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后，“美国梦”褪色了吗？

◆美国纽约港，一艘帆船从被视为“美国梦”象征的自由女神像前驶过。（图源：路透社）

文/思齐 方晨宇

编辑/漆菲

与许多建立在民族、宗教或血缘基础上的国家不同，美国一直用“美国梦”这一共同信念来维系社会：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奋斗，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命运，它承诺自由、平等和机会，也塑造了美国长期以来“机会之地”的对外形象。

“美国梦”一词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好、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

而在此之前，美国早已被视为一片承载个人和集体抱负的土地。从早期清教徒将北美新大陆想象为一座被世界注视的“山巅之城”，到《独立宣言》中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宣示，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还耗资5亿美元建了一座博物馆——“米尔肯美国梦推进中心”，用于颂扬这一理念。

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已被时代抛下，“美国梦”也变得遥不可及。对不少人而言，自由不再是宪法文本或政治口号中的权利，越来越受到经济压力、社会分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限制。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马克·罗伯特·兰克（Mark Robert Rank）认为，即便如此，“美国梦”也并未完全失去意义，它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代表许多人眼中美国最美好的一面。“如何让那些失去上升机会的人重新接近它，将关系到‘美国梦’的未来。”

“美国梦”变得越来越贵

作为社会学者，兰克调查了从露宿街头的老人到亿万富翁的企业家等数十名美国人，试图理解今天人们如何定义“美国梦”，以及它是否比过去更难实现。

他发现，“美国梦”大体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经济上的基本承诺，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就应获得有保障的生活，包括住房、养育子女和安享晚年；其二是希望与乐观，即相信个人可以进步，每一代人都应比上一代过得更好；最后则是自由。

◆2026年2月，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片新建住宅区在施工中。该州曾是美国房价低地，如今房价上升，居民想要拥有一套住宅变得越来越难。（图源：美联社）

从这三重含义看，“美国梦”的确越来越难实现。尤其在物价飞涨的眼下，美国年轻人面临严峻的生存现实。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3年以来，美国男性全职员工工资中位数基本停滞；与此同时，低薪、兼职且缺乏福利保障的岗位越来越多，住房、医疗、托儿和高等教育成本却在过去40年间大幅上涨。对低技能劳动者而言，例如卡车司机、邮政职员等群体，实际收入甚至出现下降。

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代际进步，也在失去确定性。兰克指出，如今年青一代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其父母，这在美国历史上富有标志性意义。过去50年间，低收入劳动者的经济向上流动性也在放缓，意味着他们攀上机会阶梯的难度更大。

个人选择的自由感也在下降。2007年，87%的美国人表示对“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感到满意；到2024年，这一比例降至72%。这一比例在女性群体中下降得更明显，从2007年的85%降至2024年的66%。

生活账单压垮了对美好未来的想象，曾可用于旅行或犒劳自己的退税款，如今成为一些人维持生活的保底资金。

从住房到医疗，再到餐桌，美国居民日常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住房成本同比上涨3.4%，医疗保健服务上涨3.6%，食品价格整体上涨3.1%。其中，水果和蔬菜价格同比上涨6.1%，非酒精饮料（包括咖啡等饮品）上涨5.8%，外出就餐价格上涨3.5%。

◆2026年4月29日，美国芝加哥一家超市货架上的牛肉价格高涨。（图源：美联社）

此外，因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迅速传导至日常生活，推高了食品、机票和生活开支。能源价格飙升也直接推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升，反过来限制了美联储的降息操作，进而对股市及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与美国建国200年的时候相比，最近50年的社会结构已被重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1970年至2024年，美国人口增加超过1.2亿，总人口约3.4亿；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0%升至18%，这意味着医疗、养老、劳动力供给和社会保障体系承受了更大压力。

此外，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比持续下降，西班牙裔人口比例增长四倍多；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4.7%升至2024年的14.8%。总而言之，美国变得更老龄、更多元，也更依赖移民。

与此同时，美国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南部和西部迁移，这些区域的人口占比从1970年的不到一半到如今超过六成。“阳光地带”的崛起，折射出产业、住房、气候和政治版图的重组。

年青一代中晚婚的变多、生娃的变少。目前，美国已婚成年人的比例为50%，低于1970年的69%。50年前，美国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约3个孩子，自1990年以来，这一数字长期徘徊在2个左右。

“我热爱我的社区，但由于严格的堕胎禁令和经济不稳定，我一直犹豫要不要买房，甚至生孩子。”居住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丹妮尔（Danielle）说，“这里不再是我认识和成长的那个国家了。‘美国梦’不过是个笑话。”

