解成"提前写一份标准答案，等到崩盘了拿出来告诉所有人这就是答案"，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支柱，是预制件。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讨论过一个概念叫战略性无知。它是指在信息泛滥到足以淹没判断力的时代，真正的判断力要求你主动不看大部分东西，而不是训练自己什么都看。这个概念底下有一个更深的信任：真正的共识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的，是人在自己的经验中主动筛选、比较、确认出来的。

预制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跳过了筛选。它把答案和得出答案的痛苦过程拆开了。而思想史反复告诉我们一件事：跳过过程的答案，在压力面前没有免疫系统。

有一个人帮我想清楚了这种区别。伊万·伊里奇，奥地利出生的激进思想家，1973 年写过一本叫《欢愉的工具》的书。伊里奇有一个很让人不适的观察。

他说，任何在旧范式内部预先设计好的工具，不管你出于多么好的意图，它都天然带着旧范式的认知局限。因为设计它的人被泡在旧范式里，他用来思考问题的概念工具被旧范式设了上限，他以为的"最优解"是旧范式定义下的最优解。他不是不想想出更好的东西，他是不知道还有别的衡量标准。

如果伊里奇的判断是对的，那"在 AI 泡沫的范式内部去设计泡沫破灭之后人该怎么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被污染的项目。你设计出来的答案不管多漂亮，大概率已经被泡沫的逻辑腌入味了。

但是，但是。这两份洞见不应该被理解成互相取消。它们不是非此即彼，它们是两层。潘德说的是方向，你必须提前动手。伊里奇说的是方式，你不能用旧工具建新房子。

如果把它们叠在一起，叠出来的东西比你单独读任何一方都更有力量。也许"第四支柱"不应该被想象成一座在崩盘之前完工的建筑物，等着在崩盘那天揭牌。也许它应该被想象成一块在崩盘之前翻松的土。

你提前做的，不是在崩盘前写好一份关于"人类未来该怎么活"的终极手册。你提前做的，是建立一整套允许答案被快速试错、被尖锐批评、被迭代替换、被自愿退出的制度和土壤。

书是土。学校是土。开源模型是土。能让不同答案在同一个公共空间里公平竞争的规则是土。允许一个人退出某套共识而不会被社会性排斥的自由，也是土。

这个区分不是文字游戏，它是我能想到的能同时让潘德和伊里奇都成立的那个交叉点。而且它和历史是吻合的。

美国新政不是在 1933 年罗斯福宣誓就职那天突然被一群聪明人关在房间里写出来的，新政背后的那些观念、制度经验、社会组织能力，在美国社会的土壤里已经长了几十年了。

进步主义运动、劳工运动积累的组织技术、赠地大学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代受过教育的公民、社会福音运动对共同体责任的重新阐释，这些东西在崩盘之前已经铺在那里了。它们在平常时期没有执政，它们在等待一个把所有旧答案全部作废的危机。

危机来了，它们从土里长出来。罗斯福没有发明新政，新政是从一块已经翻了三十年的土里长出来的。

反过来想，如果土是板结的。如果过去三十年没有人翻过它。如果在繁荣期，书被流量取代了，学校被技能培训取代了，公共辩论被算法推荐取代了，社区组织被利益集团取代了。那崩盘来的时候，土里什么也长不出来。

在源头分配AI经济的利益

说完了"第四支柱"应该是一块土而不是一座预制房，接下来要聊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土里要埋什么种子？

潘德的答案很简单。他不想要更多人领补贴，他想要更多人当股东。他说了一句穿透力很强的话：传播手段，而非收益。

人类这次面对一个财富极度集中、而且还在加速集中的泡沫，直觉的反应永远是税收和再分配。对那些在泡沫里赚了最多钱的人征重税，用这些钱来兜住那些在泡沫破裂后被抛出去的人，失业保险、救济金、食物券。

