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影“害”惨的晚清举人：我死了，为什么还要当“南霸天”？

作者：张龙杰

在中国，“南霸天”三个字，与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并称“四大地主”，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他是海南岛上那个油头粉面、阴险狡诈、拥有私人武装的恶霸地主，被红军女战士吴琼花亲手击毙，罪有应得。

然而，南霸天的故事与其他三个大地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刘文彩确有其人，黄世仁有生活原型，周扒皮背后站着周春富——但南霸天的“身世”更为复杂。他既是作家与导演联合塑造的艺术形象，又以一座气派的张家老宅“骗”了无数观众的眼睛。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靠近真实的那一端，还有一个被枪决的反动派与他紧密相连，而一个清白无辜的晚清举人，却因一座老宅替他背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骂名。

回望南霸天的百年沉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戏剧角色的盛衰史，更是一个艺术符号与历史真相相互纠缠的奇案。

一、银幕上的“土皇帝”：一个恶霸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1958年的夏天，作家梁信因被错划成右派，暂时中止了文学创作，只身来到海南岛寻求创作灵感。他偶然从《琼崖纵队军史》中看到了一段简短的记载：1931年5月1日，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这支由百余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性组成的革命部队，在战火中书写了一段传奇。

梁信被这段记录深深震撼。那些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背景的年轻女性，舍弃个人，为了更大的理想投身革命洪流——究竟是什么给了她们如此巨大的勇气？他热血沸腾，把自己关在招待所里奋笔疾书四天四夜，写下了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

梁信将剧本寄往各大影厂和杂志社，两年间杳无音信。直到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导演谢晋。谢晋看完剧本后，眼前尽是那双文学描述中“火辣辣的大眼睛”。两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电影筹备。

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谢晋没有停留在书斋里。梁信在深山老林中一呆就是三个多月，找到了娘子军连的连长冯增敏，以及当时分散在乡村的十几位尚健在的娘子军战士。至于后来成为标志性角色的南霸天，梁信在日后的自述中做出了澄清：吴琼花、洪常青和南霸天这些角色在动笔之前并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综合了无数人物特征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

谢晋导演的眼光独到之处还体现在选角上。男反派南霸天，他毫不迟疑地找到了“反派专业户”陈强。在此之前，陈强已在歌剧《白毛女》中出演黄世仁，还险些因为表演过于逼真在部队演出时被激愤的战士开枪误伤，留下了“演黄世仁差点送命”的经典轶事。六十年代初再次挑战反面角色，陈强决意突破脸谱化套路，用角色谈吐与肢体语言上的细致变化，塑造出一个与黄世仁截然不同的南方恶霸地主形象。他用“油头粉面”的视觉设计，点缀以捂眼逃跑等细节动作，不把它演成纯粹的凶残与狰狞，反而在第一反派的气质中赋予了一抹略显滑稽的人性色彩，结果反而让观众更加愤恨。

同样，女主角吴琼花的挑选，又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的一段佳话。谢晋在上海戏剧学院偶然看到一个女生在和男生吵架，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让他心头一动。这个名叫祝希娟的大四女生，事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第一个银幕上的吴琼花。为了演活娘子军，谢晋让她和其她女演员在烈日下军训、在田间地头劳作、扎绑腿睡土炕、枪不离手，生生将一群城市女孩“打磨”成了一支真正的红色娘子军。

1960年，彩色电影《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作为反一号的“南霸天”，被赋予了太多罪恶。他被定位为“本县土皇帝、民团总指挥、大地主”——在银幕上他目高于顶，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私设刑房、草菅人命。他不惜把女奴吴琼花活活打死到昏死，甚至当着她的面得意洋洋地与国民党军阀称兄道弟。老戏骨陈强凭借这个角色，荣获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并将奖项延续到1964年的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他说，一个成功的反派必须为观众带来“发自内心”的厌恶与仇恨。

二、历史与艺术的双重纠缠：谁才是“真正”的原型？

如果说南霸天在银幕上已经足够让观众恨之入骨，那么他背后的现实原型问题，则更像一团跨越数十年的历史谜云，至今让人唏嘘不已。

随着电影的走红，关于南霸天的真实身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真实的反动派陈贵苑。

在历史的真实图景里，南霸天最主要的现实血液，来自一个真实存在的“恶”——乐会县（今属琼海市）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

陈贵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海南当地手握武装，残酷镇压革命。1928年，他曾把冯增敏等革命志士关进乐城监狱，百般折磨。1931年6月，红色娘子军特务连成立仅一个月后，便参与了消灭陈贵苑盘踞的沙帽岭伏击战，并将其活捉。后经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公审，陈贵苑被依法枪决。然而，公审之后陈贵苑的命运在史料中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有记录显示，陈贵苑在沙帽岭伏击战中被娘子军活捉并最终被公审枪决；但也有资料指出，他的故事线被嫁接到了另一位民团头目冯朝天身上。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银幕上南霸天与红军作对、私人武装横行的基本特征，其骨与血直接来源于陈贵苑那一类真实的反动派。

不过也正因为各种史料记载不一，当陈强穿起长衫、梳起光亮的黑发，在银幕上施展一个恶霸地主的“政治手腕”时，他所呈现的南霸天已经融合了十数个甚至更多地主恶霸的影子——梁信曾在公开采访时坦陈，为了剧情的合理性，他甚至把海南不同恶霸地主的劣迹全部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而那位真正的、押上了所有家产与红军作对、最终被红色娘子军活捉并枪决的陈贵苑，更像是一个为南霸天注入骨骼的幽灵——艺术提炼反而抹去了个人存在的刻痕，只留下阶级符号。