曾经象征“美国梦”的住房，如今离美国中青年一代越来越远。拥有自己的房子，不再是人生的默认选项，而成为难以企及的目标。

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扫地出门》一书中把住房危机写成一种结构性困境：“并非穷人不会规划生活，而是住房成本先一步吞噬了他们的生活空间。美国多数家庭要将超过一半的收入用于住房，至少四分之一的家庭要把超过七成的收入花在房租和水电上。住房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消费压力，而能将一个家庭长期锁在不稳定状态中。一旦房租稍有拖欠，一次急诊、一张水电账单、一次修车费用，都可能把一家人推向被驱逐的命运。”

◆2026年6月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惠灵，一栋待售住宅外竖着“出售”标识。（图源：美联社）

对Z世代（1997-2012年之间出生的人）来说，这种压力更为直接。很多人搬家是因为留在原地不再现实。这种损害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大量美国年轻人不再相信自己能负担得起理想的居住环境。

学生贷款债务是千禧一代（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买房路上的主要障碍。32岁的斯蒂芬·布歇尔-里格（Stephen Bucher-Regg）来自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对他来说，拜登政府的“储蓄计划”一度减轻了还款压力，使得他能买下第一套房。他原本打算随着结婚生子，换一套更大的“永久住宅”，这一计划如今被迫搁置。

“我们一直在推迟换房计划。”里格说，由于学生贷款还款额提高、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前景不明、利率居高不下，加上医保不确定性，他和妻子不敢再承担新的财务风险。

人工智能的进步也在重塑企业对人才的估值逻辑。对背负教育成本、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入门级岗位的减少意味着他们尚未站上职业阶梯，机会就被抽走。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人来说，当企业发现算法比雇用员工更便宜、更高效时，职业安全感随之下降。

种种变化也在重塑美国人对“美国梦”的理解。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仅仅增加6000多美元的债务就足以让一个家庭濒临破产。因此，对越来越多美国家庭来说，“美国梦”不再是改变命运，而是守住现有生活。

美国阿奇布里奇研究所（Archbridge Institute）202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梦”的排序发生明显变化。83%的受访者将“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列为最重要的内容；80%的人看重“稳定的家庭生活”；72%的人希望“能够体面退休”。相比之下，拥有豪宅、获得高收入职业等传统成功标志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年轻人越来越少谈论“向上流动”，越来越多谈论“稳定生活”。

谈及对未来的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被问及50年后美国的发展前景时，悲观者（44%）远多于乐观者（28%）；被问及“美国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还是仍在前方”，约60%的美国成年人选择“已经过去”。

不过，在共和党选民，尤其MAGA支持者看来，“美国梦”依然存在，只是被全球化、移民潮和政治精英所削弱，需要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来重建。而在许多民主党支持者眼中，“美国梦”遭遇的困境并非个人努力不足，而是财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下降以及制度性不平等日益固化。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格林（Steven Greene）曾在课堂上以欧洲国家作比较：“对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丹麦才是‘美国梦’落地的地方，多项指标证明当地社会阶层流动性优于美国。”但他也提到美国的优势：“比如心肺移植、前沿癌症细胞疗法，美国的医疗资源依然无可替代。”

华人移民眼中的“美国梦”

在讨论“美国梦”时，华人群体常被视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察样本。对许多华人而言，“美国梦”并未消失，而是从一种近乎确定的成功叙事，变成了一项需要反复权衡成本与收益的人生选择。

美国华人张西川从小尚武，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武术与英语，成为他在美国立足的两大法宝。

1995年，他来到特拉华大学体育学院教授中国武术，包括太极、功夫、防身术和气功。

张西川告诉《凤凰周刊》，初到美国时，心里的“美国梦”并不复杂：努力学习、辛勤工作，掌握世界先进的信息技术，让人生有更大的舞台，同时把中国传统武术传播出去。

英语专业背景让他较快跨过了语言关，但真正的困难并不是语言。特拉华大学周边交通极为不便，没车寸步难行。刚开始买不起车，他只能靠骑自行车通勤。张西川坦言，每逢节日，孤独感尤其明显。头几年，他还经历过车祸和打官司，好在身边有华人朋友和中国社团彼此扶持，生活不至于完全失重。

这种落差，让他更早认识到美国社会运行的另一面。张西川说，中国人习惯亲友间互相帮忙，但在美国，很多事情更强调自己解决。刚开始他没有银行账户，可有些账单必须用支票支付。起初他会向朋友借，但次数多了，对方会提醒他：“你应该去开户、自己处理这些事情。”

在他看来，美国社会会用一种更有边界感的方式，迫使新移民学会独立。“它并不是想象中遍地黄金的地方，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1997年之后，张西川告别武术，投身计算机领域。这个转身既有兴趣因素，也有现实压力，毕竟单靠武术很难养家糊口。再之后，他作为网络工程师在美国大型企业、宾夕法尼亚州教育系统及学校相关机构工作。

