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关系解冻的动因与局限

作者：黄裕舜

（Brian Wong）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基于共同的经济与战略利益，中加两国正谨慎修复双边关系。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国内政治制约以及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将继续限制两国实现更广泛的和解。

5月底，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渥太华。这是十年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加，也是中加关系据称已从低谷中恢复的显著标志。过去十年，两国关系一路波折，2018至2021年轰动一时的“三M事件”（孟晚舟事件和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案）、所谓技术窃密和间谍活动的指控与猜疑、新冠疫情，以及加拿大国内对华不满情绪急剧上升，这一切共同导致了双边关系的严重恶化。

在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会晤中，王毅明确将卡尼去年访华誉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关键转折点。这番表态带有外交策略考量：既肯定卡尼初露端倪的外交理念，也在话语层面将其与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拉开距离。

双边会谈中，卡尼重申对“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持，这恰好契合中方乐见的外交话语体系，尽管是修辞层面上的。这一提法并非偶然，它呼应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表态，即采用“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方法，与政治经济格局与加拿大截然不同的国家接触。当然，卡尼主动推动的和解（至少在元首互动与情感层面）并非没有争议，国内批评者指责其妥协退让，未能让绝大多数加拿大公民从中获益。

▲1月14日，加拿大总理卡尼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图源：新华社）

中方多年来也清晰意识到，同全球北方国家打交道，必须顾及其国内民意，理解成熟西式民主政体政客面临的种种制约与多重权衡，尤其是像加拿大这样以自身稳定、开放为荣的国家。要求这位刚上台的总理在政策和言辞上做出180度转弯，不仅不切实际，更会消耗掉近年两国积累的脆弱善意。

昔日友好缘何陷入僵局？

梳理历史背景至关重要。卡尼政府这种战略模糊、措辞灵活的立场并非首创。早在邻国美国尼克松总统历史性访华的数年前，莱斯特·皮尔逊总理领导的加拿大政府便决定搭建与新中国的秘密沟通渠道，理由是孤立中国不利于“世界和平及联合国框架下战后集体安全体系的完整”。在继任者皮埃尔·特鲁多领导下，加拿大于1971年成为首批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在发达经济体中开创了先河。时至今日，加拿大仍有大量战略界人士认为，中加不存在根本性的领土与战略利益分歧，渥太华应对这个共享太平洋通道、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

但2010年代初以来，前文所述种种矛盾点让这一动态蒙上阴影。加拿大国内国安、防务领域声音不断增多，指称中国干涉其内政。加上2018至2023年间中国许多外交官采取了更为尖锐和强硬的姿态，外界普遍形成一种印象，即北京有意向太平洋对岸输出影响力。中方部分机构也形成固有判断：在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期间，加拿大始终对美国言听计从。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掀起供应链安全化浪潮，中方以稀土、新能源产业链作为博弈筹码，令加拿大外交官产生新的担忧，他们害怕被本国经济所高度依赖的国家“卡脖子”。

且不论这些担忧是否属实，但互不信任的种子已然埋下。在贾斯汀·特鲁多饱受诟病的执政后期，中加关系一路断崖式下滑。即便有多米尼克·巴顿大使这样的人士付出勇敢努力，凭借丰富经验和对中国商业的深刻理解成功解决了“三M事件”，也未能挽回颓势。

另一位领导人，另一种命运？

近期两国积极重建互信，背后动因何在？主流观点认为，根源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反复无常、利己且强硬的态度。从关税威胁到对加拿大主权的嘲弄，特朗普让许多加拿大人对其本人乃至美国心生反感。事实上，卡尼能在大选中击败对手，部分原因在于选民认为其竞选对手与特朗普有某种联系（尽管未被证实）。

▲1月16日，中加贸易与投资晚宴在北京举行。

但笔者观点与主流看法有部分不同。作为从牛津毕业的技术官僚，卡尼深知加拿大未来的增长必须依赖于加强在全球商品市场的准入、扩大高等教育等服务出口吸引力，以及积累对美国、欧盟、其他长期合作伙伴以及印度、东盟等新兴大国的议价资本。中国是加拿大商品潜力巨大的市场（尽管市场准入门槛客观存在），也是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核心环节，不能被排除在外。凭借大选大胜所带来的政治授权，卡尼认为当下可以优先推行以经济为核心的务实决策，不必一味迎合国内极端意识形态反华派与安全鹰派的情绪。当然，此番博弈能否成功，关键要看北京能否拿出实际对等举措，而非仅停留在口头承诺。

与之对应，中国为双边关系设定底线。由于美国关税持续加码、拜登政府对华遏制布局产生负面影响，以及逐步认识到中国目前尚无法与全球北方脱钩，中方对G7多数经济体采取了更为克制的外交姿态（尽管实践中自信与底气日益增强）。即便高市早苗言论引发中方强烈抗议，中日关系充满波折，但过去一年两国关系仍相对稳定。颇为矛盾的是，特朗普制造的全球乱象虽客观提升了中国软实力，但中加关系真正迎来缓和契机，却得益于中美元首缓和对话带来喘息空间。一个对华更友好的美国政府或许不会对邻国变得更具吸引力，但确实为加拿大等中等强国带来更多战略回旋余地。

前路尚存结构性阻碍

前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中加贸易失衡问题客观存在，加拿大企业在华经营时，也会不断寻求更长期、全面的知识产权与商业权益保障。渥太华的外交官与技术官员还必须直面国内民粹主义声音，那些人以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分歧为由，呼吁两国经济系统性脱钩。

对中方而言，也必须真正接受一个现实：在多元结盟的国际格局下，各国会越来越多地同时与中国和中国首要地缘战略对手开展合作。只要北京坚持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它也应具备战略共情，理解加拿大对现代经济关键原材料高度依赖中国的担忧。如今美国对华施压持续加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常务副国务卿、副国务卿等中高层官员，以及商务部等技术官僚部门频频向加拿大施压，渥太华不得不适应一种新常态：中美双方尤其是美国会不断要求它选边站队。

若加拿大无法通过储备关键战略物资实现真正战略自主，该国的平衡外交能在中美之间维持多久？这是一道棘手难题，答案唯有加拿大领导层能够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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