第二种说法：被“豪宅”拖下水的晚清善人张鸿猷。

然而，在大多数后世媒体和民间叙述中，关于南霸天原型的“最大谜题”指向的却是一个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人——海南陵水县晚清拔贡张鸿猷。

张鸿猷（1855-1927年），1897年中丁酉科拔贡，被委派为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教谕。他出身教师世家，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为人亲和，颇受乡里尊敬。在张鸿猷去世四年之后——也就是1931年，红色娘子军才正式组建。也就是说，当红军女战士们在海南岛上冲锋陷阵的时候，张鸿猷早已长眠地下。他既没有迫害过谁，更没有与红军有过任何摩擦，南霸天这个人物的历史底色与他毫无关系。

那么，一位身故已久的开明地主，是怎么背上了“恶霸地主南霸天”的黑锅的呢？

一切要从1960年《红色娘子军》摄制组在海南选景说起。

当时，为了找到符合剧情中“南府”气质的拍摄场地，摄制组踏遍海南各市县，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豪宅。这一天，他们在陵水县看中了一座气派的深宅大院——张家老庄园。这座始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宏大建筑，占地达20多亩，共有砖瓦结构房屋50余间，设有花园书院、客厅赌场、仓库暗房、假山小溪、亭台楼阁，全部铺设褐红色进口地板砖，是当时琼崖地区最豪华的大户人家住宅。导演谢晋第一眼看到便敲定了拍摄地。他自然清楚自己选中的只是一个“外景地”，而房子主人张鸿猷与电影中的南霸天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电影上映后，事情迅速走了样。当全国亿万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南霸天从这座奢华的“南府”中走出时，一个误会被悄然树立——既然南霸天的家就在这里拍摄，那房子的主人不就应该是“南霸天”吗？从此，张鸿猷被外界顺理成章地当成了“南霸天的原型”。

三、张家后人的百年委屈：一座老宅压垮一个家族

在《红色娘子军》席卷全国之后，张鸿猷的后人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噩梦”。尽管他们的先人早在1927年就已身故，而且完全没有电影中南霸天的种种恶行，但数十年来，整个张家被外界钉上了“恶霸地主”后代这根耻辱的标签。

知情者眼中的张鸿猷，和他的“南霸天”骂名截然不同。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目前唯一健在的、亲眼见过张鸿猷的人——一再澄清：张鸿猷是个善人，从不欺压乡邻，家里没有家丁、枪支和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四姨太带孩子的女佣。这些说法在后来的《寻找英雄》一书以及大量文史资料中均得到了印证。

张家后人为此忍受了祖辈难以想象的痛苦。张鸿猷的曾孙张国梅至今记得1950年一家人从老宅搬出的那一刻——放学回家刚要进屋，几个陌生人拦住他，告诉他老宅已由政府征用，不再属于张家。他和父母把厨房里每一件物什搬离，内心五味杂陈。

此后，“南霸天后代”的身份让整个家族在村里抬不起头。老宅曾被改作县公安局办公场所，后又划归房管所成为居民杂居处。退漆的琉璃瓦、破裂凹陷的地板、剥落的墙皮，与盛传一时的“南霸天”印象形成惨烈对比。更令人无奈的是，越是没人住，当地人越是习惯于把这座老庄园称为“南霸天故居”，张鸿猷的真实生平和业绩几乎没人提，也没人愿意了解。

而女子特务连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的回忆，则给这场“误会之争”做了最权威的证词：“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

四、历史的真相与艺术的尊严

那么，南霸天究竟是谁？

答案或许比想象中更简单：他是一个艺术形象，不是一个历史人物。梁信本人也反复强调，南霸天和吴琼花等人一样，是“根据历史真实进行提炼而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是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罪恶的集体“艺术代言人”。

在艺术层面，南霸天取得了无以复加的成功。电影公映后创下当年8亿人口6亿人观看的盛况，主题曲“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成了一代人的红色记忆。南霸天与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一起，构建起中国人对“恶霸地主”最直观的认知图谱。

但问题在于，当银幕如此成功地将一个艺术角色植入人心时，一个善良、开明、晚清出身的知识分子张鸿猷，却因为那座奢华老宅以“南霸天原型”的身份被载入民间记忆。他生前一生从教，死后竟不得不“替”南霸天的恶行背负半个多世纪的骂名。这种错位背后，留下了太多值得思量的历史回味——好的艺术可以站在真理的根基上向阶级敌人发出宣判，但艺术一旦与真实历史人物错位、嫁接乃至误读，正义的镜像也可能在无意间使无辜者蒙尘。

2006年，当记者再一次走进张家老庄园时，眼前早已是满目疮痍。墙砖斑驳脱落，房顶瓦片破碎，杂草从坍塌的木梯间肆意生长。这座始建于19世纪末的豪门院落，如今只有褪色的玻璃瓦、破裂的地板砖、陈旧的木门在无声地面对每一个访客。紧靠老宅的二层小楼里，偶尔还能见到守在这片土地上的张家后人。有后人平静地对着来访者说：“这些年来，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历史归历史，艺术归艺术。爷爷的确不是英雄，但他更不是什么南霸天。”

或许，这正是百年“南霸天”故事最真实的结局：一座因电影而扬名的豪华庄园，最终在一场“艺术与历史纠缠”中，成为两代人命运悲欢的见证者。南霸天不会在银幕上消失，他会随《红色娘子军》的经典画面代代相传；但对于那个真实的陵水张家人来说，他们接过的不只是一个旧时代祖先留下的宅院，还有一部被误解重构的个人史。

面对南霸天，我们应该同时赞美艺术的精湛魅力，也应该保存人性的悲悯温度。就像张家后人在那残存的老宅屋瓦下低声说过的一句话：“让电影继续去演南霸天吧。只希望观众能分清——那是个戏，不是我们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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