2012年起，张西川转入信息安全领域。之后一边工作，一边在雪城大学攻读信息安全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到目前，他从事信息安全已有十多年，主要服务大型企业，也参与过电力部门相关系统的保护工作。

◆张西川在其工作的费城PECO办公楼内。PECO是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电力与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受访者供图）

可以说，张西川的职业轨迹浓缩了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重新学习、适应转型、重新获得认可的过程。谈到对美国的身份认同，张西川说，这种感觉是在准备入籍考试、参加宣誓时变得清晰的。“成为美国公民后，在工作上确实感到便利，毕竟和政府部门合作时，如果不是公民，很多项目难以开展。”

但身份改变并不意味着情感割裂，张西川几乎每年都会回国，也还是中国胃。新冠疫情期间，他积极奔走，曾组织将一飞机的抗疫物资寄回国内。

只不过，时隔三十多年，张西川对“美国梦”的理解不再相同。他认为，相比个人成功，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别人成功。“我希望能让更多华人融入美国社会，也希望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张西川并不回避在美国受到的挫折。尤其转入网络安全行业后，他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如何申请政府项目，也具备能力、证书和项目经验，甚至出版过相关书籍。但直到现在，他的公司仍未拿过大的政府项目。而如果其他族裔成立的公司做同样的申请，多半能成功。他曾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负责人询问原因，对方承认，对由华人创办，且从事网络安全领域的企业，美方往往采取更为谨慎的审查态度。

伴随着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华人企业在美国面临的审视一直存在。他认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不了解亚裔文化的人，确实容易存在偏见甚至敌意；另一方面，华人以及亚裔对美国政治、公共事务和人权议题的参与不够积极，不像其他族裔那样主动发声。“这是我们的缺陷。积极参与，至少能有一席之言，完全不参与，就没有人代表亚裔发声。”

◆张西川在费城一场社区活动上发言。移民近30年后，他希望推动华人和亚太裔群体更积极地融入美国公共生活。（受访者供图）

这种认识，也是他参与组织美国独立250周年相关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西川说，“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是希望动员华人华侨和亚太裔社区更积极地进入美国公共生活，讲出自己的美国故事。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华人移民不是轻松致富，而是长期打工、做两份甚至三份工、省吃俭用才换来今天的生活。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讲出来。”

◆张西川（右一）在费城独立宫广场参与组织美国独立250周年相关活动。（受访者供图）

他和伙伴们还设立了亚太裔活动网站，并提供中文内容，活动对象面向华裔、印度裔、韩裔、日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亚太裔群体，核心是体现多民族亚裔与美国社会的融合，这项活动也被纳入美国250周年纪念体系之中。

在他看来，要提高华裔在美国的地位，首先要看得起自己，同时把华人对美国的贡献讲清楚。“今天在高科技、科研和教育领域，许多顶尖学生和人才都是华裔，这些事实需要被更多人听见。”

为了让华人社区拥有更集中的表达平台，张西川在2024年成立了美国华人华侨工商总会（Chi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这是一家在宾夕法尼亚州注册的非营利机构。

据他介绍，对于政府资助、项目机会和商业资源，很多华人企业并不知道该如何获取。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语言和写作能力的限制。申请政府项目，不能只是会英语，还要会写有竞争力的计划书。总会的宗旨是帮助华人华侨企业获取商业、教育、政府资金、合同项目、扶持金和社会发展机会，也希望在中美之间、华人社区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搭建桥梁。

对于如今的美国是否仍适合移民创业，张西川的判断更为谨慎。他坦言，现在在美国办理身份确实比过去难很多，尤其是近年的政策，对学生和绿卡申请都有更严苛的要求。但他认为，想要找到一席之地，关键是要找对方向。“与美国基础设施、电力建设、网络安全、现场网络建设、主机维修相关的工作，不容易外包，也不容易被AI替代。护理行业也类似。选择专业时，要考虑哪些工作需要在美国本地完成。”

共识不再，美国是谁？

曾几何时，美国被无数移民视为充满机会与希望的“应许之地”，如今围绕他们的却是不安和恐惧。枪支暴力、毒品危机、街头犯罪、非法移民争议以及不断升级的政治极化，塑造出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安全焦虑。

这种焦虑在一次次暴力事件中被不断放大。仅在2025年，美国至少发生了75起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当年12月13日，位于罗得岛州的布朗大学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造成2名学生死亡、9人受伤。当时正值期末考试周，一名枪手闯入教学楼开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事故发生后，不少学生表示，这已不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经历校园枪击事件。

更早的9月10日，美国知名保守派意见领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遭遇枪击身亡。遇害前，他正与现场观众讨论枪支暴力问题。