这个思路很直接，也确实是必须保住的底线。但潘德说光有这个不够，因为你只是在下游分水。你再怎么分，上游的河道还在同一个人手里，下一场大雨来的时候水还是往同一个方向走。

而且他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论证了为什么这次靠税收可能分不动。新财富的移动性太强了。1940 年代的工业资本是插在地上的，工厂在底特律它就跑不掉，你可以对工厂征税，可以强制它和工会谈判。

但 2026 年的 AI 财富不是工厂，是代码，是模型权重，是存储在云端、随时可以在不同辖区之间迁移的数字资产。公司和人也一样，最值钱的那部分人和那部分公司，搬家只需要一个决定。钱跑得比法律起草的速度快。

所以他的方案是绕过税收，直接在生产端做文章。在算力、模型权重、训练数据的控制权还没有被三家公司彻底垄断之前，趁泡沫还在烧钱、这些层面还很便宜的时候，把使用权和所有权从源头分散出去。

多一个普通人能在本地跑开源模型，多一个开发者能拿到廉价的推理算力，多一个学校能把 AI 基础设施当作公共品来使用而不是每个月给云服务商付账单。

我读到这个主张的时候，脑子里跳出的不是任何一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而是《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十八世纪的。1797 年，法国大革命结束没多久，潘恩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叫《土地正义》。他在里面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很奇怪的论点。

他说土地这个东西本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没有哪个个人创造了土壤和雨水。当土地被私有化、被圈起来、被买卖、被继承，每一个后来出生的人都被剥夺了一份他本应继承的"自然遗产"。

潘恩的方案在今天看来仍然相当激进。他不主张对地主征税，他主张在每个人成年的时候，不管穷富，一次性发放一份国家地产基金的份额。这份钱不是救济金，不是福利，它是"每一个作为人类共同体成员的人应得的原始股"。

你听懂了吗？潘恩说的不是穷人应该被帮助，他说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继承文明的共同遗产。在 1797 年，这个遗产叫土地。在 2026 年，这个遗产可能叫算力基础设施。

潘恩的方案从来没有被实行过，但他提出的那个逻辑结构是完整的。有一些东西天然属于所有人，你不能通过税收在下游纠正它被重新分配的后果，你必须在源头保证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条支流。

我不是在说这个方案可以原样搬到 AI 时代，我说的是它的逻辑结构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接近"传播手段而非收益"的思想史前驱。

与此同时，历史上确实有人真正试过一次，在真实的政治制度里，把"不是分钱，是分股份"这件事做了一遍。1970 年代的瑞典，工会经济学家鲁道夫·梅德纳提出了一个方案叫"工薪者基金"。

每年，瑞典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不发现金，而是以新股的形式强制注入由工会管理的基金。一开始基金占的股份很小，但只要持续几十年，工人就会逐渐成为企业的集体大股东。逻辑和潘恩是通的，不是在下游分利润，是在源头分产权。

计划在 1983 年以严重弱化的版本被立法通过，1991 年被瑞典资产阶级联合政治反扑彻底废除。它失败了。但它失败的方式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信息。它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在生产层面分散所有权遇到的阻力，和在消费层面做再分配遇到的阻力，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因为前者碰的是权力结构，后者只碰了现金流。梅德纳计划被废除的时候，瑞典资产阶级动用了一切你能想到的政治资源，因为如果那个计划继续执行下去，几十年后他们就不再是企业的唯一主人了。

第二，梅德纳计划有一个致命的空洞。它没有"第四支柱"。瑞典社会在那之前没有提前建立过一套关于"为什么工人应该集体拥有生产资料"的思想共识。它只是一个聪明的工会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方案，被立法程序推着往前走。政治反扑来的时候，它下面没有任何思想土壤可以依靠。

一棵没有根的树，风一吹就倒了。

这篇文章有点长了，直接用潘德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来结尾吧：
让它崩，只是别在它崩的时候两手空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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