◆2025年9月11日，美国犹他州奥勒姆，犹他谷大学学生在查理·柯克遇害后的守夜活动中相拥。（图源：美联社）

2026年4月，华盛顿再度发生震惊全国的安全事件。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一名持枪嫌疑人试图闯入会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多名政府官员紧急撤离。

连总统都成为袭击目标时，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出：美国究竟能否提供人们所期待的安全感？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不安全感有另一个宣泄出口，那就是边境安全问题。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问题长期位列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前列。毒品走私、犯罪问题等社会安全议题，往往与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边境议题逐渐演变为美国社会安全感危机的象征。

如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本土安全”重新置于国家安全战略核心位置。从修建边境墙到大规模驱逐移民，从恢复旅行禁令到强化执法行动，其试图通过更强硬的国家力量回应公众的焦虑情绪。

一个悖论由此出现：当“安全”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时，美国社会却并未因此变得更安心，反而陷入更不开放、更不自信、更缺乏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之中。

2025年夏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联邦政府的授意下，在洛杉矶展开大规模执法行动，引发持续数周的抗议和街头冲突。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于8月宣布全国进入“犯罪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2025年有超过25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其中62.2万人被遣返，其余为自行离境。

与此同时，围绕执法行动的争议不断扩大。2026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一次行动中开枪打死美国公民蕾恩·古德（Lynn Good）。明尼苏达州州长、民主党人蒂姆·沃尔兹表示，这是联邦政府“危险且煽动性的执法行动”所造成的结果。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古德的照片被贴在她遇害地点附近的灯杆上。（图源：MPR News）

数周后，37岁的重症监护室护士兼退伍军人杰弗里·普雷蒂（Jeffrey Pretti）在抗议现场被联邦特工击毙。官方称其持枪接近执法人员，但现场视频显示，他手中似乎仅拿着一部手机。连续两起恶性事件引爆美国社会，进一步加剧对于政府权力边界、公民权利以及公共安全的争论。

如果说安全焦虑改变了美国人的现实生活，身份政治则在重塑美国人对于国家的理解。

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美国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之上。也正因此，许多学者将美国视为一个“信条国家”（Creedal Nation），即一个依靠共同价值观，而非共同血缘、种族或宗教维系的国家。但进入21世纪，这种共同身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跨越种族、阶层和地域差异的国家认同，被愈发碎片化的群体认同所取代。

在建国250周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这种分裂被进一步放大：当越来越多美国人首先将自己视为不同肤色、不同信仰，抑或不同政治理念的支持者，而不是简单的“美国人”时，关于国家的共识变得难以形成。

围绕“美国是谁”这个问题，形成两套无法调和的叙事。对保守派而言，美国的根基仍是1776年的《独立宣言》、开国元勋以及自由民主的启蒙传统。特朗普政府主导的“America 250”系列纪念活动，也试图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荣誉和宗教价值观，重新唤起主流叙事的认同。

但在另一部分美国人看来，该国历史同样是一部奴隶制、种族压迫和制度性不平等的历史。以“1619计划”为代表的团体认为，要理解美国的起源，就必须回溯到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隶被运抵弗吉尼亚殖民地。美国故事不能光讲述积极的一面，必须正视奴隶贸易、种族隔离和结构性不平等留下的历史遗产。

一些历史学者甚至将这种裂痕追溯至殖民时代。在他们看来，美国从诞生之初就存在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来自象征清教徒理想与民主萌芽的“五月花号”，另一条来自运送非洲奴隶抵达北美的“白狮号”。前者代表自由与自治，后者象征奴役与等级秩序。而在25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在这两种历史记忆之间摇摆。

除了席卷全国上下的文化战争，美国社会还出现了另一条不断扩大的断层线——代际鸿沟。

◆6月14日，在白宫举行的“UFC自由250”综合格斗比赛期间，一名观众在国家广场举着一面美国国旗。（图源：盖蒂图片社）

最新调查显示，仅有39%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认为“美国人身份是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高达65%。

年青一代甚至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建国神话。在一项针对不同世代的调查中，40%的Z世代受访者认为，美国开国元勋更接近“反派”而非“英雄”，婴儿潮一代中持相同观点者仅有10%。

有评论认为，Z世代成长于“9·11”事件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却也成长于“反恐战争”的长期阴影之下。他们目睹家庭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经济低迷中艰难维系生计；在求学或步入职场之际，又遭遇席卷全美的新冠疫情，而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深层裂痕。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他们经历的并非繁荣、稳定与机遇构成的“黄金时代”，而是战争、金融危机、政治极化和疫情冲击交织而成的成长环境。持续累积的失望感与不确定性，正在重塑他们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认知。

诚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卡洛斯·罗沙达（Carlos Lozada）所说：“美国之所以成为机会之地、移民国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我们宣称自己如此，而是因为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成为这样的国家。”

（实习生朱若晚、刘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排